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對弈：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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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對弈：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一）

吳怡 / 編譯

 2017-10-27  81

在中美角力的案例中，修昔底德的風險，由於兩國文明的不相容，而被惡化了；這種不相容，也擴大雙方的競爭，並使得彼此的友誼，變得益發不可能。中美之間的失諧，在兩者的歧異最顯而易見；這些歧異是觀念的，包括中、美分別如何看待國家（政府）、經濟、個人角色、國際關係和時間的意義。

一覺醒來，美國人驚覺一個崛起的中國，在每個領域居然都與其旗鼓相當；然而這些老美卻阿Q地認為，隨著中國越富越強，她將會跟隨德國、日本及其他國家的腳步，歷經一番劇烈的轉變，一躍成為一個先進、自由的民主政體。在這個邏輯之下，全球化、市場導向的消費主義，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秩序，終將引領中國成為對內民主，對外是前美國副國務卿左里克（Robert Zollick）所描述的「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政治科學家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反對這個看法。在他一篇於1993年刊登在本雜誌（the Foreign Affairs）、標題為「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短文中表示，（各國）不僅不會融入全球自由秩序，反而文化斷層線（cultural fault lines）將成為重要特徵，足以定義後冷戰（post-Cold War）的世界。（譯按：文化斷層線：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杭亭頓的論點至今仍受到重視，主要是因為他先知先覺地點出了「西方與回教世界」的區別—這條裂痕，經由911攻擊和其餘波後，被如實掀開。至於美國領導的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在杭亭頓眼中也是差異，是深刻、永存且重要的差異。如他所著：「存在一個『普世文明』，這樣的概念，是西方才有，且與亞洲社會的特殊主義截然對立」。（譯按：特殊主義：屬政治理論，亦即每個政治實體將自己的利益凌駕於普世的權利之上）。

這麼多年來的世界，支持了杭亭頓的論點。往後的歲月只會更強化。美國已實現了杭亭頓所認為的西方文明。而美國人和中國人由於價值、傳統和哲學，所產生的緊張情勢，將會擴大中美之間結構性的壓力，也就是說，例如像中國這樣的強權崛起，將威脅取代像美國這樣的既有強權。

如此權力的轉移，一不小心就會導致衝突，而這是基於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理論；此為依據古希臘歷史學家而起的名字。修昔底德發現，新興的雅典和統治的斯巴達之間存在著危險關係。根據修昔底德：「是因為雅典實力的增長，以及這種增長在斯巴達所引起的恐懼，使得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可以理解的是，新興強權會感到一股增加的特權，也希求更多影響力和被尊敬。至於既有強權，當遇上挑戰者，傾向於表現出恐懼、無安全感和防禦性。於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誤會越滾越大、同理心難以尋得，另外不時還有偶發事件和第三方行為，這本來是不重要且可輕易應付的，居然也可以觸發戰爭；而這類戰爭，是原本最主要的兩造，都不想看到的。（譯按：第三方行為：歷史有云，較小國家（第三方）的行為，將大國拖進了戰爭。著名的有1914年塞爾維亞恐怖分子刺殺奧匈帝國王儲，引發一次世界大戰；以及今日的北韓試射，是否也將美中捲入戰爭？）

在中美角力的案例中，修昔底德的風險，由於兩國文明的不相容，而被惡化了；這種不相容，也擴大雙方的競爭，並使得彼此的友誼，變得益發不可能。中美之間的失諧，在兩者的歧異最顯而易見；這些歧異是觀念的，包括中、美分別如何看待國家（政府）、經濟、個人角色、國際關係和時間的意義。

在美國人眼中，政府是必然的邪惡，並且在他們的信念裡，國家走向暴政和濫權是可能的，因此應該感到恐懼並加以箝制。然而就中國人而言，政府是必然的好與善，是作為保證秩序與防止混亂的支柱。至於在美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中，政府制定並執行規則；雖然偶爾在經濟方面，實施國有制度和政府干預，但卻是不得已的例外。中國的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則是政府訂定成長目標、挑選和補助某些產業以發展、扶持國家冠軍（譯按：中國政府用產業政策來扶持所謂的「國家冠軍」企業），以及為了國家利益，進行重要、長期的經濟計劃。

美式個人主義度量社會的方式，是端看這個社會是否能夠保障個人權利，和助長個人自由；而中國文化並不歡這種個人主義。的確，「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在中文詞彙中，意味著自私地將注意力放在個人而非社群上。再看西方文化中「不自由毋寧死」，若置放在中國文化中，應該被轉換成「社會不和諧，毋寧死」。因為對中國人而言，秩序是最高價值，而階級制度中，信徒服從孔子之首要原則「安分守己」，則成就了和諧。

上述觀點不僅在中國社會內部成為王道，就連應付國際事務，中國人也遵循此道；在他們眼中，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相當於金字塔的頂端，其他國家理應屈居於從屬國的地位。美國人的觀點則稍有不同。自從二戰（World War II）結束，華府的態度是致力於，防止能挑戰美國全球軍事主導權、「平起平坐的競爭者」的出現。但是同時，戰後的美國對國際秩序的觀念，亦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系統，這樣的系統甚至能規範美國。

最後，在思索時間及經驗時間的流動上，美國人和中國人也迥然不同。美國人傾向於將注意力擺在現在，並以小時和天數來計算；至於中國人，則更具歷史觀，以數十年和世紀來思索。

當然，這些都只是簡單的概要，基於需求而被簡化，並沒有真正反映出美國和中國社會的複雜性。但是這些觀點敲響了一記警鐘，目的是提醒美國和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應該時時留心，在避免戰爭的情況下，處理彼此之間的競爭。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7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 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筆者介紹：Graham Allison（埃里森）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曾擔任雷根總統國防特別顧問，之後於柯林頓任內擔任國防計畫助理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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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對弈：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二）

 2017-11-03  116

就美國人而言，民主，才是政府唯一合理的形式：在上位者的正當性，來自於被統治階級的點頭同意。但在中國，這個觀念一點也不普遍。在中國，一個政府取得或失去其正當性，取決於它的施政表現。

吳怡 / 編譯

我才是第一！

美、中的文化差異，因為一個特徵而被強化了，這個特徵為雙方共享且相當顯著：就是無比的優越感。他們皆自視卓越，且是獨一無二的。但是第一名只能有一位。已故的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就曾質疑美國能否適應一個崛起的中國。他在一場1999年的訪談中說：「若美國在太平洋西半部（而非全世界）的稱霸地位，被一個亞洲民族所取代，而且是長久以來被貶低為墮落、軟弱、腐敗且無能的一個民族；這對美國人而言，情何以堪」？美國人文化至上的信念，將使得他們更難以調適。

在某些方面來說，中國的卓越主義（自視卓越），要比美國的更廣義。歷史學家蓋爾伯（Harry Gelber）於其2011年的著作（Nations Out of Empires）形容：「中國帝國自視為文明世界的中心」，在帝國時期「『中國』或『中國文明』在一位士大夫心中，並不是現今的觀念。對他來說，是漢民族，剩下的就是蠻族。任何未經文明洗禮的，依定義，都是野蠻人」。

直到今日，中國人相當自豪於自己文明的成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2年一場演說中說道：「我們的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為人類的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美國人亦然，自視為文明的領航者，尤其在提及其政治發展之際。好比美國人對自由的熱情，被珍藏在其政治信仰的核心文件，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這份文件宣示了「人生而平等」，和人「由造物主賦與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獨立宣言還特別指出，這些權利包含「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並堅持這些不僅是毋須爭論、更是「不證自明」的真理。美國歷史學家霍夫斯達（Hofstadter）就曾寫道：「成為一個不僅是沒有意識形態、更是一個合而為一的國家，是我們的命運」。相對地，對中國人而言，秩序是政治中心思想—而且秩序源於階級。個人自由，如美國人所理解的，摧毀階級；然而在中國人眼中，它招惹混亂。

為我所言…為我所為？

上述哲學性的差異，可由美、中各自對政府的概念，得到解釋。美國的開國元勳，雖然對權威有著深深的不信任，卻認為社會需要政府。否則，誰能自外侮保護美國公民的安全？誰又能自內部的犯罪保障公民的權利？然而這些開國元勳卻因一個兩難的處境而掙扎：一個政府，若權力之大，以至於能夠盡司其職，那麼它將走上暴政一途。為了解決這個難題，他們設計了一個如歷史學家（Richard Neustadt）所描述之「分立的機關共享權力」的政府。於是產生了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互相牽制，也導致推遲、僵局，甚至是失能。但是卻提供了制衡功能，防止濫權。

中國人對政府的觀念，和一己在社會的角色，與美國人的差異已達極致。如同李光耀所觀察：「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紀錄顯示，當出現一個強勢的中央（北京或南京）之時，該國是和平且繁盛的。當中央是弱勢的，則出現軍閥割據各省各縣的情況」。依此，美國人所抗拒之上述強勢的中央政府，呈現給中國人的，是一個對國內外，促進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代理人。

就美國人而言，民主，才是政府唯一合理的形式：在上位者的正當性，來自於被統治階級的點頭同意。但在中國，這個觀念一點也不普遍。在中國，一個政府取得或失去其正當性，取決於它的施政表現。上海投資家李世默（Eric Li）於2013年在TED演講（TED Talk）發表的一場演說中，表達了他對民主想當然耳之最高位階的挑戰。他敘述著：「我曾被問及，『既然共產黨非民選，正當性何來』？」。「我回答：『知人善任的原則呢』？」。他接著提醒台下聽眾，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權之際，「中國深陷內戰，因外患而分裂，當時的平均壽命是41歲。今日，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工業重鎮，人民也更為富足」。

若提及向外宣傳各自的基本政治價值，華府和北京也有著相當不同的方式。美國人相信人權和民主是普世的價值，而且僅需要以美國為典範，並在世界各地實現。如同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隨後的著作「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所述，美國是「一個身負使命的國家」，驅動她的是一個信念：「非西方世界應該信仰西方價值…並實現這些價值」。大多數的美國人相信，民主權利將在世界任何地方、造福任何人。

數十年以來，華府所進行的外交政策，在於尋求促進民主的信念—甚至有時，企圖要在民主行不通之處，強行推銷民主。至於中國則是全然相反；雖然中國人相信其他人都得尊敬他們、景仰他們的美德，甚至要模仿他們的行為，中國領導階層卻從未以傳教方式來進行這項任務。前美國外交官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就曾指出，帝國時期的中國，「並未輸出其思想，而是讓其他人前來尋找」。毋庸置疑，雖然美國致力於讓中國改信美國信條，但是中國領導階層對此卻是深感懷疑的。鄧小平自1978年至1989年領導中國，並開始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曾於80年代後期向某位參訪官員抱怨，西方的說法「人權、自由和民主，是為了保障強大、富有國家的利益而設計，這些國家利用其力，欺負弱勢的國家，並且奉行霸權和實行強權政治」。
快思與慢想

美國人和中國人，對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想法截然不同。今年7月，美國人驕傲地慶祝其建國241年；中國人則喜歡指出其歷史橫跨5000年。美國的領導階層時常提起「美國的實驗」（the American experiment），其時而脫序的政策則反映了這個態度。中國，相對地，自視為在宇宙間的固定存在：過去如此；未來如此。

基於對時間廣闊的看法，中國領導階層審慎地將事情區分為急性（需要立即的注意力）與慢性的，以及緊急與僅僅是重要的。難以想像一位美國政治領袖，建議將某主要外交政策問題，擱置一個世代。然而，這卻正是鄧小平在1979年所做的；在領導中方與日本談判釣魚台列嶼的爭議時，鄧小平接受了一個日後的、而非立即的解決方式。

對於新聞週期和大眾意見的需求，再敏感也不過的美國政治人物，利用推特或宣布淺顯易懂、快速解答的政策計劃。中國領導階層，相對地，是獨具策略地有耐心：只要趨勢站在他們這一方，他們習慣於等問題自己結束。美國人則自詡為問題終結者。他們視一個一個的問題為各自獨立的議題，處理完一個，就可接著下一個。美國小說家和歷史學家維多（Gore Vidal）曾稱美國為失憶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Amnesia）—在這個國度，每個想法都是創新，每個危機都是前所未見的。這迥異於具深層歷史觀的中國人，他們認為太陽底下無新鮮事。

的確，中國領導階層相信，許多問題無法得到解決，而是必須得到處置。他們視挑戰為長期和連續的；今日面對的議題，源於過去進化的過程，也許是過去一年、十年或是一世紀。而現在他們進行的政策行動，只不過對於這個進化過程稍有影響。例如，自從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台灣，而北京視該政府為非法。雖然中國領導階層堅持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他們進行的是長期策略，亦即強化兩岸經濟和社會的連結，目的是讓台灣逐漸回到中國手中。

（未完）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7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 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筆者介紹：Graham Allison（埃里森）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曾擔任雷根總統國防特別顧問，之後於柯林頓任內擔任國防計畫助理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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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對弈：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三）

 2017-11-14  302

美國稱霸世界，已將近30年。這段期間，華府對世界的重大影響，就是令其他國家的菁英和領袖，必定要了解美國文化和美國的戰略方法。另一方面，美國人常常感到自己實在無需過度努力，去思索其他人的世界觀—這樣興致缺缺，是因為許多美國菁英相信，反正世界各地，正緩慢卻必然地，越來越像美國。

吳怡／編譯

誰是老大？

華府與北京欲逃脫修昔底德的陷阱，但文明的衝突令其幾乎不可能；衝突之所以存在，源於這兩造，就世界秩序有著敵對觀念。中國對待自己人民的方式，是她與弱小鄰國之關係的縮影。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秩序，實施威權階級制度，要求人民尊敬與服從。而中國在國際間的行為，也反映了對秩序的期待：在2010年與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東協）的一場會議中，時任之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就中國對南海的主張、而惹來抱怨回應。面對東協國家代表們以及美國國務卿（U.S. Secretary of State）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楊潔篪脫稿說出：「中國是大國，其他國家是小國，這是事實」。

相對地，美國領導階層，希望有一套國際法規，基本上就是美國國內規定的延伸。同時，他們也認清在霍布斯全球叢林（Hobbesian global jungle）中的權力現實，寧作獅子也別成羔羊。為了緩和這種緊張情勢，華府描繪了一個世界，在當中美國是一個慈善的霸主，是世界的立法者、警察、法官和陪審團。

華府，力促其他強國接受一套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其實就是美國秩序。但是就中國人看來，這就像是美國人訂定規則，其他人聽從華府號令。中國的憤怒是可期的；對此場景，前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鄧普西（Martin Dempsey）將軍已十分熟悉。他在去年與本雜誌（Foreign Affairs）的訪談中說道：「中國人有一件事非常吸引我，就是無論何時，與他們論及國際間的標準、或是依國際規定而行事，他們總不免指出，各國訂定這些規定時，中國還未站上世界舞台」。
你走你的陽關道

美國稱霸世界，已將近30年。這段期間，華府對世界的重大影響，就是令其他國家的菁英和領袖，必定要了解美國文化和美國的戰略方法。另一方面，美國人常常感到自己實在無需過度努力，去思索其他人的世界觀—這樣興致缺缺，是因為許多美國菁英相信，反正世界各地，正緩慢卻必然地，越來越像美國。

但是近幾年，中國的崛起已挑戰了這種漠然。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開始認為，他們必須增加對中國的了解—特別是中國的戰略思考。尤其，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已開始要認識，中國人在思考使用軍事力量時，種種的特徵。中國領導階層，在決定是否、何時，以及如何攻擊敵人，多數時是理性且實際。但是除此之外，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專家，已列出5個假設與傾向，替中國在衝突時的可能戰略行為，提供進一步線索。

首先，不管在戰爭還是承平時期，中國人的戰略毫不掩飾地，受到現實政治（realpolitik）（譯按：現實政治（德語：Realpolitik）源自19世紀德國，由古代德國（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所提出。主張：主政者應以國家利益做為從事內政外交的最高考量，而不應該受到主政者的感情、道德倫理觀、理想、甚至意識形態的左右，所有的一切都應為國家利益服務。）的驅策；中國人的戰略，也沒有急迫的需要，得因國際法律、或倫理道德合理化中國人的行為。這允許中國人的政府，具有不留情面的彈性，因為就國際對其朝三暮四的批評，它基本上是不痛不癢。因此比方說，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於1971年秘訪中國，就中、美和解展開了對話，他發現中方的與談者，絲毫不受到意識形態的限制，並直接了當地表達了中國的國家利益。談到越戰之終結，季辛吉與時任的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認為有必要，針對美國最終的妥協找一個台階下，於是「光榮和平」（peace with honor）成為合理說辭。但是反觀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深知中國與資本主義的美國建立關係，其實是為了在蘇聯（the Soviet Union）面前更抬得起頭來，卻認為無須假裝成，他正以某種方式支持一個更大型的社會國際主義運動。（譯按：peace with honor一詞，出現在尼克森於1973年1月23日的演說，用來形容美國結束了越戰。）

中國就國際政治之實際作為，也許令其略勝美國一籌，但其信仰過度的整體戰略世界觀（譯按：整體戰略世界觀概念參照整全觀：一個系統（宇宙、人體等）中各部分為一有機之整，而不能割裂或分開來理解。），也有類似功用。中國決策者視萬事與萬物互相連結。視戰略中的變化為「勢」。這個字彙找不到相對應的英文翻譯，但可理解為潛在的能量（potential energy）或動能（momentum）。許多要素影響「勢」，包括地理、領土、天氣、力量均衡、意外、士氣，及許多其他要素。季辛吉於其2011年的著作「論中國」（On China）撰述：「要素之間互相影響，對動能（勢）造成細微變化，也造就相對優勢」。因此，一位專精的中國戰略家將大多數時間花在耐心「觀察並耕耘戰略格局中的變化」，而且只在情況安排妥貼之際，才願意行動。緊接著，他迅速出擊。就一位旁觀者而言，結果不言而喻。（譯按：勢：孫子兵法「兵勢篇」：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意思就是水性本柔，石本剛硬，但水「勢」湍急之時，就連石頭也可以漂移。「勢」也像是張滿之弓弩。）

戰爭就中國戰略家而言，基本上是心理的，也是政治的。在中國人的思維中，敵人當下對事實的解讀，可能與事實本身一樣重要。就帝國時期的中國而言，必須創造並維持一個文明的樣貌，亦即此文明之優越，乃至於成為「宇宙的中心」；這樣的手法，目的在於阻止敵人挑戰中國的主導性。今日，中國無可避免的崛起，與美國不可逆轉的衰落，起了相似作用。

傳統上，中國人追求勝利的方式，並非靠著決定性的一役，而是一步一腳印地，朝著增進優勢的方向邁進。亞洲軍事事務專家賴博士（David Lai），為了描繪這種方式，比較了西方的西洋棋與中國的圍棋（英文為go）。在西洋棋中，棋手企圖守住棋盤的中央並擊潰對手。圍棋，則是棋手企圖團團包圍對手。若西洋棋大師一次便看到之後的5、6步棋，圍棋大師則看到了20、30步。中國戰略家，在與敵人的關係中，留心每個面向，不願意在時機未成熟之下，貿然求取勝利；反而將目標放在建立逐步的優勢。賴博士於一篇2004年、替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U.S. Army War College’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而撰的分析指出：「西方傳統，非常強調使用武力；多數時候，戰爭的藝術侷限於戰場上；交戰的方式便是武力相向」。相對地，「圍棋背後的哲學...競爭是為了求得相對的優勢，而非一舉將對方殲滅」。賴博士拋出一句智慧的提醒，警告說：「以西洋棋手的思維下圍棋，非常危險」。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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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對弈：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四）

 2017-11-22  584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皆發表過重大聲明，尤其是在觸碰南海議題之際，不過對二人而言，談判仍是選項。就川普政府而言，越能看透北京何以視中國在世界之角色，及其核心利益，就越有談判的本錢。

吳怡／編譯

坐上談判桌

華府會多多留意這個警告。（譯按：中美對弈（三）末句：賴博士警告說：「以西洋棋手的思維下圍棋，非常危險」。）未來幾年，許多不同的引爆點也將造成美、中關係的危機，包括進一步的南海領土爭議，以及就北韓迅速發展的核武計劃，而引發的緊張情勢。由於中國的軍備能力欲趕上美國，至少還得再花上十年，甚至更久，因此中國人就重大武力對抗美國方面，將會小心審慎。另外北京在對外政策中，將視軍事力量為次要工具；而其對外政策求勝的方式，並非在戰役中取勝，而是看它是否達成國家目標。而在外交與經濟方面，北京將強化與鄰國的關係、加強其對中國的依賴，並使用經濟槓桿鼓勵（或強迫）她們在其他事務的合作。雖然傳統上，中國視戰爭為最後手段，但一旦發現長期局勢對己不利，以及失去談判籌碼，她將啟動有限度的軍事衝突，以挽回局勢。

冷戰，是美國最近一次，冒著極高的修昔底德風險（譯按：修昔底德陷阱：新興強權的興起，威脅既有強權的存在，再加上其餘的導火線，使雙方戰爭不可免。）—尤其是在古巴飛彈危機之際。危機解除的數個月之後，時任的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從中反思而習得教訓：「總之，在捍衛我們重大利益之際，核武，得避免讓對手陷入一個兩難，亦即避免令其在羞辱的撤退、或是核戰之間做出抉擇」。雖然莫斯科方面的措辭強硬，時任的蘇聯總理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最終仍決定作出讓步，撤回部署在古巴的核武。同樣地，之後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和尼克森（Richard Nixon，前美國總統）發現中國理論家（譯按：理論家原文為ideologue：指非常支持某意識型態或特定團體）毛澤東，相當擅長於讓步，只要這麼做能符合中國的利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皆發表過重大聲明，尤其是在觸碰南海議題之際，不過對二人而言，談判仍是選項。就川普政府而言，越能看透北京何以視中國在世界之角色，及其核心利益，就越有談判的本錢。然而問題依舊屬於心理方面的投射：就算是資深的美國國務院官員，也常誤認中國的重大利益，與美國的相似。因此目前川普政府中，負責策劃與中國交涉的官員，應該閱讀中國古代思想家孫子：「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