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色眼鏡】沃爾夫：西方眼中最大的“中國謎題”
過去20年一直擔任FT首席經濟評論員的馬丁•沃爾夫，暢談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中國模式、以及西方在2016年之後的路徑選擇。
本期《有色眼鏡》嘉賓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自1996年起任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至今，以每周發表的專欄和多部著作享譽學界與政界，被公認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宏觀經濟評論人之一，躋身《外交政策》雜誌評選的全球最重要的100位思想家之列。他在世界頂級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中人脈廣泛，是達沃斯等國際論壇上的常客，支持全球化和自由市場。他多年來密切關注中國經濟，過去25年間幾乎每年都到訪中國。本次訪談，我不僅請他以經濟學家的視角對中國經濟做出研判，也試圖與作為媒體人和思想家的他一起探討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中國模式、以及西方在2016年之後的路徑選擇。以下為我們的訪談實錄：
王昉：馬丁，作為FT首席經濟評論員，長期以來你都是一個中國觀察者。對你來說，是否存在一個“中國謎題”，使得中國很難描述或者評論？
沃爾夫：中國是一個非常龐大複雜的國家，一個人對於這樣一個國家的認識，必然是非常片面和不完整的。中國的語言文化和西方都不同。我始終提醒自己，我可能永遠無法徹底懂它。人們總是問我是否了解英國，我的答案是，我不能，更別說中國了。
一個人恐怕永遠無法徹底了解一個地方，但中國也確實存在一些讓人着迷的、專屬於它自己的“謎題”。比如你們經歷了一個非常快的現代化過程——一個非常古老的文明，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推進現代化，這個現象獨一無二。此前也有其他國家實現過快速現代化，比如韓國，但中國經濟規模遠大於韓國，這種規模增加了它的複雜性。
最後，對於西方來說，最大的“中國謎題”是，這種現代化進程是由一個共產主義政黨領導的。你知道，對我們西方人來說，共產主義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意識形態，它來自西方，卻被西方所拒絕。現在共產主義出現在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宣稱它是共產主義的，我們很難理解這意味着什麼。這真的可能發生嗎？它又是怎麼運行的？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中央集權的，原則上來講顯然是非民主的，但同時中國又有一個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這種奇怪的對比也是獨一無二的。你怎麼能在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謎題。
大多數西方人的假設是，隨着中國經濟發展，中國人變得更富有，出現更多中產階級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中國在政治上可能會變得更像西方。這一過程確實在韓國和日本發生過，但好像還沒有要在中國發生的跡象。這是一個真正的謎團。
王昉：西方經濟學家發展出一整套經濟學原理、價值和標準。當你報導和評論中國時，會使用同一套原理嗎？還是說會用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
沃爾夫：我不是奉行經濟帝國主義的經濟學家，我不認為經濟是一切，但我認為有些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我認為經濟學的核心原理是逐利，也就是人們尋求利益的動力。這不僅存在於公司中，也存在於個體。這個理論用於中國時，解釋力很強。中國人有很強的逐利動力，如果你觀察全世界的中國人就知道，他們運營企業的能力非凡，在商業上極富天賦。
我認為用關於發展的標準經濟學原理來描述中國沒有問題。這一原理的核心就是，經濟增長由人力、資本和創新推動。在資本這一塊，中國在我們所有觀察的國家中，擁有最高的投資率；在人力這一塊，中國人對於教育也就是人力資本極其狂熱；此外，中國也致力於創新和技術升級。所以這些經濟學原理都適用。
中國經濟當然有很多特色，其中一點是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在每一個大企業中都有一個黨組織，這一點很特殊。我們需要搞清楚他們的角色，他們是怎麼工作的，會怎麼影響企業運營。但要知道，西方也有很多不同形態的資本主義，德國資本主義不同於美國資本主義，日本的資本主義又不一樣。中國的不同之處，或許並沒有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差異那麼大。明白這一點很重要。
另外，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仍然相對貧窮。發展中國家有一些不同於發達國家的特質，比如潛在的增長率更高。中國正在經歷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我們在西方就沒有這樣一個進程，因為我們已經高度城市化了。中國仍然有一個非常大規模的農業經濟，這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已經不存在。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和其他東亞國家很相似，但中國這一進程的規模和速度是獨一無二的。
王昉：中國如此獨特，而且在經濟統計數據方面名聲不佳，所以許多經濟學家會用一套自己的方法，比如從豬肉價格分析中國真實的經濟增長。你有這樣的秘密武器嗎？
沃爾夫：我沒有。雖然我對中國某一特定年份的經濟數據沒什麼信心，但我認為中國數據整體上是準確的。總的來說，我認為中國經濟真實的波動性要比數據顯示的更強烈，也就是說，在經濟繁榮時，數據會低估增速，在蕭條時，數據又會低估衰退程度。這背後有很多原因。首先，中國經濟必須實現政府目標，所以數據上它總能“實現”目標。另外中國的統計數據發布得太快，沒有人會相信，那麼短的時間裡能統計出準確的數據。即使擁有龐大統計機構的西方小國，也需要比中國更長的時間來統計數據，尤其是GDP，而且這些數據還會被反覆修訂，因此中國某一時期的統計數據不會太可靠，會低估短期波動。
但我認為，中國數據整體看還是可靠的。首先，你只需在中國四處看看就能感受到。我已經來往中國25年了，很明顯它變化非常大。另外，我們可以用國際數據，比如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數據，來驗證中國數據。中國的貿易增長是如此之快，尤其是在2007-08金融危機之前，很明顯暗示着大規模的GDP增長。儘管逐月、逐季或是逐年的數據或許不是那麼可靠，但整體數據還是非常值得信賴的。
至於我自己最喜歡的統計數據——我也觀察了一些其他人的分析方法，比如有人專門研究所謂的“克強指數”——但我看待中國經濟的角度有點不同。長久來看，一國的福利增長和消費增長是相互關聯的，這是亞當•斯密教給我們的。生產的目的是消費。我認為尤其是在過去的15年中，有一個越發明顯的趨勢，那就是中國有大量的投資被浪費了。有相當多的投資被算進了GDP，但它們可能沒有為增加中國人的福利做出任何貢獻。我認為更應該關注消費的增長。在中國經濟繁榮時期，消費比GDP增速慢了一些，大概一兩個百分點，這顯示出在2010-2012之前的幾年間，很大一部分投資驅動的增長是浪費性的。而現在消費增長反超GDP，我認為這是正確的趨勢。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許多重要問題是GDP數據反映不出的，包括經濟對環境的影響。在過去，中國GDP數據明顯低估了嚴重污染和資源濫用。現在這方面好了一些。這一點，加上我剛才說的投資被浪費，使得GDP並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國人的福利增長。
王昉：許多中國人感覺西方媒體對中國帶有偏見，他們帶着一種優越感來到中國，報導中國負面新聞的時候遠遠多於報導正面新聞。你同意嗎？
沃爾夫：現在好像每個人都厭惡西方媒體。中國人對西方媒體的看法，和西方政治家對西方媒體的看法很像，甚至可能還不如後者那麼敵視。
首先新聞業有一個特質，我想它也適用於中國，那就是新聞的消費者，也就是閱讀和使用新聞的人，對於負面新聞總是比對正面新聞更感興趣。如果世界上哪裡發生了一起災難，它會出現在媒體的頭版；如果事情超級順利，根本不會出現在媒體上。政治新聞、社會新聞也是這樣。全世界新聞媒體都更傾向於關注壞消息，這正是人們討厭報紙的原因之一。西方媒體這樣報導中國並不特殊，它們報導自己的國家時也這樣，絕大部分新聞都是負面的。
其次——這也許有點誇大——但新聞媒體認為自己是權力的監督者，要讓權力對民眾負責。如果掌權者說了“X”，媒體就要指出為什麼“X”是錯的。這在中國也許是有爭議的，因為中國政府喜歡控制媒體，那些質問“你說中國是這樣的，但你說得不對”的媒體就會變得很不受歡迎。但這也是一種普遍現象，並不只發生在中國，哪裡的政治家都討厭媒體。中國政府當然會對外宣稱它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這些成就的確非常巨大，但中國還是存在很多問題。自然地，媒體就想四處查找問題，因為媒體就是喜歡“壞新聞”，尤其是當政府在歌功頌德的時候。
不過西方媒體怎麼報導中國，我認為已經遠遠超越了媒體本身，而是關乎西方整體上如何看待中國。這就非常複雜，很難概括，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國際主流媒體的記者是西方人，秉持美國式的自由主義立場，他們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點本能地不喜歡中國的政治體制。我剛才說過了，我們認為共產主義這種意識形態難以理解和接納。要知道，當年的冷戰，正是一場民主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間的衝突，是意識形態的衝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政治體制是西方的對手，人們當然對它有所懷疑。西方民眾還是認為民主更好，也許你不這麼認為，但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最後一點，我時常問自己，西方對於中國的報導和看法，多大程度上是由恐懼支配的？這是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幾乎可以肯定，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從而成為世界上居主導地位的政治因素，而中國又不是一個西方式的國家，將來也不會是，這讓西方人感到害怕。西方人已經完全習慣了用他們的方式來統治這個世界，奇怪的是他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他們不想失去這樣的地位，但很明顯中國將改變這一切。大多數有智識的西方觀察者認為，中國的崛起既令人興奮也令人害怕，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對我們的世界將意味着什麼。
王昉：我們之前談到了優越感。如果西方人確實存在這種優越感，那麼在2016年西方發生了那麼多事情之後，這種優越感是否正在消失？
沃爾夫：很久以前，的確有人認為西方從根本上要優越得多，不論在文化上，甚至在種族上，中國無論如何也比不上。一百年前，人們的確有這種可笑的想法。如果你說的是這種優越感，那麼三四十年前中國一些鄰國的成功，就已經對它提出了挑戰。比如很多西方人認為現代工業化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但隨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日本、韓國、新加坡和香港的崛起，這種觀點已經基本消失了，中國只不過從更大規模上確認了這一點。那些最成功的西方國家可能至今仍覺得自己更加先進，比如美國人肯定覺得他們的經濟文明仍是世界上最優越、最有活力的，但他們肯定不像三四十年前那樣如此頑固地確信這一點了。西方那種舊時的優越感已經蕩然無存了。
和你的問題更加相關的是，我們曾經認為我們西方的政治體制、政治價值是世界的標杆，自由民主是統治世界的最佳方式，但我想發生在過去一兩年間的事情，讓我們對此也提出了疑問。我們肯定犯了一些大錯，才會把美國總統的位置交給了一個完全不勝任的人。這當然會引發疑問：我們的體制還在運轉嗎？而且中國人比我們更有資格問出這個問題。
西方的確應該自問，我們是否還有自信的資本，但是我不認為，我們真的已經找到了懷疑我們西方體制的理由。我個人認為，西方轉向中國模式完全行不通，我們也不會願意這樣做。問題在於，我們能否讓民主機制重新充分運轉起來，現在是問這個問題的絕佳時機。
王昉：我看了你去年寫的一些專欄文章，你顯然對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非常憂慮。中國人對西方發生的這些事情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方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失敗了，另一方則認為，這些事情正說明民主體制在運轉。你怎麼看？
沃爾夫：兩種觀點可以說都是正確的，因為這些事件背後的原因都一樣，就是政府沒能滿足民眾的需求。
我個人的觀點是，那些新近掌權的民粹主義者們，尤其是在美國的那些，對這個問題也沒有好的答案。如果你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你可以說，如果這些人解決不了問題，他們會失敗，然後選民們會選出更能解決問題的人。這種樂觀看法，表明民主仍是一個有創造力的體制，它不完美，但能適應現實，最終能產生更好的結果。而且相比於暴力革命，民主肯定是實現目標的更好方式。捍衛民主最有力的論證是，當改變必不可少時，民主可以實現權力的和平交接。在一個非民主國家中，如果沒有選舉，如何保持政權的合法性？當政策需要作出改變的時候，如何改變？如何防止官僚體制僵化？這些問題，中國都需要思考面對。而我們西方的問題是，我們能否選出有能力的領導人？如果人民選出了傻瓜怎麼辦？在民主政治體制下，這種風險很大，也確實發生了。
對於那種說資本主義和民主已經失敗的觀點，我會說，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失敗在某種意義上是聯繫在一起的，都肇始於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場危機本不應發生，是政府的金融市場政策失誤所致，凸顯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而不穩定性是資本主義運轉中的一個重要特質，要靠民主來解決這個問題非常困難，至今依然很難，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存在張力。我們完全可以問，我們可否只要資本主義，不要民主？我覺得或許短時間裡可以，但長遠看來非常難。如果我們既要資本主義又要民主，我們就要想辦法讓資本主義體系變得更加穩定，讓民主制度能夠選出更有能力的領導人。我覺得這是個挑戰。
長遠來說，我不相信專制的、或者非民主的資本主義，可以持續取得成功。世界上幾乎沒有個人收入躋身發達水平的國家是專制資本主義國家的例子，中國也不是，因為即使到今天，中國仍然是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如果五六十年之後——我是看不到這一天了——如果那時中國成長為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還能維持和今天大體一致的政治體制，我會感到非常震驚。我傾向於認為，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最終還是需要一些民主化過程的。問題只是在於，我們能否讓這個體系有效運轉。
王昉：謝謝！現在是快問快答環節。請用一句話來回答下面的問題。你還沒有採訪到但是最想採訪的中國人是誰？
沃爾夫：我想應該是中國國家主席吧。
王昉：如果你被召喚到習近平的辦公室，給他一條治國建議，那會是什麼？
沃爾夫：我的天。我也許會說，在經濟和政治改革上放手一搏吧。
王昉：經濟學家總是做各種預測，你當然也會做。你對中國的預測是否失誤過？
沃爾夫：失誤過。我對中國最大的誤判是，我低估了中國領導層在中短期管控經濟風險的能力。
王昉：作為專欄作家 ，你從每周的寫作、發表、與讀者交流中，得到的最大的快樂是什麼？
沃爾夫：很簡單。能自由地向很多人表達自己的觀點，這讓人非常快樂。
前面讚賞中國的能耐，最後卻有 “我也許會說，在經濟和政治改革上放手一搏吧。”如此背反的看法；
回覆刪除經濟倚賴理論 他不可能不懂，實在令人撒無貓（寮）仔毛（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