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經濟風險分析嗎？

中國需要經濟風險分析嗎？

(Ajin 開口)

再多的論述，再多的分析，中國經濟問題所有的癥結在於民族主義的作祟。

在 A: 維護內需市場的自由選擇，與 B:強灌民族意識於消費者，維持高度國族主義，A B 兩個極端下的選擇，何者重要？

民族，或說國族主義下的社會，一定產生大家長式的結構。如此結構下的社會體制，絕對不可能有法治保障，公平自由選擇的市場，更不可能現代化，因為維持大家長威權就是整個中國社會的歷史任務，其他一切都次要。

如此價值觀，談再多的經濟成長是毫無用處的。所有的經濟成長都是：大家長的恩寵，大家長的領導有方，大家長德政。經濟懈滯不成長，民眾仍然需要擁護大家長，服從大家長領導，共體時艱，度過難關。這些歷經千年的制式答案，還須更多的風險分析嗎？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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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風險之辯：探尋經濟增長的真實邏輯

韋森：中國仍處在一個大轉型過程中，基本制度還有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產，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態深深存在於官員思維中。

更新於2017年8月7日 06:56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韋森

編者按：國際評級機構下調中國評級，再次引發對於中國風險的諸多討論，防範風險亦是近年經濟政策重點。中國經濟最大風險存在何處？應該如何應對可能風險？對世界而言，中國經濟風險又意味着什麼？FT中文網近期組織《中國風險之辯》專題討論，編輯事宜，聯繫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

1978年來，中國經濟已經歷了近40年的快速恢復和增長。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官方數字，中國的名義GDP總量已從1978年的3678.7億元人民幣（按當時外匯比價為美元2138.8億美元），上升到2015年685,506.0億元（110,082.3億美元），中國的人均名義GDP也從1978年的222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8,028美元。無論以何種統計口徑計算，也無論與近代和當代歷史上世界各國各時期經濟增長速度相比，還是與中國中央計劃經濟時期以及前蘇聯等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經濟增速相比，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94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經濟都保持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

然而，自2012年開始，中國的實際的和潛在的GDP增速都在下降。如何看待和面對中國近40年經濟高速增長之後經濟增速的下行？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中速增長時期，乃至在未來會進入一個中低速乃至中低速增長，應該像任何一個經濟體一樣都改變不了的自然趨勢。但是，在經濟增速下移的大趨勢中，中國政府在當下的中國經濟成長階段上當採取什麼樣的宏觀政策？這些既是一些現實問題，也實際上是一些理論問題。這部文集彙集了自2009年以來筆者作為在國內和平面媒體上發表的一些文章和長篇訪談，論及了自2009年以來作者個人對中國經濟的整體看法。一些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看法和判斷，已經被近幾年中國經濟的實際發展所證實；一些個人的想法和宏觀經濟政策的猜想（如降低中國的宏觀稅負），也實際上也是中國政府已經實行和正在要做的事情。

按照這幾年自己發表文章的時間順序和中國經濟的現實發展，本書分成上下三篇。第一篇彙集了自2009年以來筆者自己在國內外媒體上發表的關於中國經濟當下格局和長期增長前景的判斷。根據自己對世界經濟史的一點知識和對當下中國經濟發展現狀的一點觀察，筆者在2012年上半年就提出，中國經濟增速正在下移，正在從一個高速增長時期下降到一個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長時期。1978年以來的市場化改革後，中國經濟在整體上迅速完成了這一輪科技革命發展階段上的工業革命過程，在當下世界經濟的格局中，中國經濟的增速應該下行是一個自然趨勢。根據這一判斷，在過去幾年的一些媒體和講演中，對自己覺得合宜的政府宏觀經濟政策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這方面的文章被彙集在第二篇中。而這些想法，都是筆者作為一個經濟學研究者自己感覺是對中國的現實經濟運行而做的一些評論，而與每年中國政府實際宏觀經濟政策和實際的經濟管理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譬如像減稅，自2010年年初在《理論學刊》上發表“減稅富民：大規模產能過剩條件下啟動內需之本”一文以來，筆者已經在一些平面和網絡媒體連續呼籲七、八年了，但直到201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降低中國的宏觀稅負的決議之前，減稅一直沒有成為中國政府的一個宏觀政策選項，乃至到目前為止，各級政府如何落實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降低中國宏觀稅負的大政方針，仍然是個未知數。在政府採取什麼宏觀經濟政策，當有政府自己每年的經濟形勢和各方面的綜合考慮，但這並不能影響我們作為一個經濟學人就應該講出自己認為是對的和合宜的宏觀經濟政策。

同樣，在這些文章中，筆者也對政府實際採取的一些宏觀經濟政策講述了自己的理解。比如，自2010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央行為了控制信貸規模和通貨膨脹率的抬頭，曾連續13次上調商業銀行存款法定準備金率，曾在2011年11月一度調高到21.5%的高位。即使自2014年12月之後，央行6次降低了法準金，但是到目前為止，大型商業銀行的儲蓄存款的法準金仍然處在17%的高位。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尤其是一些發達國家相比（許多發達國家的央行已經沒有商業銀行存款法準金這個貨幣政策的數量控制選項了），中國央行對商業銀行儲蓄存款的法準金一直保持在17%以上，這說明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一直是在“從緊”，一直在控制貸款規模和廣義貨幣的再創造。

僅此而言，可以認為，中國央行這些年已經為控制廣義貨幣的增加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央行的這些貨幣政策並沒有阻止中國的廣義貨幣從2010年年底的44.63萬億元增加到2016年年底的155.01億元，凈增了110.38萬億元。到2016年年底，中國的M2與GDP之比也高達2.08，這在世界上應該差不多是最高的了（但低於我國的香港和台灣地區）。

在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儲蓄存款法定準備金一直定在20%的上下，社會各界很多人都還在大罵央行在“超發貨幣”。這背後的故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怎麼在如此高的法準金的央行貨幣政策下，中國的廣義貨幣還在過去十幾年中還每年大致都在一個15%上下的速率在增加？這背後的機理到底是怎樣的？基於凱恩斯本人和後凱恩斯主義的內貨幣理論，筆者在幾年的評論中一直認為，在現代各國的“記賬貨幣”的貨幣制度中，是商業銀行貸款在創造存款，存款結餘在商業銀行的存款賬戶中就變成了廣義貨幣。

基於這一邏輯，筆者一直認為，中國廣義貨幣的增加，其主要原因除了隨着2007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而導致央行結匯而被動增發基礎貨幣外，是在過去十幾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時期，巨量的各類固定投資引發了巨量的銀行貸款，而貸款到了賣方（企業和個人）在商業銀行的存款賬戶中就變成了廣義貨幣。

這即是說，目前中國155.01萬億元的廣義貨幣主要是在中國經濟和投資擴張時期而“內生”出來的，這並不是央行的貨幣政策所能控制得了的。因此經濟運行的現實邏輯是，控制不了投資，就控制不了貸款，在經濟增長時期，也就控制不了廣義貨幣的增長。且在中國經濟增長高速時期，商業銀行貸款的增加一方面反映為商業銀行的儲蓄存款的增加，最後表現為中國廣義貨幣的增加；另一方面，在廣義貨幣快速增加的同時時，企業、政府和居民部門的負債也在更快地擴張時期。

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在這種貨幣創造機制中，貨幣市場上貨幣的多少，並不能只看廣義貨幣數字的多少，而是要看商業銀行內部可貸資金的多少。從貨幣內生理論來看待中國經濟，對理解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是一個根本性的觀察點。基於這一點，也就能理解在第二篇中筆者自己覺得政府應該採取的一些合意的宏觀經濟政策想法了。

另一方面，在理解中國政府的財政政策方面，我們覺得各方面的誤識更多。尤其是關於中國的稅負水平到底如何，以及在中國經濟下行的情況下政府要不要減稅、有沒有減稅的空間和可能，在這方面政府機構和民間的爭議很大。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統計口徑測算，2014年和2015年中國宏觀稅負分別為30.5%和30.1%，於是有人就簡單地認為，目前中國宏觀稅負低於世界平均38.8%的水平，既明顯低於發達國家平均42.8%的水平，也低於發展中國家平均34.4%的水平。

但是，按照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和其他專家的計算，中國的宏觀稅負目前應該在37%左右，許多專家的計算也大致是如此。這顯然高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筆者認為，判斷中國的宏觀稅負高低，一是不要簡單地與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目前中國才剛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到2015年也只有8028美元，與超過兩萬多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的平均42.8%的宏觀稅負相比，實際上沒有可比性。

二是發達國家宏觀稅負高，他們也大都是高福利國家，政府用在國民教育、居民醫療和健康保險、民生和社會福利上的財政支出份額要比我們國家高許多。第三，判斷中國的稅負水平高低，要與在我們經濟的現在發展階段上與中國的貿易結構差不多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相比。尤其是我國的台灣、香港和韓國都進入了世界上的高收入國家和地區之列了，但是他們的宏觀稅負都比我們中國大陸低很多。與它們相比，我們中國大陸的宏觀稅負確實是很高了。

另外，看目前中國的稅負重不重，並不能用國際上通用的宏觀稅負高低來做簡單的比較和衡量，而是主要要看企業的稅負重還是不重。中國的企業總稅率高，即企業的全部稅收與利潤之比高，在世界上目前差不多已經是最高的了，這應該是個不爭的事實。如果再加上中國企業再向政府繳納的稅之外還必須繳納數百種各種費，中國企業的總稅費負擔應該是世界上最高的了。

還有，中國的宏觀稅負重，乃至中國企業的總稅率重，中國企業的雜費負擔重，並不僅僅反映在中國企業所繳納的單個稅種——如增值稅——高以及還有幾百種各種各樣的費很重，而是主要還是由於中國企業的平均盈利水平和資產回報率低。其主要原因是：經過過去十幾年的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時期，（1）中國製造的單位勞動力成本與同一個發展階段上的其他國家相比乃至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甚至高收入國家相比增加很快，且已經很高了，（2）中國的企業真實借貸利息和融資成本很高，遠遠高於發達國家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一般水平。（3）再加上在過去十幾年中中國的人民幣一直在隨美元升值而升值，導致中國大量出口企業的競爭力正在下降。

這些因素加起來，再加上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極重，結果就導致中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和資產回報率很低。這樣相對於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而言，中國企業的總稅率就確實很重了，差不多已是世界上最高的了。正是基於這一判斷，我認為，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在未來中國要從整體上降低宏觀稅負的決定是完全對的。這也是我近幾年一直呼籲政府減稅、尤其是要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的主要考慮。

日本经济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邢予青：负利率导致日经指数大跌日元升值，几乎把安倍经济学三年来屈指可数的亮点损失殆尽。人民币是否要和日元一起上扬呢？

收入本書第三篇的文論主要是筆者為國內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張維迎、林毅夫教授和張軍教授等所寫的書評，這些書評實際上都是一些公開在報刊雜誌上發表的學術文章，而主要的論題大都與如何理解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近40年的高速增長有關。在這幾篇書評中，我都反覆強調一個基本觀點，1978年尤其是1994年以來中國所不斷推進的市場化改革，即從一個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轉型，才是過去近4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最根本和最基本的原因。中國人智慧、勤勞、具有創造力和工匠精神，且在給定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也不缺乏企業家精神。但是正是由於在1978年之前所推行的近30年的計劃經濟制度，使具有9.6億多人口的中國的GDP總量才只有3678.7億元人民幣，中國人均GDP也只有222美元，在當時是世界一個極其貧窮落後甚至大多數國人還很難吃飽肚子的國家。

正是有了過去近40年步履維艱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我們才逐漸把約束和窒礙中國市場經濟成長的經濟制度改革和揚棄掉了，這才有了過去40多年的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歷史不能假設。但是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回頭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們今天還仍然採取20世紀50年年代從（前）蘇聯引進的中央計劃經濟制度，如果今天我們仍然閉關鎖國，那當下整個中國將會是一個什麼情形？如果是那樣，我們會有過去近4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和人民福利和生活水平如此巨大的提高嗎？20世紀的實際的大範圍的世界歷史尤其是中國近40年的改革史已經充分表明， 20世紀長達70餘年的世界範圍的中央計劃經濟實驗，實際上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場大災難。近代和當代世界歷史也充分證明，惟有市場經濟才是人類迄今所能發現的能蘊育經濟增長和人民福利不斷增進的一種資源配置體制。

但是，也毋庸諱言，雖然當代中國已經進行了近40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經濟到今天為止從整體上來說基本上已市場化了，但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還遠遠沒有結束。深化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建立起一個法治化的市場經濟國家和現代國家制度的道路很很漫長。

故此，我們認為當代中國社會還仍處在一個大轉型的過程之中。尤其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和政府管理體制還有着許許多多的計劃經濟時代的制度遺產，一些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態和政府行政管理方法和理念還深深存在於我們政府官員的思維和實際社會管理之中。這些計劃經濟時代的體制和觀念遺產，有些已經隨着過去近40年不斷推進的中國市場化改革而發生了轉變和變異，但有些正在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障礙。深化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建立一個符合人類經濟社會運行基本法則和且能增進全社會人民福祉的現代國家制度，仍是當代和未來中國所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故本書所彙集的這些文論，雖然看起來是研究和評論當下中國經濟運行的現實和理論問題，但實際上也是在反思未來中國當走的社會發展道路。

當代中國還在深化改革和社會轉型的半路上。筆者相信，只有當代中國完成了自己的現代社會轉型，即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的規劃建立起了一個市法治化的市場經濟國家，未來中國經濟才會有穩定的和可持續的長期增長，絕大多數國人的福祉才能不斷地增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