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的中國”，真的存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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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淵：“自古以來的中國”，真的存在嗎？

2017年12月31

中國──如果可以把帝制時期的中華帝國，也稱為中國的話──它的現代疆域是如何形成的？自古以來的中國，是現在我們經常說的中國嗎？

王柯在《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系》一書中，討論的是“中華民族”的形成、日本的近代轉型對中國民族主義形成的諸多影響，而這篇文章旨在談論的，則是在此基礎上，中國現代邊境和領土的形成。

一旦涉及領土，“自古以來”就是許多人的口頭禪。這幾乎拒絕了一切論證，而成為不可置疑的先驗真理。這樣的立論，與真實的歷史相距甚遠。事實上，從來都沒有自古以來的中國。最早的“中國”就是“華夏”，“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大致就是華夏天下的初始範圍。

研究中國邊疆歷史問題的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劉曉原，在其新著《邊疆中國》中認為，“如果非要強調中國疆域的久遠歷史，真正可以冠之以自古以來的地域，對於從華夏族嬗變而來的漢族而言，唯有中原地區而已。”劉曉原形容“歷史上的中國”，其疆域領土從來不是固定不變，也不存在自古以來，而是“如季節湖一樣”盈虧變化。而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實際上脫胎於中華民國對清王朝疆域的繼承。

如王柯在《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系》一書中追溯的孫中山與日本黑龍會的緊密關系，劉曉原在《邊疆中國》中講述了同樣的內容──

即是革命黨人在革命之前，其設想亦並非繼承滿清疆域，而是主張放棄大量邊疆地帶，而組成一個徹底的漢人國家。然而，“到頭來，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依然不得不在清朝的廢墟上，謀求對中國所謂固有領土的統治。”盡管如此，在晚清到中華民國之間，民國雖然繼承了大部分的清帝國疆域，但是無論疆域範圍的變化如何，疆域的性質已經完全變化了──“領土屬性”的轉型，才是晚清到民國，中國邊疆的本質轉型。

從中華帝國到民族國家的內在矛盾

“天下中國”不難理解，無論是中原王朝對外擴張，還是外族入主中原形成的統一王朝，都是在“天下”的世界觀中，以中原為中心，構建的多層次皇權結構。這種結構，劉曉原稱之為“宗藩朝貢體系”。

在這種體制下，對於邊疆，要麽直接統治，要麽間接“羈縻”──上國與下國之間，地位尊卑有別，由內向外，親疏有別，而邊緣地帶，則從來模糊不清。

中國現代領土的來源，來自於17世紀中期到18世紀末，清帝國從擴大走向鞏固的結果。東亞國際體系在此時，就是一個如同太陽系的體系，中華帝國是這一星系中的太陽，而其余的則是行星。與此相對，歐洲國家在1648年西伐利亞體系（西發裏亞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後，就成為林立而競爭的平等民族國家體系。清帝國在此後的一個多世紀裏，卻仍然以雄踞東亞大陸的東方強國地位，與西方列強長久對峙，直到鴉片戰爭來臨。

在西方軍事、外交、貿易多重進攻之下，東亞固有的國際體系開始解體，東亞諸國，無論是上國中華帝國，還是朝貢的下國外藩，都按照“民族國家”的國際範式，對自身的國家形態、國際行為和立國理念推行重新建構。

而這一重新構建的過程包括，放棄對一系列“外藩”（如朝鮮、越南、緬甸等）的傳統“上國”地位，同時鞏固對“內藩”的直接統治主權，如蒙古、新疆、西藏、滿洲等。

這一構建的核心在於，外藩外國化，內藩內政化。

並且在此基礎上，放棄了傳統的國際觀，改用法律條約，確立國家邊界和國內國際主權，以萬國之一的平等身份，在世界上與其他國家展開競爭。

而民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則堅持了對前清疆域的繼承。中國代表團成員顧維鈞曾在巴黎和會上直言，“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是憲法明文規定的，中國代表團拒絕討論任何企圖更改中國領土邊界的議題。”

可是，在此期間，中華民族的構建，如王柯和劉曉原都觀察到的那樣，實際上是以漢族為中心的政治話語的構建──此後，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即便是中國共產黨所奉行的國際主義，也從未真正地擺脫民族主義，而變成真正的共產主義。

王柯認為，中國在近代錯誤地學習了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經驗，而讓中國此後百年的民族與邊疆問題陷入困境。這也是民族國家範式的固有尷尬之一。劉曉原在《邊疆中國》中解釋，“世界上的民族國家多是多民族共同體，極少單一民族國家。於是國家主權和民族自決權就成為民族國家範式不可化解的一對內在矛盾。”

由於在構建中華民族之初的漢人中心主義、民國在繼承滿清疆土時的精英決定，以及其後民國向共和國轉型之後的社會主義改造，都讓中國並未成為一個“整合國家”，而只是一個“邊疆國家”。這是因為，中國國家形態的現代化，招致西方國際關系體系的“固有困境”，即“在保證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同時，承認民族自決權而產生的矛盾。而族群間的模糊文化分野和國家間的清晰政治邊界絕難調和”。

在劉曉原的論述中，美國在100年前終於成為一個“整合國家”，成為共同調和的民族大熔爐。而中國經過了兩個世紀的轉型、革命與戰爭之後，在疆域統合上取得了巨大進步，但仍然依靠強力而非凝聚力，邊境時常處於威脅和憂慮之中。

帝國之後，領土屬性的變遷

歷史學家查爾斯．梅爾（Charles S. Maier）註意到，20世紀的歷史研究過於著重意識形態沖突、大規模政治迫害、種族滅絕，以及戰爭對平民百姓的毀滅，而忽視了“領土屬性”（territoriality）問題及其危機。

梅爾指出，到17世紀末，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對本國國土尚無清楚的概念，他的臣屬只能提供幾種差別甚大的粗略估計。到法國大革命前夕，英國和法國才分別完成了用近代勘測技術繪制的國家全圖。

到18世紀初，歐洲國家領土各自完成分離，與此同時設有專職外交機構。而當時，清朝入主中原，進一步鞏固了東亞國際體系。事實上，17世紀和18世紀前葉，清帝國在勘疆劃界方面與歐洲國家並駕齊驅，1646年多爾袞命令，對清帝國土地全面勘查。其後，康熙同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這開創了雙邊協定的先例。

但這並沒有成為中國領土屬性向近代轉型的契機。近代歐洲勘界繪圖是在“民族國家”國際競爭機制下的政治競爭行為，而清王朝的勘定疆界，卻並非如此，目的只是為了彰顯皇統。而隨後的一個多世紀，歐洲在民族國家道路上走向極致，清朝也將東亞的“天朝體系”和“一國多制”傳統發揮到極致。

而中國領土屬性在鴉片戰爭後的轉型，也意味著東亞體系的解體，東亞各國從此擺脫了中華帝國的同心圓結構，而變成歐洲式的民族國家。

現代人很難理解清朝為什麽會在19世紀末，為了越南、朝鮮，不惜開戰。而實際上，在清朝眼裏，越南、朝鮮，是為“外藩”，也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但最終，清王朝也不得不接受“西國公法”，而將越南、朝鮮視為萬國之一，與自己不再有高低之分──當然，更大的事實是，清王朝與其外藩，都成為了西方的殖民地。

歷史學界現在已經不再將帝制中國稱為“封建王朝”，因為“封建”的意義，就是“封土地，建諸侯”，而秦以後的中華帝國，很顯然已不再是傳統西歐意義上的封建。但在劉曉原的論述中，他仍然將清帝國視為“封建集權”，按他的理解，可以視為“在中央地區的高度集權”，和“在邊緣地區的廣封眾建”。

而中國領土的轉型，就是“在一種地域範圍內喪失封建相對主權，在另一種地域範圍內確立近代絕對主權的過程。”

領土屬性轉型，國家主權職能及相應機構，還有國家行為也會隨之變化。 首先，天朝終於有了自己的國家邊界。在列強的壓迫與中國自身的反抗過程中，中國近代疆域畫於何處，最終取決於中外雙方實力的變化，而形式，則采取了國際法的條約模式。疆界一經劃定，中國在其外，喪失的是封建相對主權。在其內，則獲得的是近代絕對主權。也因此，這不單單是領土的量的變化，而是屬性的質的改變──“歷史上的中國”在領土縮小之後，終於形成了近現代的中國疆域。

與此同時，則是外務的產生，這是領土屬性改變的題中之意。在乾隆時代，清廷把荷蘭、法國、美國等與朝鮮、日本、琉球同列為“東夷”，盡管統治者眼中的寰宇有所擴大，但很顯然，宇宙中的中心之國，仍然非天朝莫屬。晚清政府，則終於有了總理衙門，這是中國外交部的前身，在1861年開始辦公。

傳統東亞國際體系尊崇的是一元的等級尊卑，而近代國際體系則奉行多元平等原則。天朝的世界觀，完全無法對付歐風美雨。只有總理衙門，才能用國際制度，來盡可能約束列強在中國的行為。

與外務相對，國內主權隨之擴展。章炳麟在1928年修訂的《三字經》啟蒙那時的幼童，“古九州，今改制，稱行省，二十二。”這反映了人們對民國的一種認識，這種沿革從晚清開始。因為國界的確定，從19世紀後期開始，同其他一切擁有主權的民族國家一樣，清政府采取了各種措施，強化它對邊疆地區的控制。這便是外藩外交化，內藩內政化。

在劉曉原看來，這些內政措施，迥異於封建集權時代的邊疆政策，因此，“所有這些內政措施對邊疆社會的沖擊不亞於外部勢力滲透，在當地引起的社會震蕩。由於地緣、宗教、社會、民族、國際環境的種種因素，所謂蒙古、西藏、新疆問題以不同的形式延續至今，成為現代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為政者所必須關註的問題。”

民族國家與革命國家

而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是一次現代領土屬性的傳承和改變──它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社會主義改革為主要特征。

但此後的中國並未同日本一樣變成一個民族國家，而是在1949年以後，選擇了革命國家的道路，這一社會主義國際體系，與民族國家體系的平等原則和利益觀念背道而馳。劉曉原指出，這種社會主義國家體系未能持久，在20世紀末全面崩潰。

這一點，也是王柯在《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系》中所欠缺的。他的論述過於強調了日本對中國近代的影響，而忽視了蘇聯。很遺憾的是，劉曉原對此沒有更多的論述，他認為，“革命國家對現代國際體系結構有何影響，尚待進一步研究。”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可能更多來自於史料的不充分。

無論蘇聯所造就的影響如何，東亞在19世紀到20世紀的列強壓迫下，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國家體系，到如今仍未進入穩定狀態，而時常產生沖突與仇恨。盡管東西方國際體系不再迥異，變得趨同，但並非所有亞洲國家都變成了自己“民族國家”的最終形式。

梅爾認為民族國家正在消亡，許倬雲等歷史學家也同樣持有這一觀點，然而歐洲走向聯合，是在類似於法德這樣的歷史死敵取得全面和解的基礎上而造就的。按照孫崎享在《日本的國境問題》中的主張，要中日和解，亞洲建立類似於歐盟的組織──但很顯然，這並不現實。

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許多矛盾並未解決，其自身也面臨著邊緣地帶的統合問題。朝韓和台灣問題性質類似，都是冷戰的遺留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在中國成為完全的統合國家之前，都是民族國家道路上，一直潛在的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