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70年體制已路遇轉折點

(Ajin 開口)

川普減稅的震撼，必定帶來2018以後的世界經濟局勢會有結構性的變動。俺直覺認為，時間已經逼近了，客觀條件正逼迫北京直接攤牌：看是中華必須融入歐美近百年所定義的世界文明體制？還是世界必須跟隨北京這70年來所制劃的中華體制？

針對科技以及市場佔有率，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從三四年前開始，北京開始非常大舉投資要在科技當上龍頭的職位，這種取向到目前有相當的成效，尤其在電動車，太陽能，以及可攜帶能源，金融數位，等牤面都擠乎擠進的世界最前端。

從已經飽受影響的日本來看，底下這篇文章相當值得參考。

https://zh.cn.nikkei.com/industry/scienceatechnology/27930-2017-12-08-04-51-10.html?limitstart=0

日本二戰後70年創新路遇轉折點

2017/12/08

　　創新是指利用獨創技術和創意來改變生活和商業模式。在二戰後70多年的創新曆程中，日本企業形成了獨特的優勢和劣勢。這些經驗能否在未來開花結果呢？

　　索尼的營業利潤將時隔20年再次創下歷史新高。11月1日，在索尼復活道路上起到主導作用的社長平井一夫發佈了配備最新人工智慧（AI）的家用機器人。平井表示，「繼續創新」是企業真正復活的條件，對重新涉足機器人業務表示出極大關心。

　　建立愉快的理想工廠

　　在二戰結束第二年的1946年成立的索尼剛好見證了日本的創新曆程。「建立一個自由豁達、輕鬆愉快的理想工廠」，索尼《成立宣言》中的這句話成為了其創造全球性熱銷商品的起點。將街角變成屬於自己的音樂天地的Walkman隨身聽（1979年上市）讓索尼迎來了鼎盛時期。

　

 　

　　但這一繁榮勢頭並未長久持續。2000年前後，儘管索尼發佈了可以連接電腦的Walkman等3款數位産品，卻是由另外的業務部門開發。因缺乏兼容性，統一戰略也成為泡影。2001年，美國蘋果的iPod上市，打造了可隨時隨地下載音樂的模式，成為蘋果進入iPhone黃金時代的起點。

　　「有些産品只有我們能做到」，當時一位索尼管理人員這樣表示。雖然有技術實力，但卻沒有及時發現需求變化。「為什麼在組織內工作的人有時會採取愚蠢的集體行動呢？」，英國《金融時報》的吉莉恩·泰特認為，當時的索尼各部門相互隔絕，沒有總體規劃，處於「散沙」狀態。

　　從日本發明協會編制的戰後日本創新100項來看，新創意與技術相結合創造新價值的Walkman等創新産品大約都發生在1980年代。這是為什麼呢？

　　Walkman創意的來源是索尼創始人井深大在乘飛機時很想自己一個人聽音樂。早稻田大學研究所副教授入山章榮表示，「創業一代的人退休後，日本企業沒有構築起可以代替創業者、有著共同目標的組織和經營體制」。

　　知識的再結合

　　創新力衰退也表明終身雇用、年功序列及法律法規等「日式常識」走到了盡頭。日本雖為已開發國家，但解雇制度十分嚴格，經營者很難進行大膽的業務重組。應該如何處置基於年功序列的終身雇用制員工？日本企業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因此遲遲無法下定決心充分利用外部人才。

　　在東芝問題上顯示出存在感的産業革新機構隸屬於國家，該機構要求企業重組已是家常便飯，但抱有眾多人才的大企業態度曖昧，産業整體無法實現新陳代謝。知識和經驗如果得不到重新結合，創新也終是空談。日本的IT産業要想復活仍需時日。

　　碳纖維、藍色發光二極管（LED）及記憶卡……以材料和零部件為中心，日本企業仍佔優勢。在服務業方面，率先推出網上送餐服務的夢之街創造委員會等初創企業的崛起也十分顯著。

　　在源自美國史丹佛大學的一項創新生物設計工程中，專家以外的成員用時約2個月進入醫療現場，向醫生和患者們進行討教。創新並不是少數天才的專利。從這點來考慮，企業要以普通人的視角發掘應該改進的地方和需求。

　　如今，東京大學、大阪大學及醫療廠商都在採取這一方法。東大教授森川博之表示，「物聯網（Io）等創新多數都是在生産一線萌發出來的，這對重視生産一線的日本有利」。

　　「創新的唯一源泉是‘憤怒’」，美國經營顧問湯姆·彼得斯這樣表示。在舊金山打不到車的憤怒催生了優步科技。民宿仲介平臺愛彼迎（Airbnb）也是從遊客對大型活動期間酒店客滿的抱怨而衍生出來的。

　　在生活和商業一線到處都充斥著憤怒和不滿，如何讓其昇華成創新産品和服務、形成良性循環？日本特有的一些傳統習慣可能會受到考驗。

　　不考慮「産出」

　　創新的主角毫無疑問是企業。但日本企業通過研發來創造效益的能力正在逐步下降。

 　

　　「儘管擁有了其他公司無法模倣的電機技術……」，NEC某高管覺得很是遺憾。NEC在8月份決定將與日産汽車聯合出資的鋰離子電池公司出售給一家中國基金。

 　　鋰離子電池作為電動汽車（EV）的動力源，今後的市場前景非常廣闊，但NEC除了日産之外無法開拓其他客戶，而日産也決定要將採購商多樣化。雖然有技術，卻不能順利地實現商業化。

　　我們先來看一下數字。首先是催生新技術的研發（R&D）能力。從日本文部科學省公佈的2015年各國企業研發費用來看，日本比2000年增加26％。而中國企業在這一期間增加了10倍，並在2009年超過日本，日本遠遠落後於中美，僅排在第3位。

  　

　　從機電行業來看，日本面臨的形勢更為嚴峻。NEC等8家大型綜合機電企業2016財年（截至2017年3月）的研發費用加起來約2萬億日元，比2000年減少22％。與下降3％的銷售額相比，降幅更為顯著。

　　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研發效率顯著下降。日本德勤諮詢公司（Deloitte Tohmatsu Consulting）進行了一項「效率性」調查，用全球主要國家的企業在5年間創造的附加值平均數除以之前5年的研發費用平均值。

   　

   

　　對日美德法韓5國的企業進行比較後可知，2016年日本為32倍，屬於最低水平。幾乎從2000年的47倍之後一直維持著下降趨勢。歐洲企業也和日本一樣呈下降趨勢，但下降速度緩慢一些。對於日本的研發現狀，日本德勤諮詢的執行董事藤井剛認為：「將來哪個市場會擴大，不充分考慮‘産出’就進行研發的例子有很多」。

　　亞洲的第三波浪潮

　　亞洲通過創新走在日本前面的時代到來了，背景是亞洲的産業結構變化。亞洲憑藉利用廉價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産業起步，通過半導體和石油化學等使用大型設備的資本密集型産業鞏固了世界工廠的地位。近年又迎來了第三波浪潮，即IT和製藥等知識密集型産業的興起。

 　

　　「光憑仿製藥增長有限」，印度太陽藥業（Sun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統管海外業務的高級副總裁基爾蒂·加諾卡爾（音譯）如此解釋致力於抗癌藥等新藥開發的理由。

　　關於自主開發的慢性皮膚病治療藥，該公司已向歐美當局申請銷售，將來還計劃進入日本市場。

　　「亞洲製造」最早的領航者是服裝等輕工業。1970～80年代，香港資本在大陸建設服裝廠，構築了製造業的基礎。韓國和台灣也通過加工貿易積累了資本。

　　進入90年代後，資本密集型産業興起。鋼鐵行業的韓國浦項製鐵、石化行業的台灣塑膠工業（台塑集團）等作為日本企業的對手崛起。在半導體産業，韓國三星電子和台灣積體電路製造（TSMC）等全球性企業快速成長。

　　中印興起知識密集型産業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外資的對華直接投資增加，加速推進了産業全球化。代工生産個人電腦等電子産品的台灣鴻海精密工業以在大陸生産為踏板實現崛起。

　　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IT産業在全球普及，委託中國和印度從事軟體開發的動向擴大。因為亞洲的教育水平升高，高級技術人員增加。在製藥行業，全球大型製藥企業也紛紛在中國大陸和新加坡設置研究基地。

　　從亞洲企業的股票總市值來看，截至10月底，知識密集型産業的代表——製藥和網路在整體總市值中的佔比達到8.0％（QUICK FactSet調查）。較10年前的1.7％大幅增加。

　　最近，互聯網相關領域表現搶眼，中國阿里巴巴集團等互聯網企業的移動支付APP迅速普及，並預定登陸日本，這甚至可能會改變日本的社會結構。

　　本文由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山田周平、加藤宏志、太田順尚、新井重德、大西智也、森田淳嗣、若杉朋子、上間孝司、松田直樹、和田大藏、岩井淳哉、清水孝輔、吐田Ema、上阪欣史、鈴木健二朗、安西明秀、矢野攝士、藤原隆人、小高航、黑沼勇史、細川倫太郎、白石透冴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