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定一個國家的真實發展水平？

http://www.bbc.com/ukchina/trad/vert-fut-42819324

如何判定一個國家的真實發展水平？

阿曼達·魯格里（Amanda Ruggeri）

過去100年來，人們一直使用兩個指標評價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其中一個是國民生產總值GDP，即一個國家所創造的財富總額。另一個是失業率。然而，如果要評價一個國家對其國民提供的服務水平，這些指標就顯得不完整，缺乏指導意義。

例如，在評估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情況時（例如，是否能夠獲得教育、食品和平價住房等），較窮的國家的得分往往要超過富國。"一般而言，富國的社會發展水平較高，因此願意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社會發展指數（ Social Progress Index）CEO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een）表示。"然而，我們的發現清楚表明，社會發展無法完全由經濟變量所解釋。GDP並不是一切。"

社會發展指數等等一系列指數採集全球各國的數據，並評估各國為其國民所提供服務的水平。如果對其進行審視，我們往往會發現，社會發展指數高的國家通常是丹麥或新西蘭等人們夢想中的宜居國度。

然而，此類信息的用途不止於此，它還能揭示神秘的關係，從而影響政策制定。它可決定哪些國家會獲得財政援助，甚至可以幫助我們預測未來。

利用指數，我們可以分析出哪些國家在蒸蒸日上，哪些步入衰落，哪些在原地踏步。

例如，有人稱美國政府的效率不如以往，理由是1958年以後，美國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幾乎從未達到該年的水平。然而世界銀行"全球治理指數"（WGI）卻表明，1996年以後的政府效率水平一直保持在大體相同的水平。（該指數分析包括公路狀況、小學質量和政府流程等在內的政府產出）。

其他國家的例子也能說明問題。例如，突尼斯1996-2010年間的話語權和問責制指數（該指標分析年的選舉信任度和媒體自由度水平）不斷下跌。隨後，該國就爆發了阿拉伯之春運動。2011年，突尼斯的得分從9個百分位躍升至36個百分位，隨後就一路高漲。2016年，突尼斯的得分和匈牙利齊平，達到57個百分位。

然而，在一般情況下，一個指數很低的國家很難轉型為高指數國家。從事WGI研究的世界銀行經濟學家阿特·克雷（AartKraay）指出了近期評估結果。"我們發現，一旦一個國家具備了良好治理，這種良性狀態就會保持很久，"克雷說。"但是良好治理是很難達成的。"

財富不代表一切

有一個指標無法客觀體現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財富。

美國就是一個實例。儘管美國人均GDP位列全球前五，但美國社會發展指數卻只排在世界第18位——接近愛沙尼亞，落後於加拿大。類似的是，荷蘭、沙特阿拉伯、智利、哈薩克斯坦、菲律賓和安哥拉的GDP很接近，然而荷蘭、智利和菲律賓的社會發展指數卻遠超沙特阿拉伯、哈薩克斯坦和安哥拉。

歐盟內部也存在GDP和社會發展指數背離的情況。例如，瑞典最北地區的人均GDP和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相同，但社會發展指數卻遠超後者。

有趣的是，歐盟數據表明，在社會發展指數和失業率之間不存在關聯。你可能認為工作會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然而英國在達到歷史最低失業率的同時，社會發展指數的增長卻陷於停滯。

"在過去80年裏，我們一直把失業率作為判斷社會運行狀況的指標，"格林說。"但是由於就業環境的變化，它並不能告訴我們公民的生活質量與20年前有何差別。"例如，零時工合同可以看作是一種"就業"，但它卻並不能促進社會發展。

以哥斯達黎加為例，"哥斯達黎加和拉美其他國家差別很大。它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世界正義項目（World Justice Project）行政主管胡安·博泰羅（Juan Botero）表示。"在過去40-50年間，該國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制度。現在哥斯達黎加的社會產出把其鄰國甩在了身後：哥斯達黎加的政局更加平穩，經濟更加繁榮。"

如果單獨財富無法衡量一個國家為其公民提供的服務質量，那麼哪個指標可以？

博泰羅研究的是世界正義項目旗下的法律制度指數。該指數考察政府問責、人權保護和公平法律程序等等"基本法律制度"。他指出，至少存在一項關聯。

"大部分論文都認為，健康產出是由財富決定，"博泰羅表示。"但我們發現，法律制度也能夠左右健康產出，而法律制度與財富無關。法律制度指數越高，處於任何發展水平的國家的母嬰死亡率、預期壽命、致命疾病等標凖公共健康產出都會越好。"

這並不是說健康不重要。健康產出好的國家一般都是富裕國家。但並非所有健康國家都在其他領域表現良好。有專家認為，一國經濟增長並非一定使其公民受惠，在制度和其他領域增大投入，更好地服務於公民將促進經濟增長。

"富裕國家能夠為警察提供高薪，"博泰羅指出。"另一方面，一個完善的法制體系能夠遏制犯罪的發生，從而使國家更為富裕。"

全球影響

毫不意外，上述指數所提供的信息已經在很多方面得到廣泛應用。歐盟採用社會發展指數指導政策制定。甚至已經有很多企業採納了指數：例如，迪士尼公司在選擇產品製造國時，就採用了世界銀行推出的全球治理指數。

在決定一個國家應當獲得多少援助的過程中，也應用到了上述指數。例如，美國千禧年挑戰項目（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2004年創立以來，一共提供了110億美元的財政援助。它選擇受援國的標凖包括：該國遏制腐敗的能力、法律制度及政府效率，所參考的指數包括"法律制度指數"和世界銀行相應指數。

然而，對此也並非毫無爭議。

阿爾伯塔大學國際法律教授琳達·裏夫（Linda Reif）表示，此類指數致力於判定的"良好治理"概念都是由國際金融機構內部設計完成。美國等援助國選擇此類指數作為篩選開發援助受援國的標凖。

"有人批評說，這些標凖的考察對象都是全球南方國家，"她說。"某些學者稱，'良好治理'方法可以追溯到創造了國際法的世界殖民地體系。"

有批評人士認為，很多標凖都是根據西方價值觀制定的：例如，對同性戀和宗教的寬容。

另外有不同觀點在於，這些指標都沒能考慮到全球的半數人口——女性。例如，研究者發現，在除了最富裕國家之外的大部分國家，法律制度和婦女地位之間缺乏關聯。例如，某國擁有完善的司法體系能夠保證公平，但是該國婦女卻無法像男性那樣獲得同等的工作、教育和健康資源。因此可以認為，這一評判指標存在瑕疵，或者至少欠缺完整性。

因此有專家認為，應當對此類指標持審慎態度。即便一個國家的指標得分甚高，但你在該國仍然會體驗到糟糕的境遇。

預測未來

儘管存在種種批評，但是此類指標卻依然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這些指標最具價值之處在於，它們揭示了某些潛在趨勢，人們未加重視的有些趨勢將導致嚴重後果。

突尼斯就是一個實例。如果你了解該國話語權和問責制指數不斷下降的情況，就不會對以下事件感到詫異：一名水果攤販在受到地方官員粗暴對待後自焚抗議，其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最終導致阿拉伯之春運動的爆發。

再如委內瑞拉。儘管該國的富裕水平曾經超過很多鄰國，但今天卻已陷入嚴重經濟危機。博泰羅說，包括法律制度指數在內的很多指數其實早就已經預測到了該國的現狀。"委內瑞拉由好幾年都排在法律制度指數名單的最末一位。現在，似乎該國已經拋棄了所有限制，局勢已經徹底失控，"他說。"這些基本要素能夠預測未來。"

這一邏輯反過來同樣成立。博泰羅以美國為例。"共和黨人同時控制了眾議院和參議院，在一個法律制度指數低的國家，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將能夠為所欲為。然而美國的情況卻有不同，"他說。"由於權力受到很大制約，執政黨的很多優先議案都沒能得到通過。應當說，美國的政治相當成功，至少到目前為止。"

那麼，如何判定一個國家擁有健康的基本面——政局穩定、治安良好、法律公平，且能夠為其公民提供良好的生活質量呢？

主要指標有兩個：社會發展指數和國家整體治理質量，另外對制度的承諾水平，以及擁有制度的時間長度也很重要。

"我們會評估產出而非投入：只改變法律或者投入少量資金是不可能改變社會發展狀況的。因此對社會發展的長期承諾才是一個真正的成功因素，"格林表示。

博泰羅同樣指出，建立完善的政府制度並長期保持制度穩定的國家——例如美國和英國——能夠為其公民提供長期保護。

你如果想知道是什麼才能讓一個國家真正強大，不要盯著GDP或失業率，要看國家對其公民的承諾——以及這種承諾所保持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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