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我的應許之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情》
民族主義的衰落與國家的新生
2016-04-05
導讀
在2000年，一個新的千年開始的時候，特拉維夫的夜生活似乎一夜之間流行起來，酒吧、性與毒品，占領了年輕人的生活，而不再是民族大義和嚴肅思考。
霍布斯鮑姆在《民族與民族主義》的開篇，虛構了一個場景：很多年之後，地球上發生了核戰，人類最終滅絕。來自外星的生命，來到地球考察，他們從殘存的資料中找到了地球滅絕的原因，那就兩百年來“民族”及其所衍生出來的種種概念。我們可以在霍布斯鮑姆的假像上更進一步，如果外星人想拍一部電影，來表達民族及圍繞民族的紛爭，他們一定會選擇猶太人和以色列的故事。
20世紀以來，再也沒有哪個民族的命運能像猶太人這麼曲折、復雜與悲情。以色列作家阿裡·沙維特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如果人類歷史是一部史詩大片的話，以色列就是其中最衣衫襤褸的角色。他的《我的應許之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情》，在氣質上就是史詩性的，其刻意渲染的文字，最初或許會讓人稍感不適，但最終會牢牢抓住讀者，給人以深深的震撼。
資料圖：阿裡·沙維特和英文版《我的應許之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情》
中國公眾對猶太人的看法毫無疑問是正面的，認為他們聰明、刻苦、富有；中國人對猶太人又是好奇的，2015年的暢銷書《耶路撒冷三千年》超過600頁，但在一年中重印了四次，恐怕是出版方都沒有想到的奇跡。和《耶路撒冷三千年》那種展示連續的長歷史的思路不同，《我的應許之地》關注的是猶太人的現代史，從1897到2013，這是一部猶太復國主義的歷史，或者說是現代猶太民族主義的歷史。沙維特在這一個世紀中，選取了其中的若干節點進入，他關注的不是概念和宏大敘事，而是一個個具體人物的命運。“民族”的命運，最終體現在具體的人身上，作為一個猶太人，沙維特既熱愛以色列，又對猶太復國主義進行了反思，這種內部視角，讓這本書比《耶路撒冷三千年》更深刻。
沙維特是這個世界上最有資格書寫以色列故事的人之一。他的曾祖父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4月15日的夜晚抵達雅法，這是英國中上層階級的猶太人首次踏上以色列土地的開荒之旅。本特威奇的耶路撒冷朝聖之旅，讓他成為一個行動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回到英國後，他就做出決定，舉家前往以色列。1897年4月，還沒有“巴勒斯坦人民”，那時的巴勒斯坦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覺醒，也沒有民族運動的主張，在來自大英帝國的本特威奇心中，這是一塊無主之地，猶太人當然可以過來開墾。這些最初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是在搞殖民主義嗎？“我曾祖父日記裡的記述擺脫不了嫌疑，開門見山，他的目標，以及他所在的倫敦圈子的目標，就是將巴勒斯坦開拓為殖民地。”最近這些年，沙維特每年都要帶家人到英國去旅游，英國讓他有“回到故鄉”的感覺，但是也讓他思索，如果沒有曾祖父當初的朝聖之旅，一切又將如何？
這些最初來到這塊土地上的猶太人，即使在當地原住民看來，形像也是正面的。他們熱愛和平，開墾土地，進行各種烏托邦式的合作社實驗，有一些（比如基布茲）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們種植柑橘，出口歐美，促進了當地的繁榮。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和諧相處，甚至一起摘柑橘。但是，從一戰開始，歐洲就開始零星發生屠殺猶太人的事件，歐洲的反猶是整體上的，最終在希特勒的德國達到高潮。在歐洲的處境讓猶太人認識到，必須為流浪的民族找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從這個角度看，猶太復國主義不僅是正義的，也是必需的。歐洲受迫害的猶太人，不斷來到這塊“應許之地”，他們要在這塊地上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並且在1948年實現了這個夢想。
所謂“應許之地”，來自於《舊約·創世紀》的記載：以色列人祖先亞伯拉罕由於虔敬上帝，上帝與之立約，其後裔將擁有“流奶與蜜之地”，後來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漂流四十年。摩西死後，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於大約前1405-前1350進入應許之地——迦南（約旦河以西地區），成為後來的以色列王國。但他們後來背棄了神，所以神便讓猶太人散居世界各地。猶太人可以用中國常見外交辭令，宣稱這塊土地自古就是以色列領土。但是，那些一直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並不這麼看。沙維特的朋友，巴以混血律師穆罕默德·達哈拉在農村長大，在民族上，他屬於巴勒斯坦人。沙維特與達哈拉一起去拜訪巴勒斯坦極端主義運動領袖薩拉赫酋長，薩拉赫詰問道：“你們的故事——聖殿是3000年前所羅門國王在耶路撒冷建造起來的——完全是純粹的小說，而穆斯林在這片土地上真實存在了1400年。”一戰後，和世界上很多地方一樣，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族意識覺醒了，他們反對英國的殖民，同時也開始敵視闖入這片土地的猶太人。最終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發生了衝突，那些納粹屠殺的幸存者，對阿拉伯人進行了屠殺，這就是猶太人的雙重悲劇。
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民族主義都不同，以色列的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是自覺的。最初是殖民者，然後是歐洲逃難過來的移民，還有他們帶過來的兒童。他們“來到”這裡，這是一種自我選擇的結果（當然，對很多逃離納粹魔爪的人來說，這幾乎是唯一的選擇），這就注定了在1948年建國前後的以色列，每一個人都是民族主義者，每個人都自覺承擔民族所施加於自身的命運，以色列的國家精神是集體主義的、集權的。但是這個新生國家一旦穩定下來，就會慢慢產生覺醒和懷疑的一代。
沙維特出生於1957年，這已經不是一個為了建一個國家而努力的時代，而是一個要保住這個新國家的時代，對一個孩子來說，說來就來的戰爭不但讓人恐懼，也會讓人思考。盡管沙維特和大多數以色列人一樣，18歲應征入伍，成為傘兵，但他卻並不像先輩們那樣喜歡戰爭。進大學後，他就投入和平運動，後來又參加人權運動。1987年12月，居住在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起義反抗以色列的軍事統治，成千上萬的人湧上街道。以色列出動了警察和特工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反抗民眾，在幾個月內，就建立了若干個拘留營，用來監禁被軍事法庭定罪的數千名巴勒斯坦人。1991年，作為預備役的一員，沙維特參加了年度集訓，報到後他才知道，自己要在加沙拘留營擔任看守。作為一個反占領主義的和平主義者，他不願意違背自己所相信的一切，他考慮違反法律，准備坐牢，但是最終他決定盡好自己作為記者的責任，記錄下他所看到的一切。後來，他把自己在拘留營所看到的，寫了一篇文章《在加沙海灘》，這篇文章後來被《紐約書評》轉載。
拘留營，毫無疑問讓人想起集中營，當初納粹殘害猶太人的地方。拘留營建有12個瞭望塔，讓一些猶太士兵震驚的是，這些瞭望塔與他們之前在教科書中看到的瞭望塔非常相似。不同的是，那些建於20世紀40年代的瞭望塔是用產自德國和波蘭的重木材建造的，而加沙海灘拘留營的瞭望塔是以色列生產的薄金屬制成。當下的現實，讓人想起歷史，受害者的後來，如今變成了加害者，自己要做的事，卻是自己從被小教育要痛恨的，這是一種陰魂不散的、荒誕的感覺，這種感覺甚至不是體現在巴勒斯坦人受折磨後的慘叫上，而是體現在以色列士兵自己的語言上。“A起床去問詢室站崗，他會說：‘我去審訊了’；R看到囚犯們在戰友的M16槍口下前進，他會說：‘看，行動（Aktion，德語）已經開始了’；N抱怨，這地方簡直就是一個‘集中營’；M帶著淺淺的微笑說，自己積攢了太多天的服役期，‘很快被提為蓋世太保的高級官員’……”（226頁）這些句子，和曾經的納粹語言多麼像啊，這種下意識的語言，讓人思考並恐慌，甚至動搖猶太人內心對以色列這個民族國家的認同，因為以色列的合法性，部分就是建立在納粹曾經如此迫害猶太人的基礎上的。
當然，這或許只是表面的相似而已。以色列學會了反思，這是這個國家的偉大之處。離耶路撒冷神聖的猶太人大屠殺歷史紀念館不遠，有個叫卡法掃羅的精神療養院，這兒曾是一個叫戴爾亞辛的村莊。1948年4月9日，猶太人士兵襲擊了這個村莊，至少100名巴勒斯坦人被屠戮，彈痕累累的屍體被一個排的17歲左右的士兵所埋葬，這些娃娃兵被送來收拾殘局，最小的一位，就是沙維特的父親，在他的余生，他所見證的恐怖場景在心中縈繞不去。1951年，以色列把這個村莊的廢墟遺跡建成了精神療養院，收容那些會傷害自己和別人的病人，這個村莊成為巴勒斯坦大災難的核心標志，“這兒的石頭房子仍然在講述著故事：這裡曾經是什麼，當猶太人發瘋的時候，這裡又發生了什麼”。（398頁）
或許正是這種嚴肅的態度，最終讓以色列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一個正常國家。這個國家仍然時時緊張著，它發展出對阿拉伯世界的巨大的軍事與科技優勢，在外交上也用盡手段，讓一個反對以色列的阿拉伯聯盟難以建立，但是這個國家的國民，卻正在走向正常。個人主義代替盛行的民族主義。沙維特注意到，在2000年，一個新的千年開始的時候，特拉維夫的夜生活似乎一夜之間流行起來，酒吧、性與毒品，占領了年輕人的生活，而不再是民族大義和嚴肅思考。“突然之間，每個人都做出了決定：夠了，一切都夠了。每個人都厭煩了那些廢話，那些政治主張，那些恐怖襲擊、宗教狂熱人士、占領區、軍隊的預備役以及這裡一直以來把每個人的大腦攪得一團糟的所有壓力。”（295頁），這是21世紀的青年們對猶太復國主義事業強加在他們身上的要求、約束、法令的反抗。夠了，他們說。讓我們生活。讓我們及時行樂。
“最終，你可以真的生活在以色列。”特拉維夫開始自由自在，充滿樂趣。這種氣氛讓人驚喜，以至於毒品似乎都變成了正面的事物。以色列人的年輕人開始卸掉歷史的重擔，卸掉民族這一概念加在自己身上的重擔。在建國50年後，猶太復國主義完結了，這是一種失敗，但也可能是最後的勝利。《我的應許之地》寫了很多人的故事，但我們可以在總體上把它看作是一個“民族與民族主義的故事”，這個民族國家還在，但是民族主義終於不再是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了。盡管站在沙維特這樣一個60多歲的專欄作家的角度看，以色列仍然充滿著危機，它周圍的阿拉伯世界問題多多，但是，在拋棄民族主義的時候，以色列成了一個新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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