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的經濟觀沒錯
拉赫曼：意大利前總理蒙蒂喜歡說，歐元區問題部分在於「對德國人而言，經濟學仍是道德哲學的一部分」。但實際上德國人沒錯。
歐元危機最嚴重的時候，意大利前總理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喜歡說，部分問題在於「對德國人而言，經濟學仍是道德哲學的一部分」。他的言下之意是，德國人的本能是責怪別人，而非解決問題——他接着又提醒人們，德語中「罪」和「債」是同一個詞。
但這句妙語的真正點睛之處在於，德國人沒錯——經濟學是（或者說應該是）道德哲學的一部分。
成功的政治人物要做的不僅僅是帶來經濟增長。他們還需要為選民提供一種在道德上說得通的經濟願景——在這種願景中，美德會得到回報，罪惡會受到懲罰。自10年前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主流政治人物已經喪失這一至關重要的能力。認為當前經濟制度不公正的觀點，助長了西方各國右翼和左翼民粹主義的興起。
正如蒙蒂的話所暗示的，經濟學需要紮根於道德體系的觀點並不新鮮。堪稱史上最重要經濟思想家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當年就是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的道德哲學教授。他的著名觀點——為自身利益工作的個人，將為整體利益作出貢獻——是由他的「道德情操論」支撐的。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追隨者們走上街頭革命，因為他們相信共產主義在道德上優於資本主義——而非因為他們受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啟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是一位充滿激情的反馬克思主義者。他也是一位道德哲學家，他撰寫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從道德角度出發，駁斥了國家控制經濟的體制。
在2008年的大衝擊之前，西方中間派政治人物拿得出一套在道德上能夠自圓其說的經濟觀念，這讓他們贏得選舉。堅持自由市場經濟是為了獎勵努力和成功，並讓更多人獲得機會。全球化（創建全球市場體系）被捍衛者稱為一項道德工程，因為它涉及在世界各地消除不平等和貧困。
然而，金融危機之後，「全球主義者」（借用特朗普的術語）開始在道德上失據。銀行紛紛得到救助而民眾生活水平停滯不前，這一事實冒犯了許多選民對自然正義的理解。當一個失敗體制的最高層沒有任何人被投入監獄，宣稱「體制受到操縱」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這樣的政客就有了號召力。
特朗普稅改（很可能在本周獲得通過）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他能否讓選民相信，他正在幫助使這一體制更加公平。共和黨辯稱，新稅制將獎勵辛勤工作，並減輕國家負擔。民主黨人的回應是，新的稅改將朝着有利於富人的方向進一步操縱體制。
眼下，大多數美國人似乎都認同這樣一個觀點，即特朗普稅改主要照顧富人。如果這種解釋站穩腳跟，選民可能會告別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義，轉投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的左翼民粹主義。桑德斯和沃倫的競選活動也利用了美國經濟體制被操縱的感覺。他們格外關注代際不公正——這使得很多年輕選民背負着學生貸款的重擔，而工作又不穩定。
這些觀點不僅在美國引起共鳴，在西方各國都很盛行。在英國，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領導的英國獨立黨(UKIP)等退歐派扛起了右翼民粹主義的旗幟，而左翼民粹主義的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控制了工黨(Labour)。在法國，右翼民粹主義的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和左翼民粹主義的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在今年總統大選的第一輪投票中總計得到了40%以上的選票。再加上其他邊緣政黨，法國、英國和美國都有大約50%的選民如今明顯受到民粹主義的反體制政客的誘惑。
然而在德國，儘管難民危機帶來了激進化的影響，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義代表得到的選票仍然遠低於25%。在某種程度上，這可以歸因於德國經濟的成功。但這也是因為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處理歐元危機時意識到，她必須考慮到普通選民的是非感。當時美國以及南歐的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歐元危機只能通過正式大規模註銷希臘債務的方式解決。他們還指出，相比希臘退休者，德國的銀行家對那場危機負有更大責任。但是默克爾知道，德國國內很多人認為，辛勤工作的德國人不應該被要求減記鋪張浪費的希臘人的債務，這種觀點太過強大，不宜正面對抗。她只有尊重關於努力和回報的基本理念，才能在解決歐元危機問題上取得進展。
整整一代的西方政客在成長過程中深受克林頓的口號「笨蛋，關鍵在於經濟」的影響。但在當今的政治中，「經濟」不只關乎增長。它也關乎公正。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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