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百年輪回後的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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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1月13日 07:20 AM

“中國夢”：百年輪回後的新困境

中國歷史學者 章立凡 為FT中文網撰寫

陰歷冬至剛過，就迎來了陽歷新年。剛過去的這個冬至是個特別的日子，足以永垂史冊。是什麼原因，你們都懂的。

冬至是北半球黑夜最長的一天。古人認為，每年到冬至日，陰氣盡，陽氣又開始發生。指春天又到來了。這就是《周易·復卦》中的“一陽來復”。陰陽消長，也像征著事物的由弱變強，盛極而衰。《老子道德經》上也多次談及這個道理，其中第三十章有這樣一句話：“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凡物強壯了就要衰老，若違反此規律妄自逞強，這就叫不合於道，無道就會早亡。

新年伊始，不妨回顧一下遠近歷史。三年前，我也曾出席天則研究所、中評網主辦的“2013‘新年期許’論壇”，當時大家對新人抱有諸多期許，我發言的題目是《沒有期許，只有反思和預測》。三年過去了，相信今天各位還會有不少期許，但即便是再懇切的期許，也很難喚醒裝睡的人。今天，我還是“只有反思和預測”。

反思百年來不斷循環的民間期許與官家承諾，你會發現，中國人每過幾十年，就會做一回“中國夢”。從康有為的《大同書》、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到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再到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的憲政》、《論聯合政府》……偉人們不斷地描繪美好的社會藍圖，而民間也不斷地期許盼望其實現。

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描繪了這樣一個“中國夢”：“‘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1949年召開新政協，毛澤東在開幕式上，以詩一般的語言重描“中國夢”：“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已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著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療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在開幕詞結束時曾高呼“聯合政府萬歲”，大會通過了被稱為“民主大憲章”的《共同綱領》。

百年“中國夢”多是“憲政夢”，偉人們要大眾相信，只有跟著他們走，就一定能實現夢想。當年老百姓就期許：“毛主席，愛人民，他是我們的帶路人，為了建設新中國，呼兒嗨喲，領導我們向前進。”要論“帶路黨”——他老人家就是。帶著帶著，走呀走呀，走到1949年，他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突然“一邊倒”，美國式的民主不提了，宣稱“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呼兒嗨喲，國人的追求已久的“憲政夢”，很快變成了他乾綱獨斷的“專政夢”……

此後六十多年間，聯合政府演變成一黨專政，中國的“夢工廠”持續造夢：1950年代提出“共同富裕”，歷經大飢荒和十年動亂，結果是“均貧”；1980年代推出“小康社會”，改革開放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也造就了今天的環境惡化和社會兩極分化。然後，“中國夢”就升級到了最新的版本……。

試問還有然後嗎？或許有，或許沒有。中國人從傳統上就缺乏契約精神。“承諾”作為一種政治權術，在改朝換代的歷史循環中屢試不爽：訂約，毀約；再訂約，再毀約……可以循環往復地透支信用。但進入信息基本透明的大數據時代，這套伎倆就成了“皇帝的新衣”。

最近電視台熱播《羋月傳》，其中有秦武王嬴蕩“舉鼎絕臏”而死的故事。“武王有力好戲”，大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等人均被任為大官，公元前307年，嬴蕩來到東周洛陽，看見大禹留下的九鼎，與孟說舉鼎為戲，折斷髕骨而死。此事在《史記·秦本紀》中有記載。後來羋月的玄孫秦始皇統一中國，大秦帝國空前強盛，但推行暴政，過度透支民力、國力，結果“二世而亡”。可見，無論個人還是家國，“物壯則老”、“不道早已”的道理是一樣的。

譚嗣同說“兩千年之政，皆秦政也”。黑格爾認為中國其實沒有歷史，只不過是王朝的不斷循環而已。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裡向黃炎培聲稱：“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中國傳統政治意義上的“道”，往往是王朝“天命”所在，無道失去“天命”，王朝的末日就來臨了。這個概念，如今又被附會成現代政治學意義上的“合法性”。去年有領導人首次論述執政“合法性”的問題，並與弗朗西斯·福山有所交流，這是個不錯的開頭，可見“合法性”的危機，高層也意識到了。但對於“合法性”的解讀，目前仍是各取所需。

福山在其新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中，一改其1990年代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中對美國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自信，主張“一個有效的政治體制必須讓國家能力與民主和法治相平衡”，或許令奉行“新權威主義”的高層感到欣慰。

最近，福山在接受“鳳凰評論”采訪時建議：中國要從法治開始，而不是從民主開始。可以仿效德國等很多歐洲國家，從建立法治社會開始，然後再過渡到民主制度。他認為中國大力治理腐敗是個好事，有利於真正的法治。但真正的法治需要強調的是對整個政府的約束，而不僅僅是對低層政府的約束。

可見福山所說的“國家能力”和“法治”，與傳統意義上的“秦政”、“法家政治”風馬牛不相及。西方式憲政民主並非沒有缺點，到目前為止仍是“最不壞的制度”；東方大國在人類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卻完全沒有可持續性。試圖借西方學者的一家之言，反證“中國特色”、“中國模式”的“合法性”，未免雞同鴨講。

“依憲治國”、“依法治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些口號，是近三年來最激動人心的承諾。但法治不是“法家政治”，把憲政說成敵對勢力的陰謀，鍛造以言治罪的文字獄，打的是中共黨史和共和國憲法的耳光；制造“政策牛市”和“做大做強”國企，昭示“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仍是政府。規定不准“妄議中央”，而中共黨史中毛澤東“妄議”軍事冒險主義，彭德懷“妄議”大躍進，鄧小平“妄議”兩個“凡是”，都是為了糾正中央的錯誤。堵塞內外言路，又何從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新的一年中，不期許執政黨垮台的人中間，我算是其中之一，因為有政府比無政府為好。我也並非一貫愛唱反調——中國不會被唱衰，只會被治衰。過去一年間，不接地氣的舉措日增，疑似出現了某種認知障礙，影響到治理能力。最大的敵人仍是自己，若執著於“偉大光榮正確”的自信，繼續“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張奚若語），不僅會喪失歷史感，也將喪失現實感。值此“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若由此重蹈前蘇聯的覆轍而“人亡政息”，豈不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