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領導時代：對中國未來五年的三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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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領導時代：對中國未來五年的三個判斷

鄧聿文 2017年9月20日

在威權國家，走一條什麼樣的發展道路，社會呈現何種精神面貌，與執政黨乃至領袖個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很大程度上，前者由後者來塑造。中共十九大即將召開，十九大確立的人事體制和提出的執政思想，將決定至少未來五年中國的走向。從這個角度說，雖然人們現在不知道十九大最後的成果會是怎樣，但根據過往五年的執政經驗和領導人的個人風格與思想，還是能夠對未來五年中國的走向做出一個大體的判斷。我認為，中國將會出現以下三個趨勢：

第一個趨勢判斷：中共進入「一人領導」時代。

對於一個沒有軍功，在登上大位之前也看似沒有顯赫政績的領導人來說，習近平在自己的第一任期就獲得現在這樣的權力和權威，以致中共賦予其「核心」地位，這多少是個未解之謎，因為僅僅憑藉他發動的反腐治黨和軍改，似乎還不足以贏得目前的地位。

自毛之後，中共在最高層是受到制衡的：鄧有陳雲的掣肘；江在前期受制於鄧，在後期受制於其他派系；到了胡時代，不但有江在背後制約，更有其他領導人分權，所以才有所謂「集體總統制」的說法。中共領導體制的這種變遷，雖然談不上朝向「民主」，但確實有分權制衡的形式，即使像鄧這樣的強勢領導人，他事實上也做不到一言九鼎。

然而此種現象到了習時代，則為之一變。其中的一個背景，應是胡作為「弱勢總書記」而導致在其執政的10年在反腐和改革上基本無所作為，白白浪費10年大好時光的教訓，對中共領導層來說，胡時代的這種狀況不能在習手上再延續下去，否則，就可能真正「亡黨亡國」。這應該是理解習集權的一個關鍵因素，要改變胡時代的「九龍治水」政治困局，就必須加強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和權力，而習的紅色背景及個人性格，有利於其集權。

不過，儘管中共領導層達成了這種集權共識，但它畢竟涉及高層權力的分配，具體到個人，要其讓渡權力可能會很不願意，這就會在內部形成權力鬥爭。另外，習也不像毛和鄧，在成為最高領導人前，有著顯赫的資歷和軍功政績，要在黨內高層讓人承認其權威，有些困難。這就使得習上台後雖然獲得了比江胡更大的權力，但在黨內和高層尚無法做到一人說了算。所以，在習掌權的前三年，它還是受到黨內元老和政治局其他勢力的制約。

但習的一個有利條件是，他能充分利用最高領導人這一職位具有的合法權威和權力，通過強力反腐和其他一系列手段，對政治反對派展開大規模清洗，並利用大眾對反腐的支持，迫使政敵和不忠者對自己臣服，從而最終在黨內確立自己無可挑戰的地位，讓強勢的外部觀感與強勢的實質內容相統一。

標誌習的權威得到真正確立的是「核心」的提出。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以黨內法律的形式確認了習的「核心」地位，從而成為中共歷史上的第五代「核心」。毛鄧的「核心」地位都是自我賦予的；江雖然也被稱為第三代領導人的「核心」，但其「核心」地位是鄧賦予的；習的「核心」地位形式上雖然是黨賦予的，但實際上是他自我賦予的。故同為「核心」，習要強過江，和毛鄧比肩；而從權力實際受到的制約來看，習還要強過鄧，僅次於毛。

十九大將從兩方面賦權於習，致使其「核心」地位進一步穩固。

一是人事安排由習主導，對習忠誠的大批領導幹部將會被擢拔到中央委員會乃至政治局。比方說，前段時間有外媒報導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十九大將當選政治局常委，陳是習的親信，如果陳入選政治局常委，表明黨內現已無約束習的勢力。因為陳目前僅是中央委員，以習現有之權力，安排他進入政治局應該沒問題，但跨越政治局委員直接成為常委，將有違中共傳統。而將一個困難的事情變成事實，我認為，只能說明黨內的反對力量太弱，或沒有反對力量。當然，如果陳敏爾成不了常委，亦不能說習的權力就有所減弱，也有可能出於其他考慮而不讓陳進入常委。

二是習思想寫入黨章，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從「7·26」講話以及最近的政治局會議來看，這點很明顯。「7·26」講話是習為十九大定調的講話，習是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做這番講話的。8月31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也強調十九大要「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無疑，十九大會把習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作為指導思想寫入黨章，指導全黨行動，因為只有黨章才能保障習的講話精神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使之與核心地位吻合。至於是以思想或主義或其他什麼名稱來概括習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並非關鍵。

十九大進一步確立和鞏固習的核心地位和思想後，習也就徹底逆轉了自鄧以來中共高層領導體制的分權制衡局面，向毛時代的「一人領導體制」回歸。因此，在未來五年，黨內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挑戰習的權力，動搖其權威，能夠做到這一步的只能是來自外部的危機。

第二個趨勢判斷：政治環境和意識型態會進一步嚴酷，最好的可能也是原地踏步。

一些謹慎樂觀者認為，在習牢牢掌控大權後，未來五年中共將會放鬆對社會的管控，政治環境有可能寬鬆。但這種看法很可能是錯的，未來五年政治環境若說不更嚴的話，至少也和現在一樣嚴，原因還是中共統治的需要。

201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做了一場演講，主題是「習近平的政治設計」。我當時的看法是，習的兩屆任期最重要的任務是確保中共的統治不受挑戰，提高中共的執政能力和水平，此即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結構現代化的真正含義。為此，習將一改江胡時代的防禦態勢，採取兩手出擊，兩手都要硬的策略，用兩個拳頭打人，一個拳頭是治官，一個拳頭是治民。治官主要是通過反腐，治民主要是用法。中共提出依法治國，其真實含義是將黨的意志變成法律，以法律的名義來治理百姓。而為確保一定的經濟增速，習也將在政府改革特別是地方行政改革方面有所推進，加強政府決策的透明性，進一步放鬆政府對經濟的管制。我當時預測，習的這套政治設計不僅要管第一任期，如果沒有大的意外，第二任期也會延續這個統治思路。

現在看來，我在地方行政改革上出現誤判。政府改革的力度非常小，只是取消或下放了一些行政審批，在公開性和透明性方面幾乎沒有進展。

但除此之外，我認為我的這個判斷大體還是準確的。那麼，十九大後的未來五年這種情況會有變化嗎？我認為，提高中共的統治水平和政府的管治能力這個主題不會變，但在治官和治民的兩手策略上會出現變化，簡單地說，由於前五年猛烈的反腐風暴造成了大面積的官員不作為，在習近平用反腐達到階段性目標後，在其第二個任期，反腐的力度會有所降低，制度化會加強，反腐將導入常態化軌道。與此同時，進一步強化對官員政治規矩和政治忠誠的要求，整體的從政環境會進一步趨嚴。

治官力度的減弱並不意味著治民的力度會減弱，相反，後者會繼續強化。因為在中共高層看來，有可能動搖統治的，不會來自官員的腐敗，而是來自民眾對民主和維權的需求和行動。隨著民眾民主意識和權利意識的進一步上升，政府的管治水平無法滿足民眾越來越高的需求，這會造成民眾採取一些過激的維權手段來維護自身利益，從而對中共統治構成威脅。

為消除這種威脅，就必須在意識型態和社會的管制上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例如，今年以來，一些門戶和商業網站的思想和評論類欄目被取消，影片節目受到嚴格控制，自采欄目下架。尤其是網路管理部門近期出台的針對互聯網群組如微信群、QQ群、微博群等的「誰建群誰負責」規定，及對一些違反規定的群主的拘捕，將會直接抑制自媒體的言論空間和自由。

所以，在未來五年，大眾要做好在政治和意識型態上「過寒冬」的準備。

第三個趨勢判斷：相比現在，經濟發展會提到一個重要位置，經濟改革會有一定程度推進。

相對於政治和意識型態的嚴酷，對經濟的管制可能會比這五年放鬆，經濟改革的步伐會有所加快，經濟增長會得到進一步的重視。這裡的一個根本原因，從理論上的角度講，就是習近平和中共為了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第一個「一百年」的需要。

在中共的話語體系裡，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具有重要的價值，它是中共對人民的許諾，是中共執政「合法性」的體現和保障。因為現在中共的合法性主要建基在經濟增長及由此帶來的百姓福利的獲取上。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但其構想最初來源於鄧小平，鄧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戰略，其中到本世紀初，實現翻兩番，在這一基礎上，再發展30年到50年，力爭接近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指的是，在中共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

因為第二個「一百年」的實現，對習來說有點遙遠，但第一個「一百年」，按照中共的規劃，是在2020年也即習的第二任期內實現，屆時，中共的宣傳機器就會把這歸功於習的領導。這當然不是說習順手摘桃，但確實給了習一個宣傳自己歷史功績的機會。所以，習把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與自己提出的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掛起鉤來，賦予兩個「一百年」中國夢含義，是「中國夢」的主要組成部分。換言之，實現了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中國夢也就實現了。如此，習的功績就足可比肩毛，超越鄧。

從「7·26」講話來看，十九大有兩個主題，一是對未來五年乃至十年提出一套新的思想和行動方案，二是實現第一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要完成這個任務，就離不開一定的經濟增速。衡量小康社會有許多指標，但經濟是基礎和關鍵，2015年制定十三五規劃（2016-2020）時，當時的預測是未來五年只要年均經濟增速達到6.5%，即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但由於這幾年中國經濟處於下行狀態，對於中共和習來說，就不能掉以輕心，要注意各種可能的風險妨礙目標的達成。故此，習在未來五年會把經濟發展放在一個突出位置，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抓經濟，進一步放鬆對經濟的管制，出台更多的改革措施。例如，中國通信巨頭聯通在8月混改方案的通過就預示著十九大後的國企混改很可能按照聯通的思路推進。

可以想像，如果經濟不放開，像社會和政治一樣管死，整個社會沒有一點活力，如何確保經濟增速，讓人民有獲得感？恐怕會引發更大的騷動。故在嚴控政治和意識型態的同時，需要適度放開經濟，把經濟搞活，讓民眾多少能夠從經濟發展中得到實惠。這也是中共的「核心」領導人鞏固他的統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