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茨：技術不能拯救世界
比爾•蓋茨(Bill Gates)說，電腦拯救不了世界——不管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以及矽谷其他人怎麼看。互聯網的威力根本幫不了全球最貧窮的人群，倒是根除某些疾病有望造福于窮人。
蓋茨自稱是技術統治論者（technocrat）。但他不相信技術能夠拯救世界。或者更準確地說，他不相信技術能解決發展中國家根深蒂固且相互關聯的問題：疾病、貧困，機會匱乏和由此帶來的絕望。“我當然喜歡IT的玩意兒，”他說，“但當我們要改善人們的生活時，你得處理一些更為基本的事情，如兒童的生存和營養。”
如今，對於技術如何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似乎美國西海岸的每一位億萬富翁都有著同一個願景。這種新共識的核心內容是，互聯網是一股推動社會和經濟改善的不可回避的力量；網路互連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公益。正是這種觀點促使紮克伯格最近制定了一項旨在幫助全球民眾都能上網的計畫。目前在全球範圍內還有50億人未能連接網路。這位Facebook的老闆稱，此舉是“我們這代人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但在被問及讓全球人都能上網是否比找到瘧疾疫苗更重要時，微軟(Microsoft)聯合創始人、世界第二富豪蓋茨絲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怒：“優先普及互聯網？這簡直是開玩笑。”
接著，蓋茨的語氣又回到了他在辯得最起勁時常常流露出的那種嘲諷上，他說：“就拿這種瘧疾疫苗（這個）我正在琢磨的古怪玩意來說吧。嗯，哪一個更重要，網路連通性還是瘧疾疫苗？如果你認為網路連接是重要，那很好。但我可不這麼認為。”
58歲的蓋茨仍舊是年輕時那般缺乏耐心和求知心切。近40年前，他從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輟學，後來締造了全球第一家成功的軟體巨擘。此時此刻，他坐在西雅圖華盛頓湖(Lake Washington)畔的辦公室裏，心態比以前更輕鬆。他的髮型也更為講究，舉手投足間更明顯地散發出成熟男人（他的孩子已進入青春期）那典型的自嘲氣場。但那始終如一的知識份子的特性，使得他仍忍不住要對那些他認為荒唐的想法嘲笑一番。本次專訪結束後，他的助手們打電話來，試圖說服我不要報導他對紮克伯格的評論——作為一名跨越科技界和慈善界的資深政治家，眼下挑起爭論可不是上策。
但很難回避的一個事實是，蓋茨的言論往往與新一代技術統治論的億萬富翁們格格不入。他是第一個想像電腦計算可能滲入日常生活的人，當年微軟的使命就是讓每張辦公桌上和每個家庭裏都有一台個人電腦(PC)。但當別人津津樂道互聯網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時，他卻不抱任何幻想，認為互聯網對改善世界窮人的生活不會起到太大幫助。
他說：“創新是件好事。人類的生存條件正因創新而不斷改善，暫且不提生物恐怖主義和幾個註腳”但是，儘管“科技是神奇的，但它根本不能按照我們設定的時間表卻造福最需要幫助的人們。”
蓋茨說，他曾向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湯瑪斯•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提出這個觀點，當時弗裏德曼正在著述《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2005年出版的這本書，最終成為一部突顯歷史仿佛就要終結的樂觀情緒的著作。這種樂觀情緒是伴隨中國和印度進入全球勞動力市場出現的，而這種轉變正是在互聯網革命的幫助下實現的。蓋茨說，“好吧，可以去看看印孚瑟斯(Infosys)在班加羅爾的商業中心，但不妨觀察得到位一點，到距那些中心3英里外的地方去看看那些生活在沒有廁所、沒有自來水環境中的人們。”“世界不是平的，在人類需求階梯上，PC排不到前5位。”
正是基於這樣的觀念，蓋茨將自己的財富以及大部分時間投入到慈善事業。其他億萬富翁或許幾乎把行善當作自身社會地位的一種標誌，但對蓋茨來說，這是一種道德需要。他表示，自己之所以決定投身于防止發展中國家兒童死亡或提高美國教育水準這樣的事業，是因為在道德層面經過了仔細的考慮。
他援引對沖基金經理保羅•辛格(Paul Singer)曾提出，為什麼會有人捐錢給某個博物館興建新的側廳，而不是把錢花在預防可能導致失明的疾病上。“從道德層面說，這樣的舉動就等同於我們把1%的博物館參觀者變成盲人。”他說，“就因為博物館有了新的側廳，他們就願意冒這個風險嗎？嗯，也許這個變成盲人的構想野蠻了一點。”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為慈善事業大開支票的蓋茨，現在和其他人物相比很可能擁有影響更多人生活與健康的威力。1997年，他與妻子共同設立了“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5年前他從微軟的全職崗位上退下來後，一直致力於該基金會的工作。如今，該基金會每年支出近40億美元。很大一部分資金被用於在發展中國家抗擊瘧疾或資助接種疫苗預防傳染病，以求改善健康狀況、擺脫貧困。這一數字接近2012年美國政府全球健康倡議支出的一半。
在許多方面，蓋茨都堪稱成功高科技創業家的典型代表——他是充滿激情的電腦狂，幾乎單憑遠見和鍥而不捨就締造了一個產業。但是，對於一代曾效仿蓋茨的、有抱負的技術夢想家來說，儘管蓋茨的偶像地位仍不可動搖，但他的職業生涯軌跡已經光環褪去，包括連環創業家彼得•迪曼蒂斯(Peter
Diamandis)也這樣看待蓋茨，迪曼蒂斯曾創立X
Prize，該組織在1996年設立了一項1000萬美元的大獎，擬頒給首家開發出亞軌道太空火箭的私營機構。迪曼蒂斯喜歡宏大的構想，他的最新創意涉及從近地小行星上開採礦物。
迪曼蒂斯認為，致力於減輕窮苦人群苦難的蓋茨基金會，有點像20世紀早期“強盜大亨”的那種慈善，像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和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等人的作為，他們建立並利用壟斷企業來發跡，然後在晚年將向崇高的事業大筆揮豪。他說，與之不同，最新一波技術夢想家致力於締造能夠改變世界的全新產業。
實力達到頂峰時的微軟，曾試圖利用其在PC領域的壟斷地位，在計算行業賺取最大化的利潤，這種做法使得競爭對手和初創企業對其又恨又怕。如今，隨著PC產業日漸衰落、微軟的領導地位和發展方向受到質疑，儘管微軟仍是市值僅次於蘋果和穀歌後的第三大的科技公司，矽谷人士在談到微軟時流露出的則是近乎不屑的語氣。
蓋茨不願回答有關微軟的問題。不過他說，與一直以來外界的猜測相反，他無意像當年史蒂夫•約伯斯(Steve
Jobs)回去重振蘋果那樣再度執掌微軟。他還承認，目前他花在微軟身上的時間遠多於預期水準，他離開時確認的是每週一天。蓋茨仍是微軟董事長，他參與物色接替史蒂夫•鮑爾默(Steve
Ballmer)出任首席執行官的人選，他說他仍與公司的某些產品小組定期開會，並預計會在下一任掌門人獲得任命後，投入相當的時間與其合作。
同時蓋茨還對迪曼蒂斯有關締造新產業比捐錢搞慈善更有益於世界的觀點給出了尖銳的反駁：“一個產業只有能夠滿足人類的需求時，才是有價值的。不存在，至少在我心中不存在“我們需要新產業”的概念，我們需要的是孩子健康成長、人們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
要讓世界根除小兒麻痹症這樣的災禍，光有金錢是不夠的，雖然雄厚的資金必然是有益的。我們還需要深遠的思考、組織技巧、以及用新理念來對付老問題的能力。這些也恰恰是用來創建一家成功高科技企業的要素。但這一次，首席執行官比爾•蓋茨不得不讓位于一個世人不太熟悉的人物：外交家的比爾•蓋茨。
當蓋茨基金會在5年前決定優先努力根除小兒麻痹症時，全球範圍抗擊這種疾病的努力正舉步維艱。在世紀之交前後，當時已經進展10多年的項目在現實面前非常無力，那些仍存在小兒麻痹症病例的國家裏，疫苗接種的覆蓋尚未達到能根除疾病的水準。這些致力於該運動的組織，比如長期領導這一努力的商業團體“國際扶輪社”(Rotary
International)“似乎有點天真地認為一切都在正軌上，但事實卻並非如此。”蓋茨說，“有人認為一切照常就會達到目標，但這不會成功，我們必須跳出這種想法。乾脆放棄也許比一切照常更好，但那將是非常可怕的。”
蓋茨似乎最喜歡挑戰“一切照常”，他經常為此展開更為深遠的思考。同樣的動力促使他反思人們熟悉的慈善做法，並最終決定把自己的大量財富花在為重大問題尋找解決方案這一緊迫任務上，而不是進行小打小鬧的捐贈、到頭來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儘管霍華德•休斯(Howard
Hughes)和制藥業大佬亨利•惠康爵士(Sir Henry
Wellcome)創立的基金會，在其創始人去世幾十年後仍位居世界上少數財力極為雄厚的基金會之列。蓋茨基金會則計畫在蓋茨夫婦去世後的20年內捐出所有資金，然後進入清盤程式。
撼動自滿、挑戰思維惰性的本能，並不總能讓蓋茨贏得朋友。為根除一種疾病而押上自己財富和聲譽的做法，還有可能被人指責為“虛榮”——“自我慈善事業”指的就是這種情況。當牽扯到超級富豪時，這種慈善可能會扭曲目標。根除一種疾病的案例以往只發生過一次——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980年宣佈天花已被根除。若能幫助資助和組織根除第二種疾病，蓋茨基金會將一躍成為全球健康領域最重要的私人慈善機構。此舉還將為該基金會奠定基礎，利於將目標轉向其希望最終根除的其他疾病，為首的就是瘧疾。
有人質疑根除疾病努力的價值，認為若按被挽救之生命的直接數量來衡量，其他善舉會不會是更好的投資。面對這些質疑，蓋茨表示不屑。“‘根除’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他說，“零是一個神奇的數字。你要麼盡一切努力來達到零，然後對自己實現了目標感到欣喜；要麼在接近目標後放棄努力，然後發病率反彈至原有水準——在這種情況下，你白白浪費了大量信譽、精力和資金，而這些你原本可以投入到其他事業上。”
有賴蓋茨基金會的支持，小兒麻痹症在印度已得到根除。但這種疾病在阿富汗、尼日利亞和巴基斯坦仍然流行，偶爾還蔓延到鄰國。這三個國家仍是世界上最難開展慈善工作的，在巴基斯坦，塔利班曾對疫苗接種小組實施炸彈襲擊，並指責他們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同流合污。這一事實實則說明了為什麼在“根除”努力啟動近30年後，小兒麻痹症仍然存在。能否根除疾病與科技是否取得進步關係不大，儘管在這一努力中，新疫苗（這些疫苗更直接地瞄準現存疾病類型）的研製工作起到了幫助作用。
在發展中國家開展針對小兒麻痹症和其他疾病的免疫活動，最大的挑戰之一是把疫苗運送到需要的地方，並在這一過程中確保它們的溫度保持在2至8攝氏度的狹窄溫度範圍內，以防它們變質。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所謂的“冷鏈”：從區域配送中心的大冰箱，到接種人員手中的接種箱。運營“冷鏈”需要進行周密的後勤組織。經常發生的情況是，製冷所用的煤油或其他燃料供應短缺，或者設備陳舊，年久失修出現故障。蓋茨稱，這樣的問題技術含量太低，難以吸引世界上最優秀的大腦。“遺憾的是，這是一件很平凡、實際的事，”他說，“從科學的視角看，它不夠‘性感’。”
此時商人蓋茨對激勵機制的理解是非常有用的。由於所需的冰箱數量不夠、不能為製造商提供一個有利可圖的市場，蓋茨基金會不得不預先作出財務承諾。他補充說，疫苗製造商的商業模式使得它們沒理由降低生產成本、讓自己的產品在價格上更合適。在發達國家能夠開出的價格，足以覆蓋它們的高成本。如果它們因改變自己精心調校好的生產工藝而釀成任何差錯，那就可能危及現有業務。“這與科學無關——這個問題是，你如何才能製造50美分的疫苗？”
瞬息萬變的科技行業的參與者所熟悉的管理方法也被引入。包括採用快速的試誤週期——新的科技公司往往會先進行試誤，然後再砸下重金將其中一種管用的設計方案投產，這個過程稱為“規模化”，目的是讓它們搶在競爭對手出現之前獨佔一個新市場。
在國家層面負責實施的高級專案官員艾普瓦•馬爾雅(Apoorva Mallya)認為，他們之所以能夠在印度成功根除這種疾病，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將大筆資金投向了地方性的項目；這類項目本已具備在全國有效實施的潛力，但因規模過小影響力不足，包括在疫苗接種活動開始之前向各區和街道指派社區動員者，由其組織婦女開會，克服不信任或抵制情緒。他說：“我們介入其中並提供資金，讓他們在印度各地大規模推廣。”
從高科技行業借鑒的另一種方法涵蓋了更有效的資料收集和分析。如果有太多兒童“漏網”，疫苗接種努力就會失敗。為了更好地掌握行動的效果，蓋茨基金會資助了一些調研小組，用統計抽樣來判斷是否已達到足夠高的接種率水準。
為了更細緻瞭解疫苗接種項目的各項成本，蓋茨基金會還引入了一些測算手段。負責該基金會疫苗接種工作的奧林•萊文(Orin
Levine)表示，如果沒有這些資料，就很難知道應當在哪里集中注意力，才能使全球健康計畫變得更加有效。他解釋說：“目前我們並未把整個系統中的各項成本都細列出來，也就是說很難說某一領域的某項創新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
在微軟這種以工程為中心、理性至上的企業中，人們對這種嚴謹不會陌生。但在由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和慈善機構組成鬆散聯盟的全球援助領域，局面則更為混亂，很多機構是在僅掌握部分資訊的情況下開展工作。在這樣的環境中，要貫徹這樣的紀律難免吃力不討好。學會在該領域工作是蓋茨作出的最大調整之一。
“人們不理解數位和系統思維、不理解科學和邏輯，這沒什麼，”蓋茨說——儘管他那出了名的不耐煩令我不敢全然相信他的這一說法。“我只需要一半參與者真正以合理方式思考，我可以說，嗨，這是變革理論，你要明白，如果不（按照變革的要求）去這麼做，就會徹底搞砸。”
與許多白手起家的商人一樣，蓋茨也擔心政府應對某些最緊迫社會問題的能力。他的這種擔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的親身經歷。10多年前，他與美國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圍繞微軟是否曾採取非法行動維護其PC軟體壟斷地位展開過較量，並最終成為戰敗的一方——儘管與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達成的和解挽救了微軟，倖免不必按照此前法官命令的那樣強制分拆。
蓋茨稱自己是一個天生的樂觀主義者。但他承認，與美國政府之間的那場鬥爭嚴重挑戰了他的信念，他原來一直相信最終勝出的總是最好的結局。他以一種典型的、歸納總結歷史的語氣宣稱，政府“總的來說在改善人類生存條件方面很好地發揮了自己的作用”，在美國，自1776年以來，“政府發揮了絕對核心的作用，推動實現了一些壯舉”。但是，這並沒有緩解他的不安。
“你越接近第一線、看到臘腸是如何製作出來的，就越有可能說，天哪！這些傢伙其實對預算一頭霧水。你不由得會想：如果讓他們去做些複雜的、在專業管理方面有點深度的事情，比如在美國運行一個有影響又具有成本管理的醫療系統，他們能夠辦到嗎？這有點懸。”
問題不只是政府可能無法勝任相關任務。按照這種分析，多數國家的民主進程也在艱難應對現代世界帶來的種種問題，讓選民承擔他們顯然很難履行的責任。“有人主張，讓所有人都去投票、就某些領域中日益複雜的課題形成一個意見——而在這些領域中，你也許會認為，那些貌似……容易的答案並不是真正的答案。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面對當前這些問題的民主國家，在此類事情上做得到底好不好”
按照他自己的估計，與修復美國醫療體系相比，蓋茨基金會應對的全球健康和發展問題要更加直截了當。但這項工作要求他習得新的技能：培養與政界人士接觸的意願，修煉外交手腕和說服力的內功。蓋茨基金會所做的遠不只是發放資金，該基金會擁有1000多名工作人員，並立志要針對問題塑造整體上的解決戰略。要想產生實際影響，它必須與各類政府機構和其他組織建立合作關係，這迫使蓋茨這個不妥協和不耐煩的科技行業領袖學會跟人打交道。
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稱，蓋茨一直密切參與爭取必要政治支持的工作，甚至在區域和地區層面上也是如此。例如，蓋茨說，他與印度比哈爾邦邦(Bihar)備受好評的首席部長尼蒂什•庫馬爾(Nitish Kumar)結下了很好的私交，以確保後者能夠鼎力支持疫苗接種。
然而，在全球發展這個領域，有時僅僅做回比爾•蓋茨就足夠了：他的名氣和財富會自動產生魔力。“如果……我需要去印度議會說，‘讓我們認真對待疫苗接種工作’，那麼沒錯——由於我拿出自己的大量財富、全身心地投入這項事業，而且我是個技術官僚——這一切可能相當有價值。”
不過，如果說進行此類關注國際發展的外交活動需要習得技能，那麼有些東西是一直沒有改變的。曾與蓋茨共事的人幾乎都會談到他對工作的高度投入。在前往發展中國家的旅途中，他馬不停蹄讓周圍的人筋疲力盡。在蓋茨基金會內，他展現出了曾經鼓舞（並且累壞）微軟產品經理的那種耐力。“他要和我們一起做那些最瑣碎的事。他會參加我們的4小時會議，逐頁審閱幻燈片。”在該基金會負責冷鏈完善工作的拉賈•拉奧(Raja
Rao)表示，“我見過他坐在一個房間裏，連續11個小時不停地談論技術、吃零食、喝健怡可樂(Diet Coke)。”
在蓋茨俯瞰華盛頓湖的辦公室裏，書架上擺放著很多關於蓋茨所抗擊疾病的科學著作。據蓋茨基金會的人介紹，憑藉著標誌性的勤奮，如今蓋茨對這些疾病有了深刻的個人理解。蓋茨是一個博覽群書的人，他有一個保持了很久的習慣，那就是每隔一段時間暫時告別日常事務，專心閱讀和思考自己選擇應對的重大問題。他在談話中也頻頻引用不同作者的觀點。哪怕得到最小的由頭，他也會滔滔不絕地介紹不同類型的小兒麻痹症和疫苗，然後又說，基因測試顯示，這種疾病如何一度在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地持續出現和傳播，儘管極少有疫情全面爆發的情況。
當年的蓋茨正是憑藉這樣高強度的思維和對細節的掌握來領導微軟的，它催生了能夠主導高科技行業的那種文化——也催生了最終招致監管反彈的越線行為。“我在20多歲時是那種繃得非常緊的人，非常沒有耐心。”他說，“我並不認為自己在這兩方面已完全改變。只是希望自己變得更有分寸了。”
不過，如果說蓋茨的舉止已變得更有分寸，那麼他的不妥協態度可以說仍十分明顯。蓋茨的計畫旨在拯救世界上一些最貧窮的人群，使他們擺脫這個有時對苦難視而不見的世界帶給他們的命運。就該計畫而言，蓋茨的不妥協態度既是最強大的資產之一，也是最大的障礙之一。明白如何在不得罪人的情況下追求堅定的個人邏輯，對他而言仍是一種需要進一步修煉的內功。
蓋茨說：“在兩三年前的一個會上，當有關人員未能周密考慮根除小兒麻痹症的專案時，我的態度相當不客氣。”他向與會工作人員傳達的資訊是：“這種思路可不行，它不夠好，不能讓我們達到目標。”
不過，“新”的蓋茨並沒有打算不去想這件事了。會後，他做了世界各地的有家男人在這種時候都可能會做的事：“我對梅琳達說，我在這事上太嚴厲了嗎？我應該給誰發封郵件？我的話是有激勵作用還是讓人洩氣？這些全都是一個‘度’的問題。”
理查•沃特斯(Richard Waters)是英國《金融時報》美國西海岸主編
譯者/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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