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的甲午魔咒

(Ajin 開口)

爭霸其實是一個非常愚笨，又容易掉進的陷阱。大英帝國始起於維多利亞女皇時期的海外擴張，維持了兩百多年，且餘蔭到現今美國與大英國協。這個大英帝國可說是地球上沒有被絕滅，且成功轉化成現代邦國的唯一例子。其他的任何帝國，都已經消失了。

中國崛起，說真的，若對他邦不產生威脅，且讓周遭邦國感到舒服，容易相處，當個人人喜愛的好鄰居，光那個超廣人口所產生的市場，有誰能不心服口服地稱拜土龍為老大？

然而，北京頭子的腦筋確實打結了。歷經幾代領導人下來，還是一味地以威攝要來降服鄰邦，以武壓制，而不是以德服人。這要讓鄰居眾邦心服口服，難也！尤其是加上天朝心態，奢想讓國際朝貢，是曰「中華復興」，這豈不是增添更大麻煩，尤其是在一個資訊發達，人人各邦有自主的尊嚴下，豈會任憑壓制？結果只讓土龍自己在龍穴附近，越搞越不受歡迎罷了。

日本鬼子，沒錯，70年前確實不該發動侵略戰爭，所以二戰時應該受到修理，制裁，懲罰。然而，即使日本戰敗，還是不可能徹底消除。如今，把桃太郎與土龍拿來比較一下，很顯然的，土龍呈現大塊頭的份量，而桃太郎充其量也不過是個短小精幹而已，何況如今土龍已經是人人驚怕的大國。

這現狀下，土龍難道沒有比騷擾釣魚台更好的辦法來讓桃太郎願意心服口服地臣服嗎？俺說，方法多的是，而且都可以讓桃太郎爭先恐後地要來當土龍的伙計，根本不必動用到歷史恩仇的民族主義，掀起雙方互相肚爛的火焰。換句話說，連續三，四代的北京領導群完全沒有創意，也沒有新概念來解決以歷史角度切入的不可能任務。

俺要說一句墓誌銘了：「歷史的恩怨，只有不重覆歷史軌跡才能解決。」

試問，要讓山姆大帝從東亞消失，最基本的條件不就是東亞之邦根本不歡迎山姆大帝，這不就解決了嗎？要是三胖也希望山姆大帝的垂青，泡菜姐也期待山姆大帝的支持，桃太郎更緊扒著山姆大帝不放手，那土龍再如何大尾嚇人，又能作啥？土龍該作的豈不是需讓東亞各邦都可以安安心心地拋棄山姆，自動投懷送抱到北京嗎？

最淺顯的，假設桃太郎與土龍加泡菜姐都一起嘻嘻哈哈，高高興興地相處在一起，光想那個境界，再多的山姆，也完全不可能左右這個實力壯大的富裕東亞集合？何需共主？何需大頭頭？現代社會的結構還不足夠說明相互尊重乃是長久的生存之道嗎？

要是能做到如此，何必管他山姆大帝在東亞的角色？這是非常淺顯的道理，但龍宮內的高臣就是看不懂，聽不見，還一直中華，中華的，奈何！難道至目前還不明白維持著日本與中國的對立，那是讓山姆大帝立足在東亞的充分條件？只要山姆趕不走，中華要出頭天，那就維持在有中國夢最美的階段好了！

目前山姆大帝之所以趕不走，那是因為土龍角色所導致的咩！一切在土龍的一念之差。只要稍改變個角度來看，只要將角色稍微調整，山姆大帝在東亞即可被蒸發的。

http://chinese.wsj.com/big5/20140211/EDR075436.asp?source=UpFeature

2014/02/11 07:54:36

上一個甲午年中國在幹什麼？                   / 劉罡

中國的幹支紀年60年一輪回，隨著農歷馬年的到來，又迎來了一個甲午年。中國人對甲午有著慘痛記憶，120年前的那個甲午年發生的中日戰爭，是中國命運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此役戰敗對中國的沖擊，遠超此前兩次“鴉片戰爭”的打擊，此後中國的國運一路急轉直下，直到半個世紀後抗日戰爭勝利才開始觸底反彈。今年又逢甲午，且中國和日本這對“東亞雙雄”又開始了劍拔弩張的緊張對立，面對這種歷史巧合，一個人即使不是歷史宿命論者，怕也忍不住想要將1894年的中國與當今的中國進行一番對比。

然而，在1894年和2014年這兩個甲午年之間，還存在著一個離我們更近的甲午，那就是1954年。經過60年的歷史沉澱回首望去，我們不難從那一年找出一系列現在看來對後來的中國社會產生了顯著影響的事件。

據新華社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和《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記載：

1954年4月26日－7月21日，新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和增設一些中央工作機構，各中央局相繼撤銷，所有分局也陸續改為省（區）委，中共中央直接領導各省區市黨的工作，中共中央建立中央秘書長會議，代中央處理日常工作，鄧小平任中央秘書長。

9月15日－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舉行，通過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為副主席，劉少奇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宋慶齡等為副委員長，決定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毛澤東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10月7日 經中央軍委批準，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成立。

11月9日國防部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薪金、津貼暫行辦法》，自1955年1月起開始實行。長期實行的供給制為軍官薪金制所代替。

從1954年發生的上述事件可以看出，“大國地位”、“憲政”、“中央再集權”、新疆問題以及公職人員待遇等幾個當前的社會熱點，在那一年都有重要的相關事件發生或相關政策出臺，而且這些事件和政策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

確實，無論是從1954年當時看，還是從時隔60年的今天看，1954年的中國似乎都站在了一個通向昌盛時代的入口處。

史達林於1953年的去世，不僅促使拖了三年的朝鮮戰爭得以達成停戰協定，使中國在從戰爭泥潭中脫身的同時終於可以安享這場戰爭給中國的國際地位帶來的提振，使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不用再擔心它因這場戰爭而大幅飆高的民眾支持度會由於戰事失利而跌落。

毛澤東也抓住史達林去世、蘇聯領導層一時間陷入最高權力真空的有利時機，拿掉了深獲史達林賞識的“東北王”高崗，並以此為契機撤銷大區一級的黨政機構，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各省區市黨的工作，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脫穎而出，為他日後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打下了基礎。

1954年，還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年5月－1957年）開始後的第一個完整年份。這個五年計劃期雖然在1956年時出現了全局性冒進現象，在1957年時發生了大規模“反右”運動，但整體看來仍是中國歷次五年計劃中實施最成功的一次，而1954年中規中矩又可圈可點的經濟表現無疑為一五計劃的總體評分貢獻了相當重要的一筆。

然而，就在1954年順利開局後不久，中國的歷史軌跡開始出現偏差，此後歷經“反右”、大躍進與十年“文革”，中國離昌盛局面越來越遠，走過了一條長長的歷史彎路。無獨有偶，1894年戰勝清王朝而一舉躍升亞洲最強國的日本，在那以後的國家發展也漸漸走上軍國主義歧途，以至於到二戰後亞洲的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贏得國家獨立時，日本這個曾經是亞洲絕無僅有的主權獨立國家卻落入了被佔領國的命運。

現在回過頭去看，在1894年和1954年這兩個分別標志著日本和中國開始步入國運昌盛期的甲午年，兩國卻都分別走入了過度自我膨脹期，越來越不能清醒地認識自己，也越來越無法看清別的國家和時代大背景，最終只能喝下自釀的苦酒。拿日本來說，它之所以能在甲午戰爭中一舉打敗自己上千年都無法擊敗的中國，歸根到底靠的是它在學習、消化西方先進科技方面領先於中國；對中國而言，志願軍之所以能在朝鮮戰場上抵擋住美國軍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朝鮮戰爭後期中國軍隊在蘇聯的幫助下武器裝備、空戰能力以及後勤保障都有質的提高，難以想像志願軍以剛剛入朝參戰時的裝備和後勤能夠在第五次戰役失利後阻止住美軍的強大反攻。

但日中兩國在總結自己由弱轉強的原因時，卻都有意無意地選擇淡化時代大背景的影響，而越來越強調精神因素對自身成功所起的促進作用。1894年甲午戰爭得手後，日本開始日益強調武士道精神對日本軍事實力的推動作用，並將缺乏武士道精神作為美國的一大軟肋。但英國哲學家羅素早在1922年時就預言說，在現代戰爭中，武士道精神毫無用處，如果美日兩國交戰，哪怕歷時10年，最終必然是日本敗北。20多年後的二戰結局証實了羅素的先見之明。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將志願軍在朝鮮戰場表現出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日益拔高，在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中也越來越強調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以至於後來竟出現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荒唐提法。

由此看來，不注重總結成功經驗固然不行，但如果錯誤地總結了歷史經驗，卻有可能使國家的發展誤入歧途，而一個國家當它似乎一隻腳已經邁入輝煌時代的大門口時，也恰恰是它最容易因錯誤總結歷史經驗而走上歧途的時候。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也就是說，治國理政必須時時刻刻秉持“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而人當勝利在望時往往容易喪失謹慎，過度自我膨脹，日中兩國在上兩個甲午年的經歷生動詮釋了這一點。

在2014這個新的甲午年來臨之際，中日兩國似乎都有理由認為自己的一隻腳已經邁入了成功的大門。中國經過30多年的快速經濟增長，領導層似乎已經看準了未來的成功之路，自信心溢於言表；而“安倍經濟學”的發力，也使日本看到了擺脫20多年經濟低迷局面的曙光，更為日本領導人推動日本通過修憲而成為“正常國家”平添了底氣。

在這種時候，政治家尤其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歷史經驗”蒙蔽了雙眼。拿中日關系來說，近現代史上，日本因甲午戰爭打敗中國而開始成為世界強國，中國在二戰日本投降後躋身世界五大國之列，國運開始否極泰來，如果簡單、機械地總結歷史，很有可能會得出中日兩國一山難容二虎、一國的崛起必然要以另一國的衰落為代價的結論。

然而古希臘哲學家 赫拉克利特早就說過，人不能兩次跨入同一條河流。歷史的發展進程決不可能只是簡單的重復，大國爭霸遊戲也不可能總按同一腳本上演。在中日兩國正被強大的歷史認知慣性拖入一場仍按19世紀、20世紀習慣出牌的大國競爭遊戲的當下，說不定大國角力的舞臺和規則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著變化，印度裔人士近年來在美國金融、科技等行業的顯著崛起或許就具有某種風向標意義。也許60年後再回首看今天，中日兩國的人士又會像我們現在看1894年和1954年那樣，不由得要發出一聲替前人惋惜的慨嘆。

對時下的中國人來說，瞭解上一個甲午年中國在幹什麼固然有必要，但想一想那個甲午年中國本應該幹卻最終沒能幹成的事，或許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