不加引號的台灣部長

(Ajin 開口)

將底下報導與「台灣關係法」作一連接，從現階段到將來可能的任何軌跡，太明顯不過了。若台派沒有從其中掌握到一些非常明顯的脈動來作為台派實力的營養，那麼就繼續永遠地走街頭，保留法律追訴權吧！反正悲壯是很感動人的。

講明一些，所謂「中華民國」的正式地位就是「台灣政府」。「中華民國的總統」就是「台灣政府的負責人」，就這麼多。如此清晰的等價代換，連北京與中華臺北的高外都承認了，卻只有那些最基本教義的體制內改革台派還堅持抱著「中華民國」與其憲法法治。一些台派人竟然演變成是替「中華民國」在保衛神主牌，這讓人不捧腹，不打滾，能了嗎？

台派若能徹底理解將「台灣政府」取代「中華民國」之好用，那麼在這之下所有的選舉運作才能海闊天空，徹底把KMT將近70年的統治完全瓦解。就算還無法去除北京陰影籠罩，但最少已經讓KMT不能再繼續在台灣魚肉民眾了吧。最少台澎的法治會更公平吧！能讓KMT徹底從台澎政壇上蒸發乾淨，除了丟棄中華民國神主牌之外，無他。保這張牌，非但給北京染指的藉口，更不能讓台澎與中國切割。

好，既然中華台北與北京都認為是只有「台灣政府」，不再有「中華民國」了，台派何不順水推舟？來個喝采贊成！根本不必去罵死那廝又矮化，又出賣國格！那廝沒有啥國可以出賣啦！能賣台澎的僅有一方而已，山姆大帝啦！

都這樣了，國或不國根本對選票一點關係也沒有，也毫無幫助綠票的增長。認清、面對，向選民說清楚講明白現階段，不但能讓台澎與中國的界線更加清楚，也同時可以高唱不需獨立，卻反而能加速建國。糊塗了嗎？一點都不糊塗！怎說？

俺講累了，唱太多次了，口渴了！不再重複！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213/cc13taiwan/zh-hant/

不加引號的台灣部長

鄭東陽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4年02月13日

在200多名中外記者的注目下，中國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11日下午在南京與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鬱琦舉行了會談。繼巴厘島APEC短暫的寒暄後，張志軍與王鬱琦再次會晤並稱呼彼此官銜，張志軍稱王鬱琦為「鬱琦主委」，王鬱琦也稱張志軍為「張主任」。「名字+職務」是台灣人常使用的表達方式，而「姓氏+職務」則是中國大陸的慣用說法。

這次會談雖然只進行了兩個小時，但已經是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關係自1949年以來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兩岸官方的首次正式會面。過去二十年，兩岸之間只建立了准官方對話，退休或者現任兩岸事務官員分別以兩個准官方組織「海協會」與「海基會」負責人身份進行協商和談判。用大陸官方媒體的說法，這是白手套，展現的是兩岸中國人的「智慧」。

張志軍與王鬱琦兩位正部級官員互稱彼此官銜，似乎標誌著馬英九政府有關兩岸法理關係「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的論述正在被運用——北京對此迄未表態，卻在兩岸實務上儼然已接受此說。

對中國大陸長期關注台灣的記者來說，在寫報道或者專欄文章時最痛苦莫不過於各種稱謂。根據官方規範，由於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合法性，新聞媒體在報道台灣新聞時，不能直接稱呼台灣政府部門，不可以直接稱政府部門負責人的官銜。為此，1992年，中台辦等官方部門還出臺了《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目前正在適用的版本是2002年11月修訂版。這個長達25條的規定幾乎包含了對台灣的一切規範的稱呼。在北京的話語體系裏，涉台報道被認為是一項「政治性、政策性」很強的工作。

比如，應稱台灣政府為「台灣當局」或「台灣有關方面」，不使用中華民國，更不能使用中華民國紀年。馬英九的總統府只能叫做馬英九辦公室；台灣政府部會，如交通部，只能稱為交通主管部門，部長只能稱為負責人。此外，這個意見「建議」媒體對台灣政府部門的白皮書，可用「小冊子」一類的用語稱之，對台灣法律也只能稱為「台灣地區的有關規定」。更甚的是，台灣和福建閩南地區共同使用的漢語方言只能稱為閩南語，不能稱為「台語」，台灣少數民族也不能叫做「原住民」，正式檔中仍稱為「高山族」。

 一些市場化媒體為了方便編輯，會在這些名詞前加上引號，以表示引號裏的稱謂是不被承認的。我曾長期工作過的香港雜誌則尺度會大一些，可以直呼部長，但涉及到台灣中央這一層級，比如總統、立法院等，則必須加引號。長期適應這樣的工作習慣，讓我在閱讀今天中國大陸各大官方媒體報道時有些不習慣。陸委會不需要加引號了，也不再被稱為台灣大陸事務主管部門。王鬱琦這次到訪，讓陸委會成為第一個可以被直呼其名的台灣政府部門（在這之前陸委會被稱為台灣大陸事務主管部門），而王鬱琦也是第一個可以稱呼，無需加引號的台灣部長，但僅限於國台辦與陸委會官員會面的場合——大陸官方媒體稱呼王鬱琦但仍以陸委會負責人稱謂，迴避敏感的主委官銜。這意味著，北京對其他台灣官方部會仍一律不承認；而且除國台辦，大陸其他部門亦一律不會承認陸委會官員及官員正式職稱。中共其他部門一律稱其「王先生」。

條條框框不僅僅是在稱謂上。台灣媒體的報道稱，王鬱琦此次出訪南京上海，已向陸委會轉達陸方要求，包括三個不能提：全程不談政治議題，不能提中華民國；不能提人權、民主、法治和總統（不過王鬱琦在週三參觀南京中山陵，表達對孫中山敬意時稱，孫中山先生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已經103年）。此外，拜祭中山陵只能以王鬱琦自己、不能以「代馬英九致祭」的名義祭拜；在南京大學時，由於學生已放寒假，與會者與提問者將由大陸安排。與上海涉台學者的座談，與會者也由陸方指派。而台灣立法院也通過了民進黨與台聯黨黨團的提案，對王鬱琦提出了要求，不得與中國大陸簽署任何檔或發表任何形式的共同聲明，也不得接受或呼應「一中框架」、「反台獨」等「危害主權主張」。如有違反，陸委會諸位須負「政治責任」，且返台後須到立法院項目報告。

可以看出，兩岸官方尤其是北京，對這次被台灣媒體稱為不亞於「汪辜會談」的歷史性會談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北京公開提出希望兩岸建立國台辦與陸委會的常態性工作機制，為兩岸政治對話與談判鋪路，但又擔心「張王會」可能造成「兩個中國」的誤讀。

在稱謂這方面，台灣官方也曾有類似的規範，比如在各種可查詢的官方檔或者新聞通稿中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共當局等。不過，上世紀80年代末期台灣開放黨禁報禁至今，政黨輪替成為常態，教科書都經常因藍綠執政黨的主權立場發生改變，更不可能對如何稱呼對岸等問題進行規範。而隨著民主化的深入，主權立場完全相悖的媒體對中國大陸的稱呼也不盡相同。比如親綠營的媒體會稱對岸為中國，親藍的媒體則稱為中國大陸或者大陸，至於大陸政府部門和官員職務，早就可以直呼本名。馬英九在2012年曾強調，應該稱呼對岸為「大陸」或者「中國大陸」，內地、中國這兩個說法是不正確的，但也僅僅只是適用於官方場合，對民間組織與媒體如何稱呼，無特別要求。

稱謂的背後其實是對彼此主權、治權的定位問題。台灣在1991年宣佈「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時任陸委會副主委的馬英九，作了一個題為《終止動員戡亂後對中共及兩岸關係之定位》的報告，根據這份報告，中華民國之主權及於大陸全境的立場不改變，但仍然堅持「現階段我政府與中共政府不作政治性、實質性接觸」。比較重大的調整則是放棄以「戡亂」方式統一中國，與此相對應的是不再視中共為當然的「叛亂團體」，同時將中共定位為「實際控制大陸地區之敵對政權」。而早在1988年，國民黨十三大時，執政黨國民黨的大陸政策已經開始強調必須將「中共與中國分別界限，大陸同胞與中共政權分別對待」。而近年來，馬英九提出的「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只不過是國民黨執政期間的台灣官方一貫態度的總結而已。

1991年，馬英九作上述報告時，曾引發台灣媒體討論有關中共的定位和稱謂問題，最後媒體和知識分子基本達成了一致——所有名稱均應隨事實自由變換，窮究中共定位問題，不過是自縛手腳。比如，馬英九母校台灣大學法律學者傅昆成就批評這份報告，「兩個政治實體之間，只要決定要不要往來即可，何須一定先定位？」

類似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案例在世界其他地方似乎很難找到，韓國與朝鮮，雖然還保留著統一部，但彼此之間的稱謂也沒有如此複雜。在一些內戰國家，會稱反政府叛軍部隊為「交戰團體」或者「反對派」，來滿足其必須與反政府武裝打交道、維護其控制區內本國利益的需要。因此類似於「當局」、「交戰團體」，一般只是第三國才運用的法律術語，用來區分一個國家內的兩個政權，哪個是自己承認的合法政府。但顯然在這個問題上，北京不僅對被視為內部事務的台灣問題如此，對其他國家的內部紛爭也持類似的態度，比如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中，最後一個與利比亞反對派接觸的國家，而這個舉動已經被外界視為相當大的突破。

不得不承認，站在北京的立場，有條件承認陸委會——台灣官方基於中華民國憲法處理與「非自由地區」事務關係的政府部門，已經是極大的進步。但一個局部不需要使用引號的台灣部長也顯示，大陸官方一直希望兩岸儘快進行政治性協商，如今真有機會，反而謹小慎微。台灣《聯合報》的評論認為，大陸官方對兩岸政治談判雖喊得震天響，但內部對台灣政治定位卻是「有討論而無結論」，對民主自由更敬而遠之。

也許，相對於定位問題，後者才是核心問題——兩岸交流日益頻繁的現實讓北京認為「統一」之路變得越來越近，但也讓一個更為真實、可以接觸的台灣展現在大陸青年人面前，儘管台灣沒想像中那麼好，何況馬英九在大陸網絡世界裡擁有眾多粉絲，獲得的好評比他在台灣高得驚人。

鄭東陽是專欄作者，前香港《鳳凰週刊》編委，長期關注兩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