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菜市場是充滿高深經濟哲學的地方。
雞肉今天新鮮又便宜，買多一些。豬肉價格普通，買夠用就好。光這兩個例子，整個經濟體系都呈現了，也包括所有的經濟哲學。怎說？
嘿嘿，這就是椰樹下的朴豆時間。上述例子已經呈現幾個非常重要的基本經濟元素：
嘿嘿，這就是椰樹下的朴豆時間。上述例子已經呈現幾個非常重要的基本經濟元素：
- 雞肉，豬肉都各有供需雙方。
- 供需之所以能成交，是因價格談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銀貨兩訖。
- 這個交易場所，就是市場。
- 隨著價格變動，購買數量也隨之升降。
- 供方與需方各對價格的反應不同，
價格越低，買方希望買量越多。
價格越高，賣方希望賣量越多。
供需雙方的立場是完全對立。
供需關係早從亞當史密開始就一直在學界被討論，直到凱因斯才算把整個供需結合成總體之後，供需理論才算完整底定。然而，把整個供需用圖型曲線表現出來的是1870年的一篇論文《以圖形表示供給和需求》（On the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裏，作者弗萊明·詹金（Fleeming Jenkin）在「引入圖表到英國經濟學文化」的過程中首先在論文裏繪出第一條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這個模型後來被馬歇爾在其1890年的教科書著作《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進一步發展及普及。
Kenneth Arrow 出生於1921年8月23日，2017年2月21日去世
我們如何紀念肯尼斯·阿羅？
徐瑾：阿羅既奠定了古典經濟學的基礎，又能超越於此。是少年得志的他還是年老狐疑的他，更能代表經濟學未來走向？
上次在日本，諾斯去世，這次在東京，聽到阿羅去世。對於這些真正襯得上大師名號的人物，總覺我們無形中虧欠良多。
阿羅這個名字，對於經濟學界的人來說，幾乎就屬於永遠不會死去的名字，或者說早早位列經濟學神殿。肯尼斯·約瑟夫·阿羅（Kenneth
J．Arrow），美國經濟學家，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出生於1921年8月23日，2017年2月21日去世。他去世之前，在美國加州斯坦福大學任教。
在諸多紀念文章之中，筆者推薦阿羅的自述，畢竟主角自己是最好的傳記作家（選自伯烈特·史賓斯所編的《諾貝爾之路——十三位經濟學獎得主的故事》），我的公號《徐瑾經濟人》也有刊出。從中，我們不僅知道阿羅的成長和歷程，也可以看出他的深邃以及謙遜。值得一提的是，阿羅也表現出對經濟思想史的濃厚興趣，可惜的是，在他去世之後，這樣有思想有範式的大學者更顯凋零。
禮贊的言辭，在阿羅的天才光芒面前，難免有些遜色。很多人都說阿羅是天才，他幾乎無所不知。據說真實的段子是，為了測試阿羅是否無所不知，朋友邀請他去一個聚會，阿羅走進去發現是一個研究企鵝的聚會，但他隨即發表演講，其專業度令企鵝學家也信服。
阿羅的天才，可從其成長史一窺端倪，閱讀在阿羅生活占據重要地位。阿羅是第二代移民，他的父母家庭都是在1900年左右來到美國安頓。和當時不少移民一樣，父親聰明能乾，曾經賺到到不少錢，足以讓少年阿羅衣食無憂，但轉眼卻在大蕭條中一敗塗地。幸好家中有不少書籍，導致阿羅從小“無書不讀”，並且學會系統化知識的思維習慣，“以歷史為例，在我的想法里頭，歷史並不僅僅是一些日期與一些生動的故事，我將之視為一個序列，從一個事件中不斷產生下一個事件。這種秩序感在我高中與大學的階段逐漸成型，導致我對數學與數理邏輯產生濃厚興趣。”也正因此，阿羅日後對統計學的興趣順理成章，而統計學最終極大幫助了他的經濟學生涯。
然而，和大蕭條那代人一樣，阿羅也遭遇了家庭拮據，甚至到了“一貧如洗”地步。從小表現優異如阿羅，大學也只能選擇不收學費的紐約市立學院（City
College）就讀，而阿羅日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部分也是因為經濟系提供獎學金。
阿羅名滿天下，提起他的貢獻，多數人第一反應是一般均衡。確實，正是基於阿羅與德布魯的研究，通過數學證明瞭一般均衡存在性，這也就是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模型（Arrow-Debreu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這一研究極大地奠定了現代經濟學基石。
主要是也是基於他對於一般均衡的貢獻，阿羅獲得諾獎，當時他年僅五十一歲，是迄今最為年輕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按照諾獎一般是頒給二三十年前研究的慣例，這其實意味著阿羅的研究在年輕時候已經獲得公認。
阿羅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既奠定了古典經濟學的基礎，又能超越於此，其貢獻與影響亦不止於此。對於這一大家最為看重的理論，阿羅日後卻說一般均衡沒有他不會有太大不同，這是謙虛，也是驕傲的實話。他獲得諾獎的理由除了一般均衡貢獻之外，還有他對於社會福利的研究，比如他對於醫療經濟學一直保持興趣，晚年還利用理論幫助改進非洲抗瘧藥品採購機制。他畢生都在不斷進行開創性研究，姑且不說阿羅不可能定理以及數十篇引用上千的論文，他在不確定性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和溝通經濟學方面頗多探索，阿羅晚年對於有限理性以及復雜科學的興趣，也不可不提。
如前所述，阿羅少年得志，天分之高，經濟學與數學功底之深，任何經濟學家在他面前都免不了自慚形穢。但就是這樣一個經濟學天才，到晚年，也由不得對自己之前的經濟學道路產生了某種懷疑，其在復雜科學中的探索與其早年研究大異其趣。要知道，阿羅德布魯定理稱得上經濟學最為精緻唯美的理論建樹，它完成了百年以來經濟學家們的一個夢想，就是用嚴格的數學形式論證市場經濟的和諧，將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天才直覺，放在了穩固的地基上。不過其中並非沒有遺憾，例如沒有貨幣等因素存在，更重要的是，這個公理化體系要求的前提假設過分嚴格。
對這種公理化體系的反思與超越，貫穿阿羅隨後的研究歷程，這種自我反駁，恰恰往往是天才與人才的最大區別。阿羅晚年，對復雜科學興趣不減，與著名的聖塔菲研究院淵源頗深，這看似偶然，其實在情理之中。復雜科學的世界，與阿羅早年致力的經濟學公理世界，是完全兩樣的世界觀。在阿羅德布魯世界中，一切都是可以預知的，是根據幾條抽象的公理就能推導出的一個和諧的世界；可在復雜世界里，未來是不可知的、混沌的、演化的、自組織的。
在經濟學面臨轉折的今天，我們悼念阿羅，就不得不追問一句：那麽，到底是少年得志的阿羅還是年老狐疑的阿羅，更能夠代表經濟學未來的走向呢？我個人覺得是後者，經濟學不應該是對抽象數學“疑難”的研究，而應該是對真實人性在復雜世界中如何互動、這種互動如何產生經濟秩序的研究。
阿羅是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的叔叔，而薩默斯還有一位同樣有名的叔叔：“薩繆爾森”。細數起來，這才算得上天才與努力的結合，秒殺無數社交媒體勵志段子。天才體現了人類知識探索的極致，真正的天才不僅可以超越學科之間，他們的貢獻也是屬於全人類，正如阿羅自述的結尾所言，“整個人類社會也正是一個合作的世界。為了學術上的榮譽與成就，或是為了事業上的成功，我們無時無刻不在相互競爭；但追根究底，讓社會不斷前進的動力，乃是我們由以往成功甚至是失敗的無數先例中所學習到的知識。”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近期出版《白銀帝國》、《印鈔者》。微信公號《徐瑾經濟人》（econhomo）
經濟學大師肯尼斯·阿羅的思想遺產
阿羅在一般均衡理論和社會選擇理論等方面的貢獻，使他成為20世紀後半葉對經濟學理論影響最大的經濟學家之一。
剛剛去世的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是一位經濟學巨擘。他對經濟學的貢獻始於近70年前，直至生命盡頭依然活躍在經濟學領域。例如，他與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就後者的不平等觀點展開辯論，主張我們應該更關註消費上的不平等，而非收入和財富上的不平等。
1972年，他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當時他51歲，是（迄今為止）這一獎項最年輕的得主。《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在訃告中引用諾貝爾獎獲得者、博弈學家羅伯特•奧曼(Robert Aumann)的話說，“在20世紀後半葉，（阿羅對經濟學理論的）影響絕對超過其他任何人”。
要明白為何這不是誇張，想想阿羅在剛剛30歲的時候做出的兩個影響深遠的貢獻吧：一個是著名的關於集體選擇的“阿羅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另一個是關於所有市場同時實現供需均衡的“一般均衡”條件。這兩大貢獻不僅本身見解卓越，而且還開啟了至今仍未窮盡的經濟學研究。
就一般均衡理論來說，阿羅幫助發展了一種數學模型，讓經濟學從一次研究一個市場，到理解一種商品或服務市場的供需平衡如何取決於其他所有商品或服務市場的供需平衡。他的部分研究幫助確定了，在一個由自由競爭個體組成的社會里，實現所有市場同時“均衡”（供需相等）的穩定均衡狀態的條件。他的另一部分研究重述了早先對此類均衡狀態對個體福利影響的理解。兩個“基本福利經濟學定理”是：第一，如果此類競爭性均衡存在，那就是帕累托有效的（Pareto efficient，除非某個人的境況變壞、否則任何人的境況都不可能變好的情況）；第二，如果初始收入分配合適，就可以通過競爭市場均衡實現任何商品和服務的帕累托有效配置。
錶面看來，這為自由市場反對政府乾預提供了理論依據。但在現實中，它同樣是乾預、監管和再分配的理論依據。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說過，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是“革命者的指南”，因為它鼓勵將市場競爭與可能的激進再分配結合起來。
用阿羅自己的話來說，他把“一般均衡視為私人企業和公共規劃及監管共同實現的一種理想狀態……對我來說，根據完全合理的新古典理論，市場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通過確定實現競爭性一般均衡所需的條件，阿羅開闢了一條分析道路，分析在現實生活中那些條件未能滿足時，政策可以做什麽。
一知半解
這些條件確實未能滿足。較不現實的條件包括，存在這樣一個金融市場，它可以在任何時間點，交易（或保護）收入和財富免遭所有可能的不確定性。此類市場明顯的不完全性，促使阿羅在從金融定價理論到氣候變化的眾多領域做出了貢獻。另一個不可能的條件是，市場參與者擁有同樣廣泛程度的知識（“對稱信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純粹依賴市場提供醫療服務為什麽無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阿羅在1963年發表的一篇頗具影響力的醫療經濟學文章中有力闡述了這一觀點。
他的另一大早期貢獻，即在社會選擇理論方面的貢獻，具有永恆的重要性。1951年，阿羅證明，在邏輯上不可能加總個人對社會選項的排序，並同時滿足基本的一致性標準——除了一種情況：服從一個人、也即獨裁者的偏好。這一發現讓進行一種普遍努力的人們驚恐無比，這種普遍努力是，要麽制定最優經濟規劃，要麽證明自由市場的優越性。但這是一種有啟發性的理論。
接下來的幾十年，出現了基於阿羅的“不可能定理”的其他研究結果。其中包括通過關註有關個人偏好的其他事實，擺脫該定理預示的不一致性，例如關註個人對一種社會選項相對於另一種社會選項偏好的相對強度，而不只是他們對兩種社會選項的排序。這使得阿羅亦有所貢獻的成本效益分析（偏好的相對強度以貨幣支付意願衡量）等理論得以發展。這還促進了其他不可能定理的發現，例如森證明，從邏輯上來說，社會選項的個人排序的加總，是不可能既在經濟上有效，又同時滿足對個人選擇的基本自由容忍度的。
這類發現——在集體選擇中，以及在效率和自由等價值觀之間，存在固有的邏輯矛盾，其意義是深遠的，而且遠遠超過狹義的經濟問題。這類發現意味著，“人民的意願”非常復雜，這與英國退歐公投在英國當前政治中的影響密切相關。阿羅之後最偉大的社會選擇理論家森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哀嘆“對於國家偏好的真正含義存在一種輕率的想法”。
如果說阿羅的偉大遺產值得我們珍視，就絕不應在政治辯論和政策制定中出現這種輕率。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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