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陰霾從未散盡，美國的勝利只是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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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陰霾從未散盡，美國的勝利只是幻象

ODD ARNE WESTAD 2017年8月29日

紅色世紀：十月革命100年後，探索共產主義的歷史與後世影響。

1991年12月，在莫斯科寒冷陰沉的一天，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簽署條約宣告蘇聯不復存在，作為一種國家體系的冷戰結束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形式的共產主義本身，也不再是一種切實的社會組織理想。

「如果非要我再來一次，我甚至不會當共產黨員，」在之前的一年，被罷黜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托多爾·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表示。「如果列寧今天還活著，他也會說同樣的話。現在我必須承認，我們的出發點，我們的基礎和前提是錯誤的。社會主義的根基是錯誤的。我認為，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在孕育過程中就已經死了。」

共產主義崩潰了，但冷戰作為一種意識型態鬥爭只消失了一部分。在美國方面，那一天並沒有很大變化。冷戰結束了，美國贏了。但大部分美國人依然認為，只有當全世界看起來更像自己的國家，只有當世界各國的政府服從美國的意願，他們才會安全。

儘管蘇聯的威脅消失了，但幾代人建立起來的那些觀念依然存在。兩黨的大部分政策制定者沒有採取更有限、更可行的外交政策，而是認為，美國終於能以最小的代價或風險肆意妄為了。

冷戰後美國的洋洋得意有兩種表現形式。第一種是柯林頓版，在全球範圍內宣揚市場價值的繁榮願景。它在國際事務中的意志欠缺是十分明顯的，但它的國內政治直覺很可能是對的：美國人厭倦了外交糾葛，想享受「和平紅利」。

結果，美國喪失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這個國際合作的機會，尤其是在對抗疾病、貧窮和不公正方面。這些疏漏最明顯的例子是在阿富汗、剛果和尼加拉瓜等前冷戰戰場——冷戰一結束，美國完全不再關心它們的情況。

第二個是布希版。在比爾·柯林頓總統強調繁榮的同時，喬治·W·布希總統強調主導地位。當然，在這之間發生了9·11事件。如果不是因為伊斯蘭狂熱分子（他們是一個叛變派別，事實上，是美國在冷戰中的聯盟）對紐約和華盛頓發動恐怖主義襲擊，可能也就沒有布希版了。

冷戰的經驗清晰地影響了美國對這些暴行的反應。布希政府沒有做出本可能是最明智的反應：進行針對性軍事打擊和全球警察合作；而是選擇了在當時，在那個沒有任何國家對美國全球霸主地位構成挑戰的時刻，打擊並佔領阿富汗和伊拉克。這些行動毫無戰略意義，只是創造了一些二十一世紀殖民地，由一個沒有殖民統治胃口的超級大國統治。

但美國並不是依據戰略目的行事。它的行動是基於其人民所懷有的那些可以理解的憤怒與恐懼。它這樣行動是因為它可以這樣行動。指導布希版的外交政策顧問主要是以冷戰的方式去思考這個世界；他們強調權力投射、領土控制和政權更替。

因此，後冷戰時代並沒有偏離美國的專制歷史意志，而是它的延續和鞏固。然而，漸漸地，隨著冷戰結束後一代人離去，美國越來越無法負擔全球主導地位。

進入新世紀後，美國的主要目標本應該是將其他國家納入國際規範和法治，特別是由於美國自身的力量正在減弱。相反，美國做了衰退中的超級大國經常做的事情：將短期的安全誤認為長期的戰略目標，因此介入遠離自身邊界、徒勞無用的戰爭之中。其結果是，面對未來的巨大挑戰，諸如中國和印度的崛起，經濟強國從西方轉向東方，以及氣候變化和疾病流行等系統性挑戰，美國沒有做好充分準備。

如果說美國贏得了冷戰，但沒有善加利用，那麼蘇聯或者說俄羅斯則是輸了，輸得很慘。蘇聯的崩潰讓俄羅斯人感到失去了原有社會地位，感到自己的權力被篡奪了。他們曾經是一個精英國家，屬於一個共和國聯盟構成的超級大國。可一轉眼，他們沒了目標也沒了地位。物質方面也很糟糕。老人得不到養老金。有些人餓死了。營養不良和酒精中毒使俄羅斯男子的平均壽命從1987年的近65歲縮短至1994年的不到58歲。

如果許多俄羅斯人覺得自己的未來被搶走了，他們並沒有錯。俄羅斯的未來的確是被偷走了——被俄羅斯工業與自然資源的私有化偷走。隨著經濟缺乏活力的社會主義國家解體，從黨的機構、規劃局和科技中心湧現出了新的寡頭，並且得到了俄羅斯財富的所有權。這些新的所有者通常會將其資產剝離並停產。在一個一度不存在失業率（至少是在官方數據中）的國家裡，1990年代，失業率最高達到了13％。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備受西方讚揚的鮑里斯·葉爾辛(Boris Yeltsin)的經濟改革時期。

回想起來，向資本主義的經濟轉型是大多數俄羅斯人的災難。同樣明顯的是，西方本應更好地處理冷戰後俄羅斯的問題。在1990年代，如果俄羅斯加入歐盟甚至北約的機會至少能有討論的餘地，西方和俄羅斯今天都會安全得多。

相反，西方的排斥使得俄羅斯人感到成了棄兒和受害者——這種情緒反過來令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總統這種心懷怨恨的強硬主義者獲得信任，在過去一代人的心中，降臨在這個國家的所有災難都被視為美國削弱與隔離俄羅斯的陰謀。普丁的威權和好鬥是靠著民眾的真心擁護維持下去的。

1990年代所受的衝擊令俄羅斯人變得懷疑一切，不僅包括對同胞深切的不信任，而且感到到處都是針對他們的陰謀，這些想法往往違背事實和理性。現在，有超過一半的俄羅斯人認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是他們在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領袖，其次是列寧和史達林。戈巴契夫位於名單最末。

對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來說，冷戰的結束無疑令人鬆了一口氣。中國經常被視為冷戰的主要受益者。這當然不完全正確。幾十年來，中國處在不符合其需要的馬列主義獨裁統治之下。結果，在毛澤東時代出現了冷戰期間一些最可怕的罪行，死亡人數以百萬計。但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與美國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從而在安全與發展這兩方面都獲益匪淺。

在當今正在形成的多極世界中，美國和中國已經成為最強大的力量。他們對亞洲影響力的競爭將會決定世界的前景。中國像俄羅斯一樣，很好地融入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兩國領導人的許多利益都與進一步融合有關。

俄羅斯與中國不同於蘇聯，不可能尋求孤立或全球對抗。它們將會試圖蠶食美國的利益，主宰自己所在的區域。然而，中國和俄羅斯都不願意、或者沒有能力發起一場由軍事力量支撐的全球意識型態挑戰。競爭可能導致衝突，甚至局部戰爭，但不會是全面冷戰那樣的情況。

許多前馬克思主義國家都輕鬆適應了冷戰後的市場經濟，這不禁令人思考：這樣的衝突是不是本可以避免。事後看來，衝突的結果是極為得不償失的——不論是在安哥拉、越南、尼加拉瓜或俄羅斯都是如此。但是，回到1940年代，當冷戰從意識型態衝突變成長期軍事對抗的時候，它真的可以避免嗎？

雖然二戰後的碰撞和競爭當然是不可避免的——史達林的政策本身就足以產生這些衝突——但是，很難說一場持續近五十年，有可能造成世界毀滅的全球性冷戰是不可避免的。整個過程中一直都存在各方領袖本可以退讓的時刻，尤其是在軍事競爭和軍備競賽方面。但是，存在於緊張局勢根源之中的意識型態衝突令這種明智的想法很難實現。

雙方都有心懷善意的人認為，自己所代表的理念面臨著滅亡威脅。這導致他們將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置於本可避免的風險之中。

冷戰暗示著核毀滅的威脅，因此影響到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在這個意義上，冷戰中沒有人是安全的。戈巴契夫那一代人最大的勝利就是避免了核戰爭。從歷史上看，大多數超級大國的競爭都以極大的災難而告終。冷戰雖然並非如此，但多數人不知道，我們曾經有幾次十分接近核災難。

為什麼領導人願意拿地球的命運冒這種不合情理的風險？為什麼有這麼多人相信意識型態，換了其他時候，他們其實本可以意識到，意識型態不可能擁有他們尋找的所有解決方案？我的答案是：正如今天的世界一樣，冷戰的世界中也有很多明顯的弊端。隨著不平等和壓迫現象在二十世紀通過大眾傳播變得更加明顯，人們——尤其是年輕人——覺得需要醫治這些弊病。冷戰意識型態提供了解決方案，承諾立即解決這些複雜的問題。

冷戰結束之後，不變的是國際事務中富國與窮國之間的衝突。如今，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由於宗教和種族運動的激增，這樣的衝突變得更加激烈，有摧毀整個社區的危險。冷戰中的各種普世主義至少假裝所有人都可以進入應許的天堂，如今的這些團體不再受這些束縛，他們顯然是排他主義者或種族主義者，他們的支持者相信，他們過去曾經遭遇極大的不公正，這在某種程度上令他們現在的憤慨有了合理性。

人們，特別是年輕人，通常需要參與到某種比自己甚至家庭更大的事業中去，投身某種可以為之獻出生命的理想。冷戰表明，如果為了權力、影響和控制的目的去腐蝕這種觀念，將會有怎樣的下場。

這並不意味著這些人的衝動本身毫無價值。但這是一種警告，我們應該仔細考慮我們願意為實現理想甘冒什麼樣的風險，以免複製二十世紀為追求完美而付出的可怕代價。

Odd Arne Westad是哈佛大學甘迺迪政治學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美國-亞洲關係研究教授。本文改編自他的近期著作《冷戰：一部世界史》(The Cold War: A World History)。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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