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姆踢到亞投行鐵板？？？

(Ajin 開口)

自從北京拋出主導亞投行，不管山姆大帝如何詆誹，緊接著的是英法德意日都表態願意加入，山姆似乎在這國際金融版塊的重整，挨了有史以來最大一次的打臉。而後，華府接著拋出亞投行應該是國際主導，不應該交給北京主導。

俺認為，山姆的頭殼已經歹掉了。當初亞投行醞釀之時，山姆根本就採一副大屌不甩的鳥態度。人家北京處心積慮鴨子滑水地佈樁，一炮拋出來之後，受到雷動掌聲，山姆嫉妒了。目前這狀況，就算是北京主導，難道不是國際嗎？

再說，人家西歐各大國都願意潦下去伴舞，不是沒有原因的。就是過去受你山姆的鳥氣也受夠了，也沒有得到更加保障。既然中國要出來搞個新的國際金融體制，何妨讓他試試？尚且你山姆不就是一直要中國能按照國際秩序走動嗎，就趁這機會試看看中國版的國際秩序是如何？難不成北京為了錢，斗膽單挑英法德意日的聯合嗎？

小歐的頭腦過分地自求面子的保全了。這次的亞投行，山姆大帝的反應完全不是一個世界級老大哥的風範，反而是有如凱道那廝來一個 ”老鼠冤” 層級的報仇，呈口舌之快。山姆過分的自我中心，終究不能贏得歐日大諸侯的認同。而世界各大諸侯雖然不爽山姆這些年來在國際金融上的狗皮倒灶，相較之下，西歐各國對中國出線來抵制山姆的國際金融體系，反而更有信心足以好好管制北京的亞投行。

此時此刻，小英何妨就來個插花，拋出台灣非常贊同英法德意日的聰智舉動，因此台灣也願意加入。這一拋出，即使北京反對，聲稱 “台灣不夠格”，但這豈不給白宮一個信息說：「你還要我傾中嗎？若台灣順著世界傾中潮流，或讓中國政權進入台灣，對你山姆的利益保障了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198?full=y

2015年03月24日 07:41 AM

中國“金融外交”模式轉型

英國《金融時報》 金奇 加布裡爾•維爾道 報道

從全球範圍來看，馬欣達•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在1月斯裡蘭卡總統選舉中落敗，在政治上僅被視為一次輕顫。但對於執行金融外交政策的中國而言，由此帶來的損失已不亞於一次大痙攣，足以讓中國重新安排在亞洲的外交布局。金融外交是北京方面在世界各地爭取朋友和商業優勢的策略中的一根關鍵支柱。

斯裡蘭卡的新領導人邁特裡帕拉•西裡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並未隱藏對中國的反感。他在競選時譴責“外國人”竊取本國財富，這是在影射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中國政策貸款。

“這是光天化日下發生在每個人面前的打劫……如果這個趨勢再延續6年，我們的國家將變成殖民地，我們將變成奴隸，”他在宣言中表示。

自西裡塞納獲勝以來，斯裡蘭卡方面已通知中國，正在重審中國貸款的條件。該國還叫停了正由中國國企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施工的、投資15億美元的港口工程。盡管斯裡蘭卡表示希望與中國保持緊密聯系，但西裡塞納3月13日在迎接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訪問時，也開始更賣力地討好中國的主要地區競爭對手印度。莫迪是28年來首位訪問斯裡蘭卡的印度總理。

對於中國的“支票簿”外交政策而言，此次斯裡蘭卡的態度逆轉並非一次孤立的挫折，而是一連串挫折中最新的一起。中國通過政策性貸款協議在發展中國家尋求資源、市場與戰略聯盟的努力，時不時被這些挫折打亂。

高風險的生意

烏克蘭嚴重拖欠了中國貸款，而津巴布韋也沒能償還金額小得多的中國貸款。其他接受中國政策貸款的國家——比如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阿根廷——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經濟困難，使它們的償債能力引起懷疑。“中國把錢借給非洲、拉美甚至一些亞洲的不穩定政府，在這方面承擔了太大風險，”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的研究員余永定說，“許多中國機構認為，只要他們跟政府達成協議，這些協議就板上釘釘了。但政治現實要復雜得多。”

對中國而言，面臨風險的遠遠不止是金錢。中國利用其全球最大開發性融資提供國的身份，讓自己在聲稱在發展中國家中的領導地位時更具說服力，從3.8萬億美元外彙儲備中拿出資金，提升與那些常常持反美立場的國家的關系。但分析人士表示，這一模式目前看來不管用了。中國與一些信用評級低、政府不穩固以及資源行業出現困境的國家秘密達成的雙邊協議，已顯出瓦解的趨勢。

中國金融外交模式的變化，對世界更廣大地區產生了影響。目前有跡像表明，中國政府越來越不能容忍日益嚴重的風險，此趨勢可能令世界上部分最脆弱的經濟體喪失至關重要的信貸來源。中國政府似乎也想分散自身的風險，采取更加機制化、多邊化的路徑——中國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的計劃已表明了這一點。此外，分析人士表示，關於這些中國主導的機構應在單純追求利潤上走多遠，以及應在多大程度上推動中國的政治與戰略計劃，中國政府內部存在著分歧。

鑒於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開發性金融活動的規模之大和增速之快，即便中國部署開發資金的方式發生細微變化，都有可能帶來重大影響，

支付的不透明以及全面官方數據的缺乏，令人很難算出，中國國有機構究竟放出了多少貸款。美國進出口銀行(Export-Import Bank)董事長弗雷德•霍赫貝格(Fred Hochberg)表示，近年來中國國有機構承諾貸款額高達6700億美元，但其他人提出的數額則比這個低。

波士頓大學弗雷德裡克•帕迪全球問題研究院(Boston University’s Frederick Parde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副教授凱文•加拉格爾(Kevin Gallagher)和智庫美洲國家對話組織(Inter-American Dialogue)的項目主管馬格裡特•邁爾斯(Margaret Myers)維護的一個數據庫顯示，自2005年以來與中國政府相關的對拉美貸款總額已達1190億美元，僅2014年便增加了220億美元。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德博拉•布羅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管理的一個中非貸款數據庫顯示，2000年至2011年，中國實際對非洲發放了528億美元的貸款。

加拉格爾認為，大宗商品超級周期的終結以及油價走低，將使中國政府支持力度最大的幾個國家曝於風險之中。加拉格爾預測稱，“在拉美或非洲的某個地方，這些國家中的某一個將在中國貸款上違約。”

委內瑞拉尤其是個需要引起警覺的國家。美洲國家對話組織的數據顯示，中國已16次向該國提供貸款，總額達563億美元。該國經濟發生崩潰，促使債券投資者在定價時把未來5年該國違約可能性達90%的因素考慮在內。北京方面對此感到忐忑不安。今年早些時候，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as Maduro)前往中國懇求幫其紓困，但遭到了中國政府的拒絕。

債務協議當初是由馬杜羅的前任、“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已故總統烏戈•查韋斯(Hugo Chavez)與中國達成的。制衡機制被避開了，這筆債務繞過了委內瑞拉議會授權，理由是，因為債務將用石油而非美元償還，所以它不能被歸類為“債務”。

哈佛大學(Harvard)國際發展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主任裡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認為，這意味著這些資金從未被列入國家預算，由此逃脫國家的石油收入分成規則。但是，當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無法履行其“債務換石油”還款計劃時，它被迫從央行借錢，從而加劇了硬通貨短缺，助長通脹，妨礙食品進口。

中國對委內瑞拉熱度降低，不僅緣自對委內瑞拉政府經濟管理能力的擔憂。讓中國與拉美進入“蜜月期”的原因是北京方面一度對石油和賤金屬的極大需求。而隨著中國經濟放緩，這種需求如今已不再強勁。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分析師戴維•裡斯(David Rees)說：“雖然委內瑞拉等國曾經享受著與中國的某種特殊關系，但中國政府似乎沒有意願開出空白支票幫助他們脫離困境——走低的大宗商品價格已經對這些國家的收支平衡造成壓力。”

對烏克蘭來說，北京方面同樣已不像以前那麼熱情。被視為烏克蘭“竊國者”的前總統維克托•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在2013年受到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熱情的接待，兩國同意進一步深化雙邊“戰略伙伴關系”。但是，自亞努科維奇被趕下台以及中國的戰略重心轉向俄羅斯之後，北京與基輔方面的來往降低為圍繞後者拖欠的約66億美元債務的爭執。

分析人士稱，這些挫折可能會說服中國更多通過由其領導的新多邊機構輸送資金。中國貸款計劃的關鍵動機似乎也在不斷變化；過去10年，其主要目的是尋求獲得資源，但現在已讓位給另一項緊迫任務——為中國的巨型工程企業打開海外市場。

布羅蒂加姆教授說：“把（中國的外彙儲備）投入美國國債沒有獲得多少回報，所以，將它們用於為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貸款可以實現雙贏，為在國內面臨產能過剩的大型企業創造商機。”

大型項目

中國在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規模可能超過任何之前與資源相關的承諾。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兩洋鐵路”(Twin Ocean Railroad Connection)項目，這條規劃中的鐵路總長5000公裡，始自秘魯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經由安第斯山脈，到達巴西的大西洋海岸。對於該項目的成本還沒有評估，但習近平主席已簽署了合作備忘錄——表明了項目對北京方面的重要性。

總部在北京的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的湯姆•米勒(Tom Miller)表示，類似地，中國大力倡導的“新絲綢之路”計劃——設想用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建設橫跨歐亞大陸、南中國海以及印度洋的交通基礎設施——至少部分是為了幫助國有水泥、鋼鐵、船舶以及重型設備生產商出口他們過剩的產能。

此類超大型基礎設施工程的性質——建設工期長且橫跨多國——使中國不得不分散風險。“由於中國產能過剩，它需要通過放貸以促進出口，例如，向一些國家提供貸款，這樣中國就可以助他們修建高速鐵路，”余永定說。“為了將損失和風險降到最低，中國需要在有風險的投資上與其他國家合作。”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北京方面正在建立新一代機構，與自二戰以來在“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下主導開發性金融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以及其他實體相競爭。

英國和其他歐洲大國加入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談判的決定——盡管遭到來自華盛頓方面的強烈反對——展示了中國規劃的基礎設施貸款計劃的吸引力。目前，還不清楚主導亞投行、新開發銀行（成員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以及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Silk Road Fund)貸款協議的是何種規則。正是在這一領域，中國與這些新多邊機構中的合作伙伴可能很難協調相互競爭的議程。

位於華盛頓的智庫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中國外交政策專家孫雲（音譯）表示，中國有利用亞投行的貸款“推進中國的經濟議程，尤其是中國產品和服務出口”的壓力。她補充說，與此同時，一些中國外交政策戰略家聲稱，亞投行“應該支持中國的戰略利益，因此，對於不尊重中國的國家，應該給予較少的優惠考慮”。

這些觀點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於加入中國領導的多邊貸款機構的國家都提出了挑戰。北京方面變化的戰略利益經常與其鄰國以及西方國家發生衝突，而推動中國出口的目標可能並不會讓所有合作伙伴都高興。因此，構成當前美國領導的國際開發金融體系基礎的相互默許原則，可能在中國的管理下難以實現。“華盛頓共識”可能變為“北京困境”。

傑夫•代爾(Geoff Dyer)和詹姆斯•克拉布特裡(James Crabtree)補充報道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