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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8日 星期六

一場新的亞洲金融危機正在中國醞釀



一場新的亞洲金融危機正在中國醞釀
20177703:13
華盛頓—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週年到來之際,有觀察人士警告說,中國目前的狀況與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前的狀況非常相似,經濟的增長過度依賴信貸和大量資本投入,中國國內的巨額債務及其驚人的增長速度正在給下一場可能會波及全球的危機埋下伏筆。
近幾年來,國際上普遍對中國的債務問題表示擔憂並多次發出警告。國際清算銀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中國的債務佔GDP的比重為257%,遠遠高於新興經濟體184%的總體水平。
不僅是債務的總量巨大,讓人真正擔憂的是中國債務增長過快。2007年底的時候,中國的債務只佔GDP152%。但在2008年中國政府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出台4萬億元人民幣的刺激計劃後,中國的債務問題就一發不可收拾。這種靠放貸、發債維持經濟增長的局面一直持續到現在。中國經濟雖然在賬面上維持了6-7%的中高速增長,但企業和地方政府債台卻越築越高。
中國央行74日發布《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7)》,指出非金融企業風險繼續暴露,且部分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風險。
報告說,企業債務風險領域主要集中在低端製造業和產能過剩行業,非金融企業槓桿率上升,一些企業靠“借新還舊”甚至“借新還息”維持,造成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積累、難以消化,部分地區惡意逃債時有發生。
有分析認為,中國特色的企業債務是有著重大風險的次級債。中國社科院一份關於非金融企業槓桿率的研究顯示,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中國非金融企業的槓桿率一直維持在100%以內,危機之後,槓桿率從2008年的98%上升到2014年的149.1%。這直接導致中國企業債務水平的快速攀升。
美國三大信用評級公司之一的穆迪公司5月份將中國的信用評級下調了一檔,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債務問題嚴重。該公司宏觀經濟理事會主席艾琳娜·達格爾(Elena Duggar)說:“非金融債務已經從2010年佔GDP181%上升到2016年的佔GDP 256%,也就是說六年翻了一番。”
如果單算企業債務水平,中國目前企業債務的總體水平也已經占到GDP160%,遠超90%的警戒水平。
中國央行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7)》還指出,“部分一、二線城市房價偏高、上漲過快,呈泡沫化趨勢,首付貸、房抵貸等產品與房價上漲相互強化,進一步助推房地產泡沫。新增信貸資源過於集中投放於房地產領域。”
據統計,2016年中國個人房屋貸款高達人民幣5.68萬億元,佔全年新增貸款的44.91%。到2016年底,以房貸為主的中國個人中長期貸款餘額達到23.44萬億元。
美國的知名中國經濟專家、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曾表示,他並不對中國快速增長的家庭債務規模感到擔憂。他說:“大多數家庭債務是房貸,貸款與房屋價值比例相對較低,而且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特徵與美國有很大差異。購房者往往需要支付大筆首付,有時候首付比例還很高。購房者也不能申請再次貸款,不能申請房地產淨值貸款(home equity loan)。”
但也有經濟學者認為,拉迪忽視了中國房地產市場兩極化嚴重的現狀。一方面,中國一二現城市房價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是三四線城市的樓市無人問津,出現一批空城、鬼城。而且,政府2015年打出的“去庫存”不僅沒有降低三四線城市的空房率,反而進一步刺激了本已處於高位的房價進一步迅猛上漲。房價的快速上漲也鼓勵了購房者的投機心理,形成惡性循環。高房價導致高房貸的背後呈現出泡沫化是不爭的事實。
過去幾個月來,中國政府似乎一直在採取措施,希望能夠抑制信貸的過度增長。但控制信貸勢必會影響經濟的增長,政府面臨兩難境地。與此同時,全球的金融市場也感到不安,投資者擔心收緊信貸不僅拖累經濟增長,也會讓負債企業更難償還債務。
中國央行的最新報告顯示,2017年把防範風險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表示要“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這顯示,至少在今年秋季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北京已不打算更激進地抑制信貸增長,轉而防範風險,目的就是避免經濟出現波折引發社會動盪,力求給十九大營造和諧氣氛。
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現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肯尼思·羅格夫(Kenneth Rogoff)表示,中國巨大的債務問題像懸在每個人頭上一把劍。他說:“如果世界上現在有哪個國家會真正影響到每一個人,而這個國家又容易發生問題,這個國家一定是中國




中國的債務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201763004:40
華盛頓— 
今年5月,美國三大信用評級總司之一的穆迪公司(Moody's)20年來首次下調了中國的信用評級。穆迪表示,降級反映穆迪對未來中期中國償還債務實力削弱的預期,表現在債務佔經濟比例的穩步上升和經濟增速的放緩。不過,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債務水平雖然增速很快,也的確給經濟的長期健康帶來風險,但這些債務主要存在於國有領域,政府仍有能力在關鍵時刻出手防止危機的爆發,而且監管部門也開始採取措施抑制債務的高速膨脹。
在穆迪524日把中國的信用評級從Aa3下調到A1幾個小時後,中國政府就批評穆迪的做法是不了解中國的法律和金融制度,低估了中國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潛力。
穆迪公司宏觀經濟理事會主席艾琳娜·達格爾(Elena Duggar)說:“下調評級反映我們對中國財政實力中期內將削弱的預期,體現在整個經濟體內債務水平的攀升和經濟增速的放緩,大環境是中國人口結構的變遷(老齡化)和生產力的增幅較小。”
中國的債務問題緣起於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當年,中國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推出了4萬億元人民幣的刺激計劃,各大商業銀行開閘放水,引發一輪巨額支出狂潮。各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獲得大筆貸款。這種以藉貸維持的增長一直持續到現在。
穆迪公司的達格爾表示,中國目前非金融領域的債務水平已經超過美國、德國和韓國,但真正令人擔憂的並非債務水平,而是債務增速過快。她說:“非金融債務佔GDP的比例已經從2010年的181%上升到2016年的256%,也就是說六年翻了一番。”
從宏觀經濟角度,信貸對提升投資和推動GDP增長的有效性將會持續下降。達格爾表示,按照目前的模式,如果中國要把經濟增速維持在6-6.5%的範圍裡,那麼再過三到四年,中國債務佔GDP的比例就會超過全球任何經濟體。
在穆迪下調中國信用評級後不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在本月敦促中國政府深化改革,改變當前過度依賴政府主導的投資和舉債維持的經濟增長模式。IMF 614日發表的聲明說,雖然中國採取了措施,降低了企業債務增速,也去除了部分過剩產能,但仍需加速推進改革,近期的工作重點應是處理金融部門的風險。
不過,知名中國經濟專家、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認為,如果僅從債務總量來看,中國的債務水平當然是很高的,但是中國的債務大多發生在政府和國企。
他說:“如果把中國的債務拆開來看,我們會發現工業領域國有企業的槓桿率上升了很多,但私有企業的槓桿率卻有所下降。籠統的看債務比例會有一定的誤導性。我們具體研究中國的債務問題時就會發現,債務主要集中在國有企業。”
拉迪表示,過去幾年裡,家庭債務在中國債務問題中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16年,中國金融體系新增放貸的50%是用於家庭貸款,而這一比例在兩三年前為25%
“中國的債務組成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家庭變得更為重要。但至少在我看來,中國家庭的債務並不可怕。雖然中國的家庭債務水平增長迅速,但在2016年其規模僅為可支配收入的75%。相比之下,美國在金融危機前的比例為140%。”他說。
中國家庭債務主要是用於房貸。一方面,中國的銀行對房屋抵押貸款的要求很高,貸款者往往要支付很高比例的首付(通常為房價的30%甚至更高),因此貸款金額與房產價值的比例較低。這些因素使得家庭債務引發債務危機的可能性不高。
反觀國企領域,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拉迪認為,中國債務問題最為嚴重的國有企業狀況已經在2015年觸底反彈,2016年國企利潤比2015年提高了8%,今年有望進一步提升。他說:“2015年對中國國企來說是一個完全的災難,國企的利潤與上年相比下滑了22%,那個時候其實倒是降低中國信用評級的更好時機。”
已有分析認為,中國的大部分債務都發生在廣義的國有體系內,包括政府和國有企業。這就給政府很大的騰挪債務的空間。麥格理集團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胡偉俊在金融時報中文網上撰文稱,幾年前一些機構預言中國地方債務危機將爆發,但最終落空。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央政府通過地方債置換,將地方政府債務轉為中央政府債務。
作者也認為,中國債務危機一直沒有爆發的另一個因素在於中國經濟大體上仍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長。多年來,關於房地產泡沫的預警一直不斷,但房地產市場崩盤的情況卻從未發生。文章說,“甚至今天上海的房價是不是泡沫,最關鍵的因素還是未來的收入增長速度。”
儘管如此,中國的最高決策者們顯然也意識到中國龐大的企業債務給未來中國經濟中長期的健康穩定構成巨大風險和潛在威脅。今年4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金融安全,並提出要加強金融監管,採取措施處置金融風險,控制增量,積極處理存量,顯示北京正致力於控制債務擴張過快的問題。
穆迪公司的經濟學家達格爾指出,控制信貸必將影響經濟增長,北京必須從二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問題是,在中國,領導人必須要在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以維持社會、經濟穩定和給國有企業去槓桿之間找到一個平衡,”她說,“在正常經濟情況下,如果你去槓桿太快的話,經濟增長勢必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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