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解密檔案，可否改變香港的未來？
何穎詩 2017年4月25日
香港的民主黨派香港眾志、本土研究社及一群青年學人發起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希望加深香港社會對歷史及身份的認識，並擴闊對香港社會——尤其是2047後香港狀況的想像。
1997年7月1日起，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似乎是無可爭議的事情。然而，現在沒有太多人會想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時，中國和英國政府曾經對1997年後的香港，有過各種各樣不同的想像。這些歷史，看似時代不夠久遠，難獲教科書青睞。此外，事過境遷，曾經參與談判的人也難以一一憶述細節。幸好，那個年代很多政府文件儲存了在世界各地的資料庫，透過梳理這些排山倒海的檔案，可以重見天日。
今年2月，香港的民主黨派香港眾志(Demosisto)、本土研究社(Liber
Research Community)及一群青年學人發起香港前途研究計劃，以眾籌方式募集資金，透過到英國、美國、澳洲等地的檔案資料館收集解密檔案，重組與香港前途相關的歷史，希望加深香港社會對歷史及身份的認識，並擴闊對香港社會——尤其是2047後香港狀況的想像。
「我們如何透過重組這段歷史，繼而找出將來的出路，非常重要，」發起人之一、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表示。他還說，「希望讓海外關心香港的年輕人，有多些貢獻的方法。」
雖然香港眾志和本土研究社是發起人，但大部份參與者並不屬於這兩個組織，而是在海外留學或工作的香港人。上個月，兩個組織的代表到了倫敦，示範如何收集檔案，並爭取更多公眾支持。本土研究社負責人陳劍青(Kim-Ching Chan)說，那次旅程，他們已收集了近200份解密檔案。
這群學院以外的研究者，最終寄望將收集回來的史料，建立成一個資料庫，供公眾查閱。另外，他們也希望透過視覺化、動畫等技術，將歷史帶來的啟示，以簡單易明的方法，展現在大眾眼前。現時，他們的眾籌計劃已籌得逾17萬港幣，足以完成檔案收集工作。然而，要完成第二部份建立資料庫及視覺化的計劃，則要50萬港幣。
這個計劃主要關注五個範疇：香港主權和前途、政治和法治安排、中港關係、城市議題及其他社會議題，例如同志平權。另外，本土研究社研究員黃肇鴻(Brian
Wong)表示，英國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建立邊防而深入研究新界，包括那裡的人口、經濟結構、產業等，翻查這些檔案可以幫助理解和重組當時的社會狀況。
最近，黃之鋒、陳劍青及黃肇鴻在本土研究社辦公室接受訪問，以下對話經刪減及編輯。
問：這個研究計劃是如何開始的？有什麼目標？
黃肇鴻：這個計劃的開始完全是一個意外。2016年9月，我和劍青到英國，主要是放假，順道到英國國家檔案館找與新界相關的文件。看資料時發現，新界問題必需放在整個社會脈絡理解。例如土地契約問題，新界以前是租借地，早於1920年代，英國政府已擔心能否留住新界，思考應否發展，因為他們只是拓管（中英1898年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編注）。到了20世紀末，討論香港前途問題時，新界問題又重新浮面。然後，我們發現香港前途問題，在今天看來，有很多事情好像是理所當然，例如回歸是必然會發生，但舊檔案顯示其實曾經出現過很多選擇。香港人對這些選擇沒什麼印象，但我們認為那些歷史對我們反思二次前途問題頗有價值。
黃之鋒：在羅冠聰(Nathan
Law)當選立法會議員後，香港眾志在思考有什麼範疇的工作可以開展。面對香港二次前途問題，除了兩種主流論述——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份，和英國人出賣香港——我們還有其他理解香港未來的方式嗎？要理解未來，也就要參考歷史。令我感受很深的是，香港的中學中國歷史課程，從來不會提及香港前途問題，只會簡單地說「香港要回歸，所以有回歸」，但歷史從來不是必然無誤的事情。我們討論自決，也會思考為何香港失去了自決權，70年代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我覺得需要有更多研究。政治團體很少推動研究計劃，但我們認為這很重要，因為推動一個群眾運動、與公民社會互相結連，必需有一個紮實的論述基礎。
問：這個計劃希望回應或解決什麼問題？
陳劍青：從歷史來看，2047並不是死線，而是一直在變動的事情。例如，2047前已經要思考一堆問題，新的中港關係之類。
處理2047，其實是要處理幾方面的問題。首先是管治，即以什麼方式營運這個城市。我們可以透過看歷史檔案，可能是港英時代的管治，或者中國對香港管治的構想，得到一些啟示、路徑。另外，香港現時面對的問題是，在未來的進程，中國有一種既定軌跡希望香港走，例如粵港澳一體化。透過檔案，我們可以看到港英和中方之間的早期中港互動。這是很好的參照，讓我們思考如何面對、理解雙方的關係。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城市政策偏向顧全內地，未來也預計到更多一體化的藍圖。但這是否唯一出路？這些都可在檔案參照。
黃之鋒：具體一點，中英雙方1984年已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如果我們要討論2047的問題，也只剩下十多年了。對自決派，或香港的民主運動而言，大家對香港未來的想像，除了普選，到底有什麼藍圖呢？從土地問題，到社經政策、公共財政，上世紀的討論是怎樣？以前參與過基本法起草的人，也無法覆述整個社會脈絡的進程。所以，我們需要像砌拼圖一樣，重構上世紀發生的事情。
外國傳媒經常形容，雨傘運動後的一代已全部進入議會，實際上也是如此。那麼，在議會路線以外，我們能怎樣推進論述呢？我認為這是不能忽視的，因為上世紀的民主派在八九十年代進入議會後，就是被吸納了。社會沒有了壓力團體，全部變成政黨。新世代的民主運動、抗爭，也面對相同的危機。所以，我覺得需要有一個這樣的計劃，讓不同人，包括在海外的年青人，也可以有推動香港公民社會的角色。
問：你們的團隊架構是怎樣？
陳劍青：我們有三個工作小組。第一個是檔案考挖小組，在倫敦、美國、澳洲、台灣及香港五個地點各有小隊。例如，我們上次在倫敦見了一些留學生，他們會定期到英國國家檔案館收集檔案。第二個小組，則是我們在香港的部分，負責整理檔案，包括加標籤及抽取一些重要檔案，例如中英聯合聲明第一稿、1956年內部對荃灣暴動的檢討等。這部分極需時間，但對不同研究人員很有裨益。第三個小組，則是負責從檔案發展一些對當下問題有意思的論述，有一群年青學人在持續進行。
問：資料搜集過程中，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黃肇鴻：由於香港沒有檔案法，很多政府官員的想法、討論內容都無法公諸於世。我們在香港檔案資料館，也實在找不到什麼資料。例如我們想找政改的相關資料，60年代以來都有討論，但在檔案資料館查「政改」可能只有十多個結果，而且是從英國買回來的檔案，不是香港本地的檔案。完全無法得知港英政府當時有什麼想法、有什麼資料、如何和英國溝通，整個歷史脈絡就消失了。在英國，檔案資料庫會顯示有什麼檔案，可能要30年後才看到，但至少知道它存在。在香港，我們連什麼檔案存在也不會知道。如果（政府官員）知道公眾在30年後會看到他們的會議紀錄，他們說每一句話也會小心翼翼，覺得要顧慮公眾觀感，不會肆無忌憚。
問：目前為止，有什麼特別的發現嗎？
黃肇鴻：有些文件對現在香港的爭執頗有啟示。相當驚喜的是中英聯合聲明第一稿（1984年初），由英國政府草擬，仔細得像基本法，包括香港要三權分立、香港法官應如何委任等細節。這些細節，如果真的寫了在中英聯合聲明，就會有很大影響，代表英國有權參與香港1997年後的管治。其實，這也和整份中英聯合聲明的立場一致，即香港要平穩過渡。當然，中方反對（第一稿），所以最後變了非常模糊的說法，例如50年不變，其他細節留待基本法釐清。如果我們知道這些曾經出現過的想法，即中國和英國如何想像和看待1997年後的香港，那我們現在思考香港二次前途問題，就不會大海撈針，沒有定位。當時英國政府的構想，其實相當符合現在的香港民情。香港人就是希望河水不犯井水，50年不變。
另外，中國是希望1984年開始50年不變，而不是1997年。有一份檔案顯示中方希望1984年開始逐步接管香港，到1997年全面接管。我們也發現了一些關於立法會功能組別的檔案，但仍在分析中。香港社會一直在討論應否廢除功能組別，但英國的初期文件顯示，功能組別似乎只是政改的一個步驟。我們仍在考證，但若有結果，例如證實在英國的構想中，功能組別只是一個中途站，那對香港的政制討論也會有一定啟示。
問：這個計劃和香港的民主運動有什麼關係？
黃之鋒：在民主進程裡，最大爭議就是民主派應否拉攏商界。現在大家覺得要製造一個政治機會，令香港可以加快民主進程、減慢香港變差。那麼，上世紀80年代時，本地資本家面對香港前途問題、中港互動又有什麼取態呢？以前的狀態和現在的狀態有什麼分別？年輕一代的香港人對這些事情是沒有概念的。然而，當我們提到捍衛香港核心價值，我們對本地資本家的判斷，可能要回到歷史軌跡，再決定如何走下去。
特首選舉後，很多人發現香港人未必是想要完整的民主制度，或一種根本的制度改革。香港人可能只是想要回到（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管治香港的時代，某程度上就是一種對殖民地的美好幻想。在香港主權移交20週年的時刻，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希望可以對香港人的解殖(decolonization)過程有些貢獻，以及令大家反思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是要一個明君拯救香港，還是要一個徹底的制度改革？到底香港在上世紀面對什麼結構性問題，也是需要梳理的。對香港眾志而言，要推動香港前途自決和思考香港二次前途問題，先要知道香港失去自決權的脈絡。這正是和檔案息息相關。我們希望可以帶出歷史的真實面貌。
何穎詩(Marcella
Ho)，自由撰稿人，文章散見紐時中文網、《端傳媒》、《信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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