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競爭中的中國劣勢（中）
張立偉：中國的優勢建立在一個障礙性體系與破壞性結構之上，局部優勢隨時會因為系統堵塞與結構坍塌而被削弱、瓦解。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擁有一些全球競爭優勢，比如形成了世界上中產階級人口規模最大的市場，具有全產業體系與產業集群、產業鏈的優勢，在人工智能、大數據、新能源、金融科技等新興產業領域，中國與美國的差距正在縮小。這些優勢迫使美國加強了與中國進行競爭。
但是，中國也存在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經濟體制與市場機制嚴重抑制高質量與可持續發展。中國的優勢建立在一個障礙性體系與破壞性結構之上，局部優勢隨時會因為系統堵塞與結構坍塌而被削弱、瓦解。因此，這些優勢可以為自己打氣，但不要過於認真。
中國若要推動經濟以更高效率、更高質量發展，必須讓整個市場基於明確的法律、程序之上運行，實現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保護私有財產，促進公平競爭。現在，中國經濟正在從「發展型」向「調整型」轉變，中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扮演的角色則從「扶持型」向「管理型」轉變。「扶持型」注重的是政策效果，比如說達到增速目標；「管理型」關注的是市場效率，政府為市場守夜。
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政府扶持的發展型經濟體，強調經濟增長目標，而不是制定經濟活動的具體法規和程序，後者只是「改革事業」的一小部分，「改革」往往被異化成讓政府可持續操控經濟完成政治目標的行為。當然，在經濟活動中起主導作用的還是宏觀調控。為了實現一個既定的增速目標（如8%），低了就刺激總需求，高了就加以抑制，頻繁修改政策。
這種過度追求短期目標的做法大大延緩了構建法律和市場監管制度的進程，甚至頻繁調控有時對已有制度和法律進行了破壞，市場稱之為「開倒車」，市場主體與市場行為被迫跟從「政策調控」而廣泛短期化。長期的宏觀調控文化導致債務不斷積累，抬高經濟宏觀槓桿率；製造大量低端過剩產能；經濟結構日益惡化；經濟成本不斷提高，生產效率越來越低，投資收益率逐漸下行；資產泡沫與金融風險與日俱增；財富分配呈現馬太效應等等。
這種效果導向且不注重規則的經濟運行方式，讓經濟管理部門天然缺乏應對重大突變的能力，各自為政的文化在面臨系統性問題時職責劃分不清，需要最高層級的官員發出指令與協調，損失了巨大的應變效率。而市場體制的優勢在於處理危機事件的應變效能，因為規則、程序以及行政職責的清晰，有助於促進對非正常事件或者突發事件的處理。在過去幾年，中國政府處理股市波動與抑制地產泡沫時已經暴露出這個弊端，而美國則能夠成功應對「次貸」危機這種百年一遇的挑戰。
中國領導人很清楚轉型的正確方向，在過去幾年先後提出不以GDP論英雄、新常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新發展理念等等，努力扭轉落後的體制與理念，並在「十九大」報告中形成為全黨的綱領。但是，要改造這個龐大體系，不僅要做思想工作，還要做組織準備，耗時太久。當前新發展理念的落實面臨巨大挑戰，因為存在一個糟糕的體制，以及正在被觸動利益的官僚體系。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應該是制度創新與制度供給，改革的目標是建立起一個能夠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市場體系。這不是「簡政放權」那麼簡單，效率導向不是給市場自由或減負，而是制定透明、公平的法律與規則，並時刻捍衛它們。但是，中國體制的實質不是規則和制度，而是延續兩千多年已經滲入血液的集權文化與等級文化。改革制度容易，改變精神與文化太難。
現在，中國政府繼續控制着社會方方面面，無孔不入。市場經濟是建立於法治與信用基礎之上的，假如沒有政治改革推動法治社會的建立，僅僅要求政府賦予市場主體地位，這幾乎是天方夜譚。市場不可能單獨實現和享有自由和平等，市場的獨立地位也不可能由政府賦予，而應該是法治的結果。
事實上，也正因為改革事業沒有遵循先立法設規、然後充分授權的程序，官僚體系中的改革者即使想要積极參与、落實改革決策，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也不敢發揮主觀能動性，而是僵化執行「政策條款」，因為他們擔心為試錯承擔責任。
過去幾年，中國經濟管理機制的確發生了一定的異變，這不是制度創新或者改革試錯，而是由某種動機驅動的機會主義。在2008年四兆財政刺激計劃受到廣泛抨擊，尤其是留下了巨額地方政府債務、使得中央政府採取刺激性政策的正當性與能力受到限制之後，「宏觀調控」這個詞彙逐漸退出政府文件，拒絕大水漫灌成為「政治正確」。
但是，調控的思維依然主導，而且更加大膽。政府首先以促進經濟轉型為名鼓勵金融創新，這是在美國剛剛因金融過度創新釀下「次貸」危機之後做出的冒險性政策。金融創新釋放出了魔鬼；同樣以支持實體經濟為名刺激牛市的做法搞成了一場鬧劇，投入巨額維穩資金救市才避免了更大災難；最後，向居民部門轉移槓桿的不良動機，導致樓市出現史詩級別的泡沫，徹底摧毀了中國經濟的「穩定基礎」，並讓發展和轉型變得更加艱難。
政府避開財政約束，試圖利用金融工具與市場刺激增長的做法，被某些人利用而成為一次次巨大的投機盛宴，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掠奪性狂歡，而狂歡之後是大規模的資產轉移、資產價格暴漲、居民槓桿率大幅攀升以及經濟脫實向虛，製造了系統性的金融風險。與此同時，市場遭到史無前例的扭曲，整個市場的價值觀出現全面崩壞。
一方面，中國加速在各個領域進行頂層改革設計，包括國企改革、開放型經濟、創新驅動等等，推廣新發展理念。另一方面，市場層面「開倒車」現象越來越多，「越軌」帶來的不確定性因素越來越多，市場環境遭到破壞。這種背離是如此明顯，而且長期存在，是宏觀環境動蕩以及市場預期惡化的主要原因。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將其行為與改革理念統一起來，停止瞎折騰，穩定宏觀環境，安撫市場預期，改革就會不再被人信任，市場會自行潰敗。這將印證當年美國總統里根的名言，「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府恰恰就是問題的所在。」
持續的宏觀動蕩嚴重衝擊了中國實體經濟的正常發展，尤其是製造業。2008年後，由於大幅刺激經濟的緣故，中國勞動力工資持續快速上漲，再加上新勞動合同法大幅增加了企業社會保障支出，人工成本無法抑制的長期上漲帶來了現實壓力以及悲觀預期。在這種背景下，宏觀環境又面臨嚴重的不確定性，包括利用金融市場刺激帶來的巨大動蕩與後遺症，匯率的波動，金融創新與「錢荒」對實體經濟的衝擊，基層在環保檢查過程中的粗暴，基層政府在財政收入減緩背景下的搜刮，去庫存、去產能引爆資產價格與原材料價格，等等。
這些行為大幅抬升了實體經濟的制度成本、人工成本與原材料成本。中國勞動力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不是效率提升，同樣，其他成本的上漲也不是市場的結果，而是政府持續刺激帶來的價格扭曲。在效率沒有提升的前提下，由於寬鬆貨幣政策的緣故，要素價格被大量無效或低效投資不斷抬升，導致正常企業高成本運行，利潤率不斷降低，生產效率逐步下降，民間投資增長率出現長時間下滑，影響經濟下行，而這又會迫使政府想方設法刺激經濟，陷入惡性循環。
雖然提高成本可以倒逼企業轉型升級，但中國非正常且長期性的成本抬升不會讓企業將壓力轉為動力，「無序的大動蕩」根本沒有給企業轉型升級的機會，企業只能為活命而疲於應付，也沒有多少利潤支撐創新。雖然重視綠色發展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但是環保檢查一刀切的做法衝擊了中國製造業的產業鏈，造成整個產業環境持續動蕩不安，削弱中國製造業的產業鏈優勢。過去幾年，政策主要關注國企扭困和新興產業創新，製造業成了沒娘的孩子。
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內容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庫存導致房價暴漲，去產能使上游商品價格大漲，與此相對應，居民槓桿率大幅提升，企業原材料成本大幅增加。政府應該認清一個事實：市場能夠清楚感受到，政府總是選擇執行那些有利於政府、國企利益的政策，讓大眾與民營企業承擔成本。市場的這種感受是如此強烈，任由政府如何宣傳改革如何偉大都無法改變。現在，為了樹立改革事業的權威，政府應該將穩定宏觀環境和降低成本擺在與防範金融風險同樣重要的位置，實現首尾相顧。否則，在美國減稅吸引製造業的國際大背景下，對「世界工廠」地位過度自信而忽視製造業的困境，會遭遇「溫水煮青蛙」式的悲劇。
中國應該改變由政府主導投資的發展方式，改革以追求增長目標而不停調控的經濟管理方式，管住貨幣的總閘門，逐步將嚴重抑制中國經濟活力與潛力的房價降下來，改變要素壟斷導致要素價格扭曲、要素配置結構失衡的現狀，打破「成本上漲永不停」的市場預期，避免更多的企業家與工人逃離製造業。成本不停上漲、企業利潤與經濟效率不斷下行是不可持續的，這種持續數年的狀況已經侵蝕了實體經濟的健康，趁着還沒有動搖根基，亡羊補牢還來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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