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信念不易，但堅守正確的信念，更希罕。關鍵不在於信念，而是在於判斷信念是否「正確」，因那個判斷是除了毅力之外，還要兼具智慧，眼光與價值觀。
當整個日本民眾100%如痴如狂地供奉著最高聖上天皇，高舉盾牌，防衛著大和民族主義時，這位攝影記者窮盡他的一生用鏡頭存下日本政府如何殘暴對待日本人，與踐踏生命，最後都被愛國與國族主義的大旗給掩蓋了。
當一個社會高唱國族主義時，那就是危險的信號了！在執政者的眼光，所有的榮耀都屬於領導者，但所有艱辛苦澀的代價都該完全由民眾付出承擔，領導者可免。無論是大和，或中華，或大韓，甚至是大台（若有的話），這就是民族主義的特質。慎戒，慎戒！
從廣島到福島，他用生命記錄
HIROYUKI ITO 2014年01月17日
92歲的福島菊次郎用鏡頭記錄了廣島原子彈爆炸受害者的慘狀和福島核危機留下的滿目瘡痍。他一生揭露政府謊言，曾因為辦影展控訴天皇的二戰責任收到死亡威脅。
福島菊次郎(Kikujiro Fukushima)攝影生涯的騰飛，開始於他立誓為廣島原子彈爆炸受害者伸冤。當時是1952年，身兼鐘錶匠、社會工作志願者、攝影師數職於一身的福島遇到了43歲的漁民中村杉松(Sugimatsu Nakamura)。廣島原子彈爆炸令中村杉松傷病纏身。
「最初兩年，我太羞怯，不敢拍他的照片。」福島幾周前告訴我。「但有一天，他跪下來哭著懇求我。」
「福島，可以請你為原子彈受害者伸冤嗎？」
「行啊，但是怎樣伸冤呢？」
「用照片記錄我的痛苦，讓世界知道這有多麼可怕。」
令中村憤怒的不僅是原子彈爆炸本身，還有拒絕為受害者提供適當照顧的日本政府。福島對此非常清楚——他曾經在日本軍隊服役，就駐紮在廣島，直到原子彈投下前的一個星期，他被調去準備執行一個自殺式任務。留在廣島的大多數戰友都在爆炸中喪生。
中村於1967年去世，但紀錄片導演長谷川三郎(Saburo
Hasegawa)認為，福島對這位疾患纏身的漁民立下的誓言，引導了他後來拍攝個人與社會不公抗爭主題的職業方向。在20世紀60和70年代的社會動蕩中，福島拍攝了以學生運動、女權運動、反戰抗議和工業污染為主題的作品。他甚至還潛伏進了日本自衛隊：他告訴自衛隊的公共事務負責人，如果他能進去的話，他很樂意免費給他們拍照。
其實他另有打算。
「如果政府或企業知法犯法，故意欺騙公眾，那麼為了曝光他們隱瞞的真相，攝影師違反了法律也不為過。」福島在《日本謊言》(Japan
Lies)中解釋說。《日本謊言》是一部關於福島的紀錄片，由長谷川三郎製作。
在三年的時間裡，他拍攝了海軍、陸軍和軍事院校，為他們提供宣傳用的照片。在這期間，他也拍攝了一些軍事機密，比如工廠裏製造的機槍和導彈。在沒有獲得允許的情況下，福島在一本雜誌上發表了揭露性的報道《永別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報道刊出後不久，一個陌生人潛伏在他的東京住所外，對他進行拳打腳踢。幾周後，另一個陌生人劃傷了他的臉。還有人在他離開住所後，縱火焚燒他的房子，但他的女兒紀子（Noriko，音譯）把照片的底片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福島的攝影作品給他自己招來禍端不是第一次了。他拍攝中村10年的經歷壓垮了他，導致他精神崩潰，並在精神病院住了三個月。1960年，他跟妻子離婚，搬到了東京，成為一名專業攝影記者。他主要是拍攝個人項目；他告訴我，他從來都幹不好別人指派的攝影任務。
「專業攝影師會奔赴新聞性事件的現場，拍下美麗的照片，並在雜誌登出漂亮的通欄圖片，然後再執行下一個任務，」他說。「我動作很慢，又很害羞。但是，一旦我專註在什麼事情上，就沒有人能讓我放棄。我會越陷越深。就這樣，我最後會拍到別人拍不到的照片。」
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繁榮興旺，公眾希望忘卻戰後的艱難時刻，福島富有政治意味的照片就過時了。這時，他靠設計珠寶謀生。珠寶設計和他的本行比較接近：二戰結束後，已婚並且有三個孩子的福島靠當鐘錶匠謀生。而那就是他到廣島的原因：他每月去廣島幾次，採購鐘錶部件。
他最初是在1946年拍攝廣島的廢墟，因為他在報紙上讀到一篇文章，講野草開始在核彈投下的地方長出。同時在做志願者時，他還拍攝廣島原子彈爆炸後留下的孤兒、寡婦和老人，並把照片交給地方當局，以籌集幫助他們的善款。
幾十年後，作為一名過氣的攝影記者，他離開了攝影行業，也離開了東京。東京的過度物質化讓他有幻滅感。1982年，他搬到了山口市的一個荒島片島上，過著如梭羅(Thoreau)一般的生活。我問他為什麼會選擇這個荒島。
「我沒有錢，」他說。「所以我決定去一個沒有商店的地方。」
他在那裡住了三年，然後搬到附近的一個島，又在那裡度過了15年。
1987年，他得知自己得了胃癌時，他的個人命運再一次與國家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在康復期間，媒體上到處都是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健康狀況不斷惡化的消息。福島在戰爭期間支持日本帝國，他被洗腦，要誓死效忠天皇。他當時深信，他的許多同學都因為同樣的理由而被迫死去。他認為天皇永遠不會為戰爭中的罪行負責，於是他舉辦了一個回顧展，叫做「戰爭責任展」(The
Emperor』s Responsibility)，對天皇在二戰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展覽很成功，但是有人威脅要他的命。他用便宜的膠合板給自己做了一副棺材，算是一種抗議，也是為了防備不測。
現年92歲的福島先生獨自生活，和他的狗狗羅酷(Roku)住在柳井市的一套公寓裏。他自己去雜貨店購買日常用品，一日三餐也自己做。他拒絕領取國家的養老金，他說，他不接受一直與之鬥爭的敵人的錢。他也不要子女的錢。他靠為雜誌寫稿勉強度日。
由於感到日本美化了戰後歷史，他開始自己記錄歷史。他的自傳第三卷《無人拍攝的戰後日本》(Postwar
Japan Nobody Photographed)已於2013年初出版。
他繼續用相機拍攝山口縣祝島的居民，這個小島的居民主要以捕漁為生。30年來，他們一直在抵制一項在這裡建設核電站的計劃。2011年9月，他去了福島，在地震和海嘯過去六個月之後，拍攝那場災難留下的瘡痍。
他非常清楚，自己可能是唯一一個見證了廣島和福島兩次災難的記者。他正在撰寫一本題為《從廣島到福島》(From
Hiroshima to Fukushima)的書。
這並不容易。
他說，「兩次都是核危機，但不是同一種。廣島的危機是戰爭中敵軍投下的核彈造成的。而福島的危機，雖然最初是地震和海嘯觸發的，實際上並不是自然災害。日本核產業是罪魁禍首。它更感興趣的是財務收益，而不是公眾安全。在廣島，我拍下了彌留之際的人們的照片。在福島，看起來一切正常，但是沒人知道長期來看會發生什麼。我都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
我愣住了。
我問道，「那是什麼？」
他目光轉到別處，小聲說，「看看報紙吧。」
在我道別之前，我問他，他接下來想要拍點什麼。
他看著我的眼睛。
「你是要讓一個92歲的老頭繼續戰鬥嗎？那是不可能的，」他說。「我在福島時，都不能長時間走路，摔倒了自己都站不起來。身體這麼虛弱，還怎麼拍照？」
但他馬上又向我問了最後一個問題。
「順便問一句，你知道有什麼又好又輕便的傻瓜相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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