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競爭中的中國劣勢（下）(3 o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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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競爭中的中國劣勢（下）

張立偉：與美國競爭的中國，面臨基本法治與市場制度的巨大劣勢，但價值觀的崩壞讓中國人失去了方向和進取心。

更新於2018年1月16日 07:05 張立偉 為FT中文網撰稿

一

世界上轉型成功的非西方經濟體大都在東亞，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台灣等。他們都有民主制度，但民主形式、內涵與效果各不相同。而相同的是，他們都是法治社會，任何政黨、機構與個人都不能超越法律。

這些經濟體之所以能夠成功實現經濟轉型升級，有兩個基礎：一個是以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其次，企業廣泛參與國際競爭。法治的環境確保企業敢於進行長期的和風險比較大的創新投資，競爭的環境則激勵企業必須通過創新追趕和超越對手，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生存下去。中國當前推動的經濟轉型升級恰恰缺少這兩個基礎。

這些經濟體起初都參與了西方產業分工，以出口為導向開啟經濟發展道路。由於本地市場都非常小（海島或半島），企業為了擴大產品市場都會很早進入全球市場競爭。競爭促使他們不斷提高自身的質量、技術以及品牌，競爭是創新的源泉。

中國改革開放也是以勞動力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實施出口導向戰略。與這些經濟體不同的是，中國有巨大的國內市場，持續30多年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製造了龐大的需求。因此，中國製造業呈現了兩種狀態，一種是參與國際分工，處於製造業的末端，以代工為主，另一種則主要是滿足國內市場需求。

這兩種狀態都避開了國際競爭。因為代工產品的設計、創新、營銷等都不屬於中國企業，他們大部分僅負責生產，兩頭在外，生產部分沒有機會參與到創新活動中，只能通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滿足客戶的價格需求，由於代工行業競爭激烈，因此，利潤率很低。

由於中國市場開放度不足，再加上進口商品價格因為關稅原因特別高，因此，中國企業滿足國內中低端市場的產品幾乎沒有與國外產品進行競爭的機會，一些在中國的跨國公司被本土企業的價格與營銷優勢打敗。因此，國內市場的相對封閉保護了這些中國企業，減少了來自國際同行的競爭。

中國市場需求具有多層次性，因為消費能力的限制，低端產品需求更多。伴隨着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消費迭代和消費文化、習慣變化速度特別快，導致市場不確定性高，中國企業沒有壓力深化自身產品的品質和技術，而是疲於應付市場的變化。在這種環境里，中國企業很難滿足消費升級所產生的高端需求。

在中低端市場，中國企業競爭的核心是價格，誰價格低，並善於營銷包裝，誰就容易獲勝，電商的出現與普及鞏固了這一模式，並提高了價格競爭的重要性。在中國大獲成功的成功阿里巴巴、小米等就是「價格競爭」創造的勝利者，這並不光彩。而更加悲劇的是，中國國有的工程建設與設備製造企業在海外經常相互內鬥壓價，並在國內炫耀為政績。

在價格競爭過程中，中國制定的一些產品質量標準低於國際水平，再加上市場監管體系形同虛設，決定了中國企業過度追求價格競爭，導致產品質量和技術很難提升，相反，一些產品的質量不斷下降。比如中國啤酒越來越淡如水，而進口啤酒數量則大幅增長。中國的超市越來越呈現兩極化：一方是進口產品為主的高端市場，另一方是國產為主的低端市場，商業成本越來越高，導致上架商品必須降低成本，才會留有企業與商店的利潤空間。

中國全球知名的製造業公司僅有華為一家，因為華為幾乎剛一成熟就進入國際市場競爭並以全球業務為主，國際競爭的好處在於存在明確規則與技術競爭。中國機械設備行業進步也很快，因為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對機械設備進口需求大，國內企業面臨進口競爭，只能不斷以創新與技術改造進行追趕，以實現進口替代，很多時候，這種競爭帶來的進步被宣傳為為國爭光的愛國情感驅動。

通常，外部衝擊會強化企業轉型升級的壓力，從而做出長遠的戰略規劃與安排。比如日本在1970年代石油危機期間，汽車製造等行業開始了技術創新之路，到1980年代開始擁有全球競爭力。台灣半導體行業的啟動同樣來自石油危機的衝擊。19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對韓國、新加坡的經濟轉型有很大的塑造作用，韓國三星、LG、現代等企業提高了技術創新水平。對於中國而言，外部衝擊幾乎難以轉換為壓力，相反，由於政府以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應對次貸危機的影響，刺激傳統產能大幅增長，扭曲要素價格。

現在有種觀點認為，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中國企業可以靠國內市場生存和發展。這種觀念大錯特錯，在1980-1990年代日本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日本電子產業就是因為過度重視國內市場以及國內標準，強調行業發展的本土化路徑，從而喪失了參與信息產業革命的機會，逐漸衰弱。如果中國企業僅僅關注國內市場，缺少國際競爭，是一種慢性自殺。

一項研究認為，某些產業的較高勞動生產率導致了出口，但是出口本身不會必然提高產業的勞動生產效率。反而是進口對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效應遠遠大於出口，這是因為，進口給本地的生產者帶來強大的競爭壓力，形成了優勝劣汰的效應，迫使他們不得不提高創新水平與生產效率。

同樣，中國服務業也因缺乏開放帶來的競爭而維持低效率狀態。2012年，中國第三產業GDP超過了第二產業。但是，服務業人均產值增速遠遠低於第二產業。如果第三產業比重越來越高，而其效率越來越低，意味着中國經濟增速與效率也會越來越低。低效率的原因是壟斷與管制，對內資外資開放度不足，尤其是中高端服務業領域，相當一部分還是由國有企業與事業單位壟斷。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態，服務業將嚴重拖累中國經濟增長潛力與增長速度。

二

與其他成功轉型國家不同的是，中國轉型是在混亂狀態進行的，這是因為，中國本來就是一個缺乏明確規則與程序的市場，也沒有穩定的價值觀，轉型會帶來更多的混亂和迷茫，從而刺激充滿焦慮的市場和人群做出更加失序的行為。事實上，從清末到1980年代，中國都在試圖建立一種有利於人民安居樂業的秩序，但一百多年的轉型過程充滿了戰爭與政治運動，中國從來沒有建立過現代秩序，因為權力從未被馴服。

改革開放後，尤其是1992年後，中國才形成一個脆弱的全民共識，那就是放棄政治鬥爭，政府與民間一起為經濟發展而努力，幸運的是，中國此時擁有了最好的外部環境，勤勞的人民也勇於付出，人們稱之為國運。但是，當舊的發展模式無以為繼並製造風險之後，混亂重新降臨。雖然從2013年開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制定了一個宏大的改革計劃以進行全面革新，但事實證明並不那麼容易實現。

這是因為中國自始至終都沒有建立一個基於法治的國家秩序，也沒有穩定的現代價值體系，一切與100年前並無太大區別。中國輿論經常以缺少法治與信用的「東北」預判中國未來的可能。在這個最早遭遇經濟轉型的地區，人們正在逃離，經濟正在淪陷，成為中國命運一個奇特的參照。

中國的轉型不僅僅是經濟，而是雙重任務，即建立現代政治與市場秩序，同時推進經濟轉型升級。沒有前者的實現，後者也只是空中樓閣。因為由創新驅動的經濟轉型升級，需要一個法治的自由的制度，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國試圖用老舊的政策引導的辦法實現轉型，這是南轅北轍。不管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企業，轉型就是踏踏實實修補在過去大繁榮中忽略的制度基礎，釋放出被阻礙的人民聰明才智與勞動效率，除此外沒有捷徑可走。

現在，最大的挑戰是政府面臨信用喪失的風險，即言行不一，說與做並不一致，並表現出更明顯的「隨心所欲」。政府可以用暴力手段將合法公民驅趕出居所，並且是在寒冷的冬夜，沒有人為破壞財產的暴力承擔法律責任。政府試圖通過重新審判一些關於財產權與知識產權的案件幫助人們重建信心。但是，在有關《紅色娘子軍》知識產權的判決爭議中，掌握法律最終審判權的最高法院的微博卻因為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被刪除。政府每一次努力樹立信用，都會有部門非常及時地去破壞這種努力，而且這種自相矛盾的事例從來沒有一個最終裁判者加以糾正。

同樣，中國企業也普遍缺乏一種基本的商業價值觀，即把產品和服務做好，而是將如何賺錢作為目標，唯利是圖。中國企業家在本質上更接近生意人，有一種財富飢渴症。這種由原始貪慾驅動的商業文化在發展初期可以是一股促進增長的洪流，但在強調創造性以及精細化的經濟轉型升級階段，在生產銷售監管的立法、執行方面如果不能及時跟上，不能對唯利是圖的力量加以約束，導向質量與技術競爭，那麼，這種力量就會對轉型升級構成環境破壞。

然而，此時政府又通過金融創新釋放出原始的金融資本主義，貪慾驅動的資本幾乎淹沒了一切，投機炒作大行其道。在轉型升級階段，原本需要建立新秩序的中國政府，其經濟政策與經濟行為表現出更強的機會主義，激發出更多的市場之惡，遍地高利貸、金融詐騙、地產泡沫，金融機構也樂於投機套利。

在國際上，中國企業的價格戰策略以及政府產業扶持政策被認為是「不公平的競爭」，儘管西方國家拒絕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存在很大的政治原因，但是，缺乏對國際規則的尊重的確製造了麻煩。現在WTO基本癱瘓，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變成一個模仿中國的壞小子。過度自信的中國在走向世界的時候，經常被視為一個規則的破壞者，中國發展受益於過去穩定的規則與秩序，毫無疑問，秩序與規則遭受破壞對中國的轉型發展極為不利。

三

中國對創新如此渴望與重視，依據中國的政治傳統與市場文化，創新最終會被概念化並加以消費，就像中國將納米、量子等概念全部商品化一樣。中國推動創新的方式以及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實際上不利於創新活動。創新是一個不斷試錯而且要有耐心的事業，必須有冒險精神與坐冷板凳的毅力，而不是急功近利的刺激。

首先，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無疑是正確的選擇，但創新不能狹義地定性為新興產業與新技術領域，並加以各種刺激。當政府用政策招數培育新興產業的時候，會對正常的創新生態產生衝擊。

比如，已有領先企業專註某項技術創新時，政府出台各種補貼扶持與產業規劃政策，會吸引大量行業外的投機者湧入套取財政補貼，或者利用概念在資本市場炒作，或者用低價強佔市場然後出售公司套現，等等。大量資本的湧入會稀釋掉優勢企業的人才資源，市場也會大打價格戰，削弱優勢企業的盈利能力並影響創新資本的投入，動搖整個行業穩定的發展環境，這不是競爭，而是破壞。比如，中國現在突然冒出數百家企業機器人企業，而真正能夠生產的僅有幾家。

再比如中央政府以扶持資金的方式鼓勵半導體行業發展，產業升級也是政績考核的內容，結果當前低端半導體技術投資在全國遍地開花，很快就會出現產能嚴重過剩的泡沫。就像當年中國政府鼓勵太陽能企業一樣，最終以價格戰和大量企業倒閉、大量不良債務收尾。

中國現有政績考核體系驅動地方政府樂於進行重大的高科技的設備投資，而不在乎重複建設與技術水平，人才短缺與培養也不是政府關注的問題，產業鏈上的中小企業不入政府法眼。這種導向充滿功利主義，而不是真正地促進企業創新生態改善與產業集群的發展。

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後的1995年曾出台《科學技術基本法》，並據此每年在科學技術研發領域投入大量財政資金，但事後證明，這些資金基本沒有產生有價值的作用。這是因為，創新活動屬於企業家對於市場的判斷和反應，應由企業家主導，政府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以及有利於全社會參與創新的制度。產業扶持政策在一個國家製造業起飛階段可能有用，但在市場創新階段很難起作用，相反，可能形成某種干擾。

事實上，補貼政策對創新毫無意義，如果將這些補貼轉換為降稅，那麼，受益者將是那些競爭力最強的企業，而投機者則難以套利。補貼扭曲了市場正常運行，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為，引起國際爭端，有百害而無一利。但脫胎於計劃經濟的中國政府長期的工作方法就是「規劃+給錢」，在政府規定的跑道競賽。所以，經濟轉型升級最大的障礙是政府無法轉型升級，政府趨利就信仰利益刺激，而不是建立規則讓大家公平競爭，自由創造。

其次，中國大規模創新投入主要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國家重點戰略項目，如大飛機、航空發動機、高鐵、北斗導航、量子衛星等；另一部分是商業模式創新。前者依靠國家財政力量的創新並不能代表中國製造業普遍落後且創新匱乏的局面，而後者由風險資金推動的創新則讓中國陷入類似1980年代靠「點子」忽悠的時代，沒有太多商業經驗的年輕人好高騖遠，夢想一夜暴富，到處都是創業的號角，蠱惑很多人無法腳踏實地的工作。

硅谷的創新是技術創新，大都為了個人理想和改變人類生活方式，中國的創新主要是商業模式拷貝和創新，為了「實現財務自由」，上市、套現等。美國硅谷大佬投資於技術研發，中國大佬則進行激烈的商業圈地競爭，比如百度送外賣，阿里賣海鮮。

中國市場存在太多跨界機會和誘惑，因此，更像生意人的企業家最喜歡規模擴張與多元化經營。比如聯想集團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互聯網、地產、PE、智能手機、人工智能等熱點都積极參与，聯想主業則並沒有多少技術進步，芯片、內存、操作系統等PC行業的核心技術一個都沒有學會。這是中國企業的一個縮影，過去10年它們擁有轉型升級的時機，但都忙於圈地，搞金融、地產與資本運作。

創新不是什麼高大上的概念，它是一種勇於進取的精神以及參與競爭的活動，它是製造業艱苦尋找出路度過難關的過程，它不應該只是政府或媒體口中那些高大上的產業和技術，更應該關注存量製造業的技術升級與效率提升。中國輿論對創新精神產生了誤導，製造了太多概念，傳遞一種急功近利的行為模式。而市場則利用這種「概念」泛濫進行高強度的投機，再加上政府對所謂創新活動的包容，形成了一種壯麗的奇觀：真正的實體經濟倍受摧殘，而打着創新旗號的投機活動大行其道。

其三，轉型的本質是人的轉型，只有人轉變才能推動經濟轉變。中國在這方面具有天然劣勢，首先，中國企業家大都出身工人、農民或幹部，從國內市場低端做起，又沒有國際競爭帶來的視野與格局，自己本身就不知道往哪裡升級。日韓以及中國台灣從事製造的企業家，大部分是國際名牌大學畢業，熟悉技術前沿與國際環境。中國的「企二代」也大都不願意參與家族企業管理，更願意從事資本運作等「高大上」的工作，調查顯示，他們甚至大部分不願意接班。

現在，中國勞動力正在逃離製造業，當送外賣可以每月收入七八千元時，幾乎沒有人願意從事高強度低工資的製造業。製造業勞動力本身存在招聘難，而企業轉型升級後更缺乏技術人才，比如用自動化設備取代人工之後，操作並維護這些設備的人很難招到。而企業也不願意進行人才培訓，因為製造業工人頻繁跳槽與人才流失都比較嚴重。北京大學的一項調查就發現，人工成本過高與轉型升級所需要的人才缺乏是當前製造業的兩大困境。

中國的互聯網管制政策又在轉型期間將中國科研人員、企業家等擋在了國際互聯網之外，讓他們無法及時了解世界前沿的技術發展、市場信息，更無法溝通和學習。這會阻礙中國參與創新的企業家、科技人員更新知識，拉大與國際創新前沿的差距。

其四，人的轉變需要價值觀引導，但是中國社會價值觀與行為在過去幾年迅速且普遍短期化、投機化。政府沒有去創建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機制，而是用一個又一個的短期政策試圖控制經濟的增長、穩定與創新。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表現出高度的利己主義以及機會主義，是中國道德惡化的源頭。

整個社會處於一種烏煙瘴氣的氛圍。在地產領域，人們信奉「京滬永遠漲」；在互聯網領域，各種缺乏底線的眼球經濟與流量決定勝負；在影視產業，「小鮮肉」與「顏值」就是成功的本錢；互聯網金融不少等於持牌的金融詐騙，有著名企業家喊出，「清華北大不如膽子大」；基於過度用力表演性質的網紅模式開始由娛樂圈向經濟圈、學術圈等嚴肅領域蔓延，一些不學無術的「網紅」被政府所認可。這些都強化了只有參與「作惡」才能名利雙收的價值理念。

一些企業家、創業者、證券分析師、自媒體經常發布一些過於誇張的觀點。輿論市場上，這些投機者利用和消費「轉型恐慌」，不斷製造「焦慮」，推銷雞湯，形成了一種新的宗教形態，由大量不明真相的粉絲供養「教主」。中國政府過於隨意的行為又會「配合」他們的演出並擴大他們的市場，陷入一種惡性循環，讓焦慮、迷茫的氣氛越來越濃。按照正常的價值體系，一個合格的公民與社會應該是遵紀守法、勤勞、誠實、有愛心、不走捷徑、有正義感的，但在中國，人們已經普遍不再信任這些美好的品質是必須的，是底線，是公民基本的素質。

現在，年輕一代沉迷於遊戲，大街小巷充斥着各種信貸廣告支持年輕人透支消費，很多人心安理得地消耗老人的積蓄，「宅文化」、「喪文化」、「佛系文化」、「小鮮肉」等現象噴涌。在過去，普遍擁有苦難經歷的民眾改善家族生活與命運的強大動力，與政府為經濟發展而採取的動員形成了一種共識與力量，成就了中國經濟奇蹟。而現在，沒有經歷短缺與貧窮的新生代，在家庭還不足夠富裕的情況下已經失去奮鬥的動力。

與美國競爭的中國，面臨基本法治與市場制度的巨大劣勢，價值觀的崩壞讓中國人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失去方向。人們失去了進取心，或者說進取的道路受阻，精英因為政治原因或經濟前景而恐慌、移民，年輕一代更加嬌嫩，社會充滿投機。

當然，外國人經常讚歎古老中國所具有的韌性與生命力。我們應該從一個更長的歷史視角判斷中國轉型，這種看似褒揚的觀點被一些中國人自認為是文明優勢。而實際上，這只是說明中國人具有承受苦難的巨大忍耐力。中國人習慣接受失敗，而不是爭取勝利，因為過去兩千多年中國不停重複，而在過去一百多年的轉型過程中，也只有近20多年穩定時期發展經濟，這是一種幸運和奇蹟。如果中國不建立一個基於法治的現代文明制度，這種奇蹟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將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