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為何失敗又該如何修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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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何失敗又該如何修複

切爾·努維爾（Rachel Nuwer）

絶大多數政府都已經嚴重過時了。他們關切的是19世紀末的擔憂：通訊昂貴、數據難以獲得，當時這些服務剛剛誕生。因此，政府被打造成了結構嚴密、層次分明的部門，用以解決特定問題，比如安全部門或司法部門。

當今，世界越來越緊密的聯繫在一起，變化迅速，信息豐富。可是，我們的政府卻不是這樣。

"它太過時了，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創新基金會內斯塔（Nesta）首席執行官兼世界經濟論壇全球創新與創業理事會（Global Future Council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聯合主席傑夫·穆根（Geoff Mulgan）說，"不幸的是，現代政府已經在離現在越來越遠的一個特定時刻固化，止步不前了。"

以政治參與為例。雖然科技與通信使得公民可以通過更多的方式發聲，但是民主參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於每隔幾年進行一次的在政黨之間進行的投票。

許多專家認為，對這一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不僅為人們所期許，而且是絶對必要的。

"民主是種不斷進化的事物，應該變得越來越好，"牛津大學學者、日內瓦安全政策中心（Geneva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地緣政治和全球未來項目負責人納耶夫·羅丹（Nayef Al-Rodhan）表示。如果政府不能順應時代進行改變，他們就越來越不能夠滿足人民的需要，而民眾會更加不滿，越來越多的民眾被剝奪公民權。

這一切正在發生，即使在看似穩定的民主國家。例如，在美國，有4300萬人生活在貧困之中，約佔總人口的14%，而在1973年這一比例僅為11%。

"無論從道德角度，還是社會角度上，這都是不可接受的，"羅丹說。這還可能產生危險："到一定時候，這些人就會反叛，製造麻煩，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失去的。"

以選舉為基礎的政治體制在運作上早已顯示出了它的短視特性，官員們通常只考慮眼前幾年。如今，世界日益複雜化、多樣化、苛求化且聯繫緊密，政府越來越喜歡做一些表面的修補工作。但是，為了短期利益而犧牲長期利益，最終會傷害到我們自己。例如，在德國，任由基礎設施惡化；在美國，增加1萬億美元（7400億英鎊）的國家債務來實施減稅；或者像印尼一樣，通過砍伐和焚燒森林以進行種植園開發。"你可以這樣繼續下去很長一段時間，但是，當系統崩潰的時候，它將是個災難，"世界能源理事會（World Energy Council）高級主管、牛津大學薩伊德商學院（Said Business School）副研究員安吉拉·威爾金森（Angela Wilkinson）如是說。

這並不是說我們需要徹底廢除政府。莫爾根認為，如果沒有政府，任何一個相當規模的社會都無法良性運作。

我們也不能廢除現行體制，完全重起爐灶。南蘇丹最近試圖這樣做，結果，成了世界上最年輕的失敗國家。"就如同生活中幾乎任何一項複雜的任務，政府需要資歷、經驗、知識和能力，而這一切都是多年積累起來的，"莫爾根說。

重塑

相反，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將當前的政府重塑成更適合現代生活的形式：精通技術、數據驅動和全面全球化。

一些政府已經開始這樣做，但是，用威爾金森的話說，其它的政府"做得一點也不好"。

這種反差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在瑞典，小學生開始學習編碼併發現假新聞，而在美國，總統經常散佈謊言。台灣、西班牙和冰島正在探索利用集體智慧的民主新方法，而俄羅斯和土耳其卻在走向獨裁和極權。愛沙尼亞已經敞開大門歡迎全球公民成為其"電子居民"，而英國則選擇離開歐盟。

雖然取得了一些有希望的進展，但羅丹補充說，大多數政府目前還不夠好，包括歐洲和北美。

"雖然公民的政治自由有保障，但由於令人無法接受且日益擴大的不平等問題，仍然有不少人被剝奪了選舉權。"

即使某個特定的領導者或整個社會想要變得更好，他們也常常達不到他們的目標。埃及的阿拉伯之春未能打破僵局以重組政府；南非從未成為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所憧憬的"彩虹之國"。

威爾金森認為，政府結構是重塑的主要障礙。私營部門一直在為改變這一現狀出謀劃策。例如，瑞典的一個億萬富翁發起了一場競賽，對提出的建議進行評估，以設計一個更好的世界治理體系。

不過，正如威爾金森所說，"我們也需要政治企業家。"

然而，政府往往不願創新。他們等著市場先行一步，然後再匆匆追趕。政策一旦制定，將在全社會施行，而不是在小面積人群中先行做模型研究或測試。"你無法在政府中使用'實驗'這一名詞，這是一個讓人討厭的詞，因為它意味著你可能會失敗，"威爾金森說。

"但是我們不能坐等事情變得完美，我們不能繼續採用昨天的解決方案。"

試驗國家

一些國家開始打破這種模式。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Justin Trudeau）宣佈，試驗將成為進行數據決策的標凖。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劃撥了預算，以對如何更好地管理政府進行研究，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United Arab Emirates）也承諾將公共支出的1%用於創新。

"與讓那些中央政府官員制定法律、然後在數百萬人中實施相比，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就這麼簡單，"莫爾根說，"它將科學方法應用於整個政府"。

在這方面，斯洛文尼亞將成為世界的領跑者。2015年，它啟動了"斯洛文尼亞願景"計劃。"世界是相互聯繫的，人們的期許在上升，治理越來越難"，斯洛文尼亞負責發展、戰略項目與凝聚力的部長阿倫卡·斯梅爾科莉（Alenka Smerkolj）說，"墨守成規已經不再有效，我們意識到，我們需要開始改變"。

斯梅爾科莉和她的同事很快發現，這不是一次性的項目或政策，需要有長期規劃，有眾多小的步驟和目標。他們以2050年為期，然後制定斯洛文尼亞屆時想要實現的目標。

他們沒有自己拍腦袋擅自做決定，相反，他們花了一年的時間，調查了來自各行各業的1000多名斯洛文尼亞人，並舉辦了大量的研討會。"這很不容易，但是，我們發現，如果你想對政府進行任何改變，與民眾進行對話溝通、重新獲得他們的信任，至關重要，"斯梅爾科莉說。

將這些反饋與大趨勢和實證預測進行匹配，斯梅爾科莉和她的同事制定出了2030年的12個初步發展目標。一切都圍繞著一個中心任務：提高每一個人的生活質量。採取的措施包括立法上的微調（如讓僱主更容易僱傭外國僱員）和複雜問題的解決方案（包括結構改革和重大氣候變化減緩）。

"這個項目迫使人們開始互相交談，迫使政策制定者開始考慮更靈活的政策"斯梅爾科莉說，"當然，大背景是，這種做法不僅與斯洛文尼亞有關，也與全世界每一個人、每一個國家都息息相關"。

世界秩序

威爾金森和"治理心態"（Govern-Mentality）（一個由公務員、專家、企業家組成的協會）的其他人一起，正試圖讓人們用同樣的創造性思維去思考他們自己的政府。她說"終極目標是在政府內部形成一種進行變革的運動"。

威爾金森認為，改善治理的一種方法是從以國家為中心的政府轉變為一種沒有中央控制的多中心主義。這將需要有共同的指導原則，以確保各方協作並防止一家獨大，並能夠為共同的目標而採取聯合行動，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消除貧困。威爾金森表示，由此產生的體系將"生機勃勃、充滿活力、豐富多彩、卻又並不完美"。但最終會將所有的人團結在共同的願景下，就像斯洛文尼亞所努力在做的那樣。

在羅丹看來，當設計一個理想的政府時，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捍衛尊嚴必須是改革的重要內容。正如他在《可持續的歷史和人類的尊嚴》（Sustainable History and the Dignity of Man）一書中所描述，捍衛尊嚴就意味著要確保人類的情感、非道德和利己主義永遠不會超越9個核心標凖：理性、安全、人權、責任、透明度、正義、機會、創新和包容。如果這些東西部分或全部遺失，系統可能就會失靈甚至徹底失效。

這一理論已在現實世界的案例研究中得到證實。例如，芬蘭以其特殊的福利制度而聞名。但是缺乏機會和創新導致了長達數十年的人才流失。"如果有人有想法，系統必須允許他實現自己的夢想，否則就沒有增長，人們就沒有了快樂，"羅丹說，"這是一種 '美國夢'之類的東西"。

不過，也可能有其他的解決方案。自這個冬季早些時候開始啟動，內斯塔（Nesta）已經召集了新加坡、加拿大、智利、澳大利亞等30個國家政府加入"變革之國"項目，共同致力於促進創新。政治家、企業家和其他全球領導人將一起進行頭腦風暴，測試利用數據和技術改善治理和世界整體狀況的新方法。

"有一種辦法，可以讓政府變得善於學習、改進和思考，"莫爾根說，"20或30年後，最好的政府將會做我們現在還無法想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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