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最糟糕的還不是替別人繳罰款，而是不知為啥而繳？
俺願意繳三倍罰款，只求知道啥由被罰？
兆豐高層洗錢罪恐無疾而終
2016年09月22日00:06
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
兆豐案爆發快1個月，目前卻傳出兆豐向美國申報多了40億美金，真實性如何，讓人狐疑。惟不管此誤報是真、是假，囿於證據與法律之限制，要追究兆豐前高層，如蔡友才等的洗錢罪責，實有極高的難度。
一般總認為，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以兆豐紐約分行未申報疑似洗錢帳戶來開罰，故對兆豐高層為洗錢罪的究責，似毋庸置疑。惟不管是美國的《反洗錢法》、還是台灣的《洗錢防制法》，雖課予金融機構對一定金額及疑似洗錢交易的申報義務，但未申報而被處以行政罰，卻不能馬上與洗錢罪劃上等號。
這主要是因洗錢罪乃須附屬於一個前置的犯罪行為，而不可能獨立存在，且根據我國《洗錢防制法》第2條，只有在掩飾或隱匿同法第3條所列舉的重大犯罪所得，才具有可罰性。
而關於法條所列舉的犯罪類型，除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外，就是如貪污、毒品、槍砲、走私、人口販賣，或者是詐欺、圍標、綁標而犯罪所得超過500萬元以上等的重罪。這也代表，只要不屬於法條所列舉的重大犯罪，即便對其不法所得有所掩飾，亦不可能成立洗錢罪。
所以，要想對兆豐高層追究洗錢罪責，勢必得先找尋前階的重大犯罪。但問題是，涉及前置犯罪的相關資料都不在台灣，而是在巴拿馬、美國，甚至其他國家，如此的證據找尋，肯定有如大海撈針。尤其以台灣目前的國際處境，要想藉由雙邊、甚而多邊的刑事司法互助，以來確定重大犯罪的存在，雖不能說如登天之難，卻也充滿崎嶇與荊棘致寸步難行。
即便檢察機關排除萬難，證明有前置的重大犯罪，且兆豐高層在客觀上，也有掩飾與隱匿犯罪所得，即未申報可疑交易的行為，惟洗錢罪的處罰於主觀上，必須有為避免受追訴而使犯罪所得來源合法化之意圖。則以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的裁罰理由，僅說兆豐高層未善盡監督義務（lack
of diligent oversight by the head office）來看，除非我國檢方找到更多證據，致能證明有此意圖，否則，就只能算是疏失，在條文不處罰過失下，基於罪刑法定原則，就非屬刑事處罰的範疇。
此外，依據《刑法》第7條，本國人於域外犯罪，僅有觸犯最輕本刑3年以上犯罪者，才為我《刑法》效力所及。故就算檢察官解決所有難題，致有絕對把握來證明洗錢罪的成立，但依《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2項，此罪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符合域外犯罪的處罰要件，致預示著兆豐案的刑事究責，恐會無疾而終。
面對兆豐案刑事究責之困難，就顯現出對相關人等為民事求償的重要與迫切性。只是身為行政調查的主要機關，即財政部與金管會，本身就屬最該被檢討，甚或究責對象下，實讓人擔心，龐大的裁罰金額，最終是否仍得由全民來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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