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設下的“修昔底德陷阱”？
上世紀70年代，基辛格在一次旅途中忍不住對着海軍上將朱姆沃爾特大發牢騷。他覺得美國已經走過了那個最為輝煌的歷史節點，接下來要歷經的是與所有衰落文明一樣的下坡路。他對於這場與蘇聯的漫長對抗非常悲觀——“他們對待我們就像斯巴達人對待雅典人一樣”。身旁的隨行記者趕緊追問到，“是不是說我們註定完蛋了？”基辛格表示自己會盡最大努力說服蘇聯人與美國達成最好的交易，儘管歷史仍然會使他看起來像是個綏靖分子。
誰是修昔底德？
這是那個年代普遍的政治氣候。普林斯頓大學古典系的康納教授曾經在回憶錄中談到自己在上世紀50年代初讀修昔底德時的情景：“在那個奇特的時期內，我們美國人國力強盛，又總是預想着災難迫在降臨……蘇聯和中國各自擁有衛星國和相互配合的征服計劃，似乎要與控制着海權和空中優勢的自由世界趨於衝突……伯羅奔尼撒戰爭給我們的時代提供了一個簡明卻令人驚懼的寓言”。
引用修昔底德史書來隱喻我們所處世界的艱辛與苦難，在價值上正當，且總是格外熨帖。自1629年托馬斯•霍布斯完成第一個譯本以來，不計其數的古典系和歷史系的教授翻閱了他們能夠找到的所有紙草，考察了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每一塊碑銘。在很多美國高校和部隊院校，修昔底德史書一向是入學時的指定讀物，對於一名從坎布里奇和紐黑文畢業離開的學生，不能隨口談論米洛斯對話或是西西里遠征，多少顯得彷彿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伍德羅•威爾遜等相當一批國務家，要麼講授過希臘史，要麼撰述過其中的部分章節。遏制戰略的重要推崇者馬歇爾國務卿曾經在1947年指出：“我很懷疑倘若一個人在他的腦海里尚未回顧過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歷史和雅典的失敗，他在考慮今天某些基本的國際事務時能否具備充分的智慧和堅定的信念。”
當我們在着力建立這種修昔底德尊崇時，我們所指代的是修昔底德史書呈現給我們的偉大歷史教益，它是由古典學家、歷史學家、碑銘考據者們在幾個世紀的耕耘中一點一滴融匯而成的，有時我們習慣於籠統地將之界定為修昔底德學。“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的出現不過最近幾十年的事情，並且在這樣宏大而深刻的智識背景下，多少有些顯得過於簡約、冰冷、甚至乾癟。
作為普遍被認為是第一位提出“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的學者，普利策非虛構類文學獎獲得者、《凱恩號嘩變》《戰爭風雲》等著名小說的作者赫爾曼•沃克1980年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一次演講中提到，“無論向前、還是向後望去，我都難以找到慰藉……古代希臘世界發生的悲劇現在正在上演，同盟的瓦解、文職人員和軍人的衝突、背叛與反背叛……我們如何打破這個源自修昔底德世界的陷阱”。
中国纪事
许知远：他们来自两个不同世界，一个是古老的容克家族，以贵族头衔为荣，一个是犹太银行家，受歧视却富有。
在沃克看來，修昔底德史書的主題在於揭示了兩大聯盟在沉默對抗時誘發戰爭的邏輯——大國間的悲劇是通過聯盟內部小國的持續性衝突被迫捲入的。在他看來，從越南到古巴，從“三八線”到柏林牆，這條依循着聯盟國家邊境的長長的戰爭引線廣泛而真實地存在着，這是修昔底德帶給國際政治領域的重要教益。
真正使得這一概念發揚光大的是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格雷厄姆•阿利森。在這名前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看來，來自蘇聯的恐懼已經成為過去，現在是中國世紀。在其新著《註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擺脫修昔底德陷阱》一書中，他滿懷無奈地指出“我們不必成為中國的奴隸，但我們必須學會接受其強大”，否則，“中美之間必有一戰”。較之於沃克，阿利森的邏輯看起來更為簡練乾脆，崛起國和霸權國之間的衝突是必然的，沒有人能夠走出這片霍布斯叢林，在他深入研究的包括英德戰爭在內的16個案例中，有12例是以國家間的公開衝突告終的。
這名學者曾經在里根和克林頓政府長期擔任國際事務方面的顧問，他深深明白如何把這一2500年前的古老寓言轉換為振聾發聵的政策建議。他早年的著作《決策的本質：還原古巴導彈危機的真相》是政治科學理性選擇研究方面的經典作品，他在日前剛剛完成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演講，總統高級顧問史蒂夫•班農、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國防部長馬蒂斯悉數在列；他在中文世界的影響力甚至遠大於英文世界，中國從學界到政界，都竭力撇清這一概念與中國的任何聯繫，為中國和平崛起進行理論和政策辯護的文章不計其數，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公開否定“陷阱”的存在，然而也被迫同時為這一概念做了廣告。在白宮、在世界和平論壇、在《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在哈佛大學排了長長選修名單的課堂上，來自中國的具有歷史深度而又高度理論化的威脅被反覆提及。
不同在於，在基辛格、康納、馬歇爾、沃克等人的憂慮里，蘇聯是可怕的斯巴達戰士，雅典的不幸或將降臨於美國。而到了阿利森，美國搖身一變成為保守節制、被迫應戰的斯巴達人，中國的飛速崛起和擴張主義，與彼時傲慢跋扈的雅典人毫無二致。冷戰結束後不過三十年，美國的國家角色已經斗轉星移。
誰是雅典？
歷史的隱喻是否恰當，首先要看選擇的主體是否對仗。
從帝國的形成來看，雅典帝國的最初氣象來自希波戰爭後期，由於斯巴達缺乏海上力量主動退出聯軍，是雅典率領着希臘世界南征北戰，討伐愛琴海周邊的波斯殘餘，小亞細亞諸邦的民主派紛紛獻上擁戴。這與美國藉助兩次世界大戰一舉拉動經濟和軍事生產能力，將帝國的權勢跨過大洋，在全球範圍內與蘇聯搶奪戰略真空頗為相似。這兩次戰爭帶來了共同的重要遺產，一舉奠定了兩個帝國在戰後的基本輪廓與初始合法性。
從帝國的統御上看，雅典人大幅重組了提洛同盟的城邦機構，四處扶植民主力量上台，委派3-5名雅典人實行屬地治理，一如美國人在格林納達、巴拿馬、塞爾維亞、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做的那樣。從軍事史學角度研究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權威維克托•漢森教授在描述美國的民主輸出時寫到，“當世界再度見證巨型艦隊開赴天涯海角，西西里、米洛斯和密卡利蘇斯都在我們當代的媒體里被反覆提及……我們的政府以自信和驕傲的雅典人方式，要他們對我們的德性和無私感到放心”。
在安全機制的設計上，雅典的偉大公民伯里克利提議由雅典代替盟友進行戰備訓練，各城邦統一支付歲入、上繳戰船，一種平等獨立的集體安全機制隨即自然而然地轉化為受邀請的帝國結構。美國在北約和東亞發揮了同樣的作用，致使英國連續多年沒有航空母艦，法國只剩下“戴高樂號”象徵性地四處游弋。鼎盛時期的雅典艦隊每年都會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環繞一周，將愛琴海宣告為帝國的“內海”；美國海軍則要求任何時候在役航母不得少於十艘，從直布羅陀到馬六甲，帝國的權勢吞吐無處不在。
在經濟制度的構建上，伯里克利把整個同盟的全部戰備財富從提洛島搬進雅典，建造了輝煌無比的帕特農神廟，統一了幣制和度量衡，並在每個城邦的市場刻下石碑，警示私自製造貨幣之人。美國同樣大發戰爭財，通過《租借法案》和馬歇爾計劃，一舉接過歐洲盟友雙手奉上的長達幾個世紀的帝國榮光，並通過IMF、世界銀行等機構維繫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對其它國家的匯率波動和金融政策指指點點。
從一開始，同為海洋性的民主帝國，美國就像極了雅典，這種相像是深入精神內質的。在記述最終埋葬了雅典帝國的西西里遠征時，修昔底德沒有着重去談這場遠征的具體目的，他只是反覆在說雅典是偉大的，這種帝國心態反映在每一個雅典人身上——“對遠征的愛欲無一例外地攫住了所有人：年紀大的人認為，他們將征服所到之地，或者，如此強大的力量絕不會遭遇任何挫折；年輕人們則渴望去看看遠方的風景，開闊眼界，他們滿懷希望地相信自己可以安全返鄉”。這種帝國的“偉大”精神是雅典之為雅典的核心，在伯里克利的陣亡將士葬禮演說中得到了經典宣示:“我們的憲法和使我們偉大的生活方式……是別人的模範”；“我寧願你們每天都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偉大，他是真正的偉大，你們應當熱愛他”。
美國人同樣認為自己是偉大的，他們深刻地相信自己和猶太人一樣，也是上帝的選民。早在乘坐“五月花號”前往“應許之地”的途中，美國人就擅自作主把這次海上之旅與摩西的出埃及記相提並論——“我們將如山顛之城，為萬眾瞻仰”。在草萊初辟、篳路藍縷的日子裡，人們在內心深處與上帝結盟，為自己的在蠻荒之中的孤獨尋找慰藉，希金森在《新英格蘭種植園》中記述道，“我們最大的安慰和至上的防護手段是——我們有上帝與我們同在”。在聯邦憲法的序言，美國人自信地從“we the people”洋洋洒洒開來。最終，這種對於“偉大”的自信轉換為樂觀向上的進步主義，並在今天成為“美國第一”口號的精神源泉。
托馬斯•潘恩曾言：“如果雅典曾是什麼的微型縮影，美利堅則將是它的龐然巨型”。維克托•漢森也不無自嘲地慨嘆“伯羅奔尼撒戰爭與美國人的關聯從未像當前這樣緊密。我們有如雅典人，無比強大，但不安全；聲稱酷愛和平，但總是身處某種衝突；渴望被人喜歡甚於被人敬畏，為自己的藝術和文學感到驕傲，但最後總是發現自己還是更擅長戰爭”。
反而觀之，在希臘世界的另一脈，斯巴達人從未擘畫過自己的帝國夢。他們受訓於呂庫古法的古老教養，每日安享窮困與清貧，老老實實訓練勇士，勤勤懇懇鎮壓“黑牢士”和周邊城邦的反叛，既不向同盟徵收歲入，也不尋求領土擴張。他們喜歡抱守公平交往的理想模式,其原則是“如果你不侵害別人,你就無需為了防止別人的侵害而使自己的財富遭受風險”，頗有“我不犯人,人不犯我”的意味。科林斯人曾經嘲笑斯巴達人是“最安於家鄉的人”，總是要靜候至“敵人的權勢擴大到兩倍於己”才會有所行動。然而這就是斯巴達人，他們從來也沒有以追求在希臘世界的霸權為目標,也無意通過權力來消解恐懼、維繫安全，兩個城邦在性格上完全就是兩種世界。
說中國類同雅典是典型的張冠李戴，但說中國是斯巴達也絕非盡然。不同於斯巴達的遁世主義，中國熱衷於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眾生活福祉，在新時代深切地懷有屬於自己的中國夢，希望與世界各國友好交往，在國際舞台承載大國責任。但中國總體上也有着安土重遷的傳統，也慣從於信奉“我不犯人，人不犯我”的信條，骨子裡傾向於遵循戰略上的保守主義，雅典人在戰爭後期所呈現出的種種“傲慢”、“大膽”距離我們十分遙遠。此外，中國不同於伯羅奔尼撒世界的最為重要的一點在於奉行不結盟政策，從而避開了任何可能引致聯盟衝突的戰爭引線，中國不會無端被盟友國家拉入看似無解的“修昔底德陷阱”。
誰是“第一公民”？
退一步講，即便最終“陷阱”意義上的悲劇是不可避免的，那也要看誰是城邦的護衛者，是誰帶領民眾走向了戰爭。正如修昔底德自己的評價，雅典人的民主“只是名義上的民主政治，但實際上是第一公民的統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雅典的第一公民是偉大的伯里克利，他得到了人們真誠的擁戴和信任，強有力地壓制住了國內的好戰派，即便在抵禦瘟疫的艱難歲月里，仍然不忘矢志踐行戰略審慎原則，反覆告訴城邦的子民“保持鎮靜，照顧好艦隊，避而不謀求在戰時擴張帝國，我們就終將獲勝”。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研究的頭號權威、耶魯大學古典系斯特林教授唐納德•卡根看來，出於伯里克利的戰略審慎，雅典的帝國統御在很長時間處於一種權勢飽和，帝國的幅員剛好能夠支持帝國生長的資源需求。一旦超過了帝國的限度，帝國慾望的流溢便將帶來災難。
從這一點來看，當代美國的確可堪擔憂：一方面，“冷戰”結束以來，克林頓政府的人道主義干涉、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義復興和奧巴馬政府的“清除僭主”運動使得美國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權勢的過度擴張，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式的“西西里遠征”一輪接着一輪，敘拉古的災難在西亞中東一帶反覆降臨；另一方面，現在，每一位民眾都深刻地意識到——特朗普是美國的“第一公民”。
如果說崛起國和霸權國註定戰爭的結構主義邏輯太過機械，不如讓我們回到戰爭的人性邏輯，也即修昔底德在雅典人演說裡帶給我們的偉大教益：帝國的恐懼、利得和榮譽。
首先，從一系列與媒體、法院、國會、黨派甚至盟友國家永不妥協的對抗上來看，“恐懼”在特朗普的眼裡似乎從未成像，相反，他是達爾文現實主義的忠實擁躉。在“與世隔絕”的幼年精英教育中、在軍校嚴酷艱苦的受訓經歷里、在紐約商界赤裸裸的叢林法則下，特朗普艱難地殺戮而出，他與生俱來的自戀和自信帶有極其深刻的精神根源，“人類是所有動物中最惡毒的一種，人生就是由一場又一場的戰鬥組成的，結果只有勝利和失敗兩種。紐約是一個真正的叢林，在這裡，一不小心就會被吃掉、嚼碎、吐出來；但是，如果你願意在這裡拚命工作，也能取得真正的成功”。這種霍布斯式的生存理念使得特朗普在面臨民主黨人和共和黨內對手的重重圍剿時有如雅典面對波斯人般勇敢，始終秉持“大膽”的戰鬥路線和“贏下去”的強烈願望，這種願望在最為焦灼的時刻帶給他的選民以信心，並最終幫助他贏下大選。
在朝鮮半島，特朗普不斷升級的霸權宣洩有如雅典人在米洛斯島的屠戮。雅典人在說辭中向米洛斯人表明，他們是雅典權勢範圍內的異邦人，特朗普反覆強調“金正恩是一個壞人，一個非常壞的人”；雅典人說“希望是危險的安慰劑”，特朗普說“戰略忍耐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塔夫茨大學古典系教授格里高利•克萊恩看來，他們遭遇了共同的困境——放任四海的帝國邏輯忽然在不起眼的某處遭遇了Bug，他們也共同遵循了“修昔底德”意欲傳遞給世人的權勢政治自然律——正如《理想國》里的智者色拉敘馬霍斯所言——“正義是強者的利益”。
其次，這名總統對於利得有種近乎偏執的競逐，務必保證美國在任何與外部世界的經濟關係中絕對不能吃虧，是美國在賺別國的錢，而非別國在賺美國的錢。在雅典人那裡，利得的意義沒有那麼不可或缺：為了避免斯巴達人起疑，圖裡殖民地說不要就可以不要了；很多屬邦無法足量繳納歲入，雅典一般也不會過於糾纏。然而特朗普早在競選時期就誓言重塑美國在各項制度安排中的位置，建立與自身角色相稱的權利義務。他對於霸權本身的象徵意義看得很輕，認為霸權唯一的作用在於憑藉對體系結構的支配帶來巨大的收益回報，換句話說，霸權是可以變現的。這一過程決不允許受到挑戰，在北約軍費比例的核算中、在加拿大的軟木和乳酪貿易中、在“薩德”導彈的部署費用里，特朗普與一個個盟友對簿公堂、衝突不斷。對於利得的過分強調事實上已經成為美國對中國恐懼的根本原因之一，這種恐懼從貿易赤字漫漶到政治、安全領域，並最終構築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全貌。
最後，伯里克利的演說、西西里遠征的悲劇和亞西比得的反叛在修昔底德的史書里無數次生動地揭示了，對榮譽的愛慕是如何根本性地改寫了帝國的前行路向，這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研究的主流路徑之一，是“雅典人靈魂深處對勇氣和榮譽的渴求刺激了雅典帝國的擴張”。修昔底德對於雅典後期“傲慢”性情的書寫也同時告訴我們一個道理，永遠不要與一名自恃偉大的人物去競逐榮譽，是榮譽而非“霸權國-崛起國”簡單的結構主義，更有可能將你拉入一場災難般的戰爭。
問題在於，特朗普對於榮譽的愛慕絕對不會遜於亞西比得，他慣於將他人的讚賞轉換為自身的合法性。借用政治心理學奠基人拉斯韋爾的話來說，這名總統的一生都在“全神貫注於提高‘神聖的我’的價值地位”。筆者在美國大選時期寫的《特朗普行為的根源》一文曾經試圖探尋，特朗普的自戀型人格如何成為其參加總統競選的主要驅動根源，並將在執政的過程中如何深刻地塑造其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這一狀況最為危險的部分在於，這名總統受到了民粹主義的廣泛擁戴，在心靈上和很多城邦中不穩定的、偏激的、衝動的民眾產生了共鳴和互動。美國看起來比過去更為浮躁，那些不管特朗普做出怎樣失當行為都會死忠於他的選民看起來已經患上了“亞西比得綜合症”:“一方面是雄心和魅力, 另一方面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與個人榮譽緊密相連的政治權勢成為終極目標，政治、戰爭和人際關係等等都從屬次之。”這或許應該是阿利森教授覺察到的他所處國家的真正危險所在。
誰設下了“修昔底德陷阱”？
我們現在可以理解阿利森教授的憂慮。在其宣傳新著的多次訪談中，他都會提到希望白宮成立一個“歷史顧問委員會”，為眼下世界上“最大權在握的那個人”提供一點“早該接受的教育”。他建議這個委員會的章程應該以修昔底德的洞察開篇——“只要人之為人，未來的事件都將是過去歷史的重現”。
這個建議很好。正如同時期著名的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的名言，“世界上有許多力量，但自然中沒有什麼比人類更為有力”。在任何時候，都永遠不能忽視人性在歷史和社會結構中潛藏的巨大動能。可如果我們相信人性的溫度，我們是不是同時應該對“霸權國-崛起國”必然衝突的冰冷邏輯進行質疑？
在日前剛剛結束的世界和平論壇上，阿利森教授誠懇地談到，“我來自北卡羅來納州，我從骨子裡一直認為，美國就意味着第一，這已經深入我的基因里。所以，現在有另外一個強國有可能挑戰美國第一的位置，這與我的世界觀是矛盾的。”這種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愫自然值得肯定，無論它來自“五月花號”傳遞的山巔之城精神還是特朗普的“美國第一”口號，它都猶如文章開頭提到的基辛格一樣，表達了一名國務家對於美國霸權地位的深切關懷。然而阿提卡的長城不是一日之間倒塌的，美國的問題既可以去叩問雅典覆亡的歷史記憶，也可以去檢省“第一公民”的城邦護衛能力，但是的確不需要蹩腳地將中國引入與美國的“雅典-斯巴達”結構關係里。
這種不甚熨帖的對仗以前就曾出現過，國內致力於修昔底德研究的學者白春曉的博士論文里就提過一則舊事：當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遭受了蘇聯人的奴役後，當地的古典學協會理事西摩爾在演講中對前總統貝奈斯表達了“米洛斯人悲劇”般的同情。白春曉的總結頗為有趣，“在同一個時期內，雅典既可以被比擬為美國，也可以被比擬為蘇聯。為了使修昔底德能夠指導居於高位、足以影響國際事務決策的政治家們，雅典不得不變成門神亞努斯那樣的兩面派……幾乎所有修昔底德的句子都可能被精心挑選出來並闡述一番，為某些人一時的政治目的服務……這種對修昔底德的濫用造成了我們對他理解上的障礙。”
阿利森教授的新著列舉了一系列中國飛速崛起的數字，這些數字廣泛分布在鋼鐵生產、高校排名到經濟增長的方方面面，在他看來，這些是中美間或許註定引致戰爭的關鍵理據。然而這本著作出版後在西方學界受到了一定的批評，正如巴德學院深稔於東亞文化的教授伊恩•布魯瑪在《紐約客》的書評所指出的，“阿利森的中國認知過分集中於基辛格和李光耀（阿利森並不懂漢語，但與基辛格、李光耀私交較好，曾編有《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一書），這使得這本著作中存在着一些不應有的嚴重史實錯誤。如果他能夠對中國懂的更多一些，他的書會更有說服力”。布魯瑪教授特別提到了兩處例子：一處是在看到基辛格引用中國古代大戰略家孫子的理論之後，阿利森便順着認為中國偏愛於“不戰而屈人之兵”；在另外一處，阿利森警告美國政府，中國在面對更為強大的對手時會傾向於使用先發制人的軍事戰略，有如日本在日俄海戰和珍珠港做過的那樣。
不管與事實相距多遠，阿利森教授的警告是好意。他的觀點絕非簡單地鼓吹中國威脅論，而只是希望中美兩個大國能夠在新世紀的互動中更加註重審慎和節制，以人性的努力克服結構主義構築給我們的冰冷淵藪。某種程度上，那些對於美國政府的規勸更像是作者的本意，“我們必須學會接受中國的強大，儘管有時它展示自己強大的方式令我們反感。但為了避免一場戰爭，這一點可能還不是我們必須要吞下的最為苦澀的藥片。戰爭的風險是切實存在的，並且其後果難以形容得可怕。”長期以來，美國的新保守派總是傾向於使用同樣一部修昔底德史書去支持另外一種努力，以伯里克利帝國主義的方式催促美國勇敢地承載起區域性戰爭的責任，這種努力在小布什政府時期取得了輝煌的成功。阿利森教授對於戰爭風險的警示並不契合於這一邏輯，這使他在國內遭到很多質疑其陷入了“張伯倫陷阱”的批評。
文章行至最尾，我們最好還是回到修昔底德。這名嚴謹的史家在整個作品的開篇就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敘事方面，我絕不是一拿到什麼材料就寫下來，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觀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記載的，一部分是我親身的經歷，一部分是根據其他目睹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這些材料的確鑿性，我總是儘可能用最嚴格、最仔細的方法檢驗過的。”著書立說早於修昔底德的希羅多德沒有這樣去做，他的作品中包含了過多的誇張想象和不可知的神諭。修昔底德則竭盡全力去採訪每一名目擊者、查閱每一份成文的條約，觀看親手觸摸到的石刻記錄，憑藉這種嚴苛的治史精神最終得以“垂諸永久”。
在面對這樣的歷史文本時，怎樣從中汲取偉大的歷史教益是一項極其艱辛的智識探尋過程。在《現代戰略的締造者》一書的導言里，克勞塞維茨研究領域的權威彼得•帕瑞特教授深刻地指出：“理解歷史上的戰爭有助於讀者更聰明地對待現今的戰爭”。這名認為歷史是一種“對先前已逝去事物的有教養的記憶”的大戰略家非常謹慎，即便通讀歷史，最後也只能勉力做到“更聰明地對待”。國內大戰略研究方面的權威時殷弘教授深深推崇國際關係研究中的歷史方法，但也總是審慎地指出這最多是一種“比較有限、比較謙虛”的追求。
從這樣的意義來看，正如本文開頭所提及的，阿利森教授很多時候對於“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的提煉顯得過於簡約、冰冷、甚至乾癟。他將靜態的模型從鮮活的歷史中機械地抽離出來，沒有意識到慾望和榮譽是如何在人性的意義上最終僭越了審慎和節制的良好品格, 國家之間是如何從制衡的努力轉向追求普遍的霸權，從相對安全轉向絕對安全，並最終轉向了霍布斯式的絕對困境。這本專著在索引文獻中沒有出現耶魯大學古典系斯特林教授唐納德•卡根或是哈佛大學古典系教授厄恩斯特•巴迪安的名字，這兩位近在咫尺的同儕皆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研究方面的權威，卻又都在自己一生的著述中從未提及“陷阱”的存在。這一“研究伊利亞特卻沒有提到荷馬”的現象說明，阿利森教授的研究在指向上重在當代，不過是借用了伯羅奔尼撒半島上一個曾經的戰爭映像，這個陷阱可以是“修昔底德陷阱”，也可以是記述了羅馬-迦太基戰爭的“蒙森陷阱”，抑或是全景記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丘吉爾陷阱”。
每個人都希望躲開陷阱，離開那片霍布斯叢林，邁出困境之途。然而歷史的狡黠在於，它永遠也不會以直接的方式帶給我們答案，很大程度上，“閱讀修昔底德與其說是為了獲知如何處理具體的國際事務，不如說是能夠體認人類可能遭遇到的種種苦難”。用唐納德•卡根2005年在傑斐遜講壇的演講《為歷史一辯》中的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尾，“它使我們的情感起伏波動，使我們的心靈警覺冷靜。我們成了更深刻的個人和更明智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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