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力轉型的經濟潮流

(Ajin 開口)

底下這篇報導非常深入淺出，清楚明白點出此後全球經濟的走向。當下的世界經濟潮流不是川普造成的，川普的經濟孤立政策只不過是順著潮流罷了。

啥是當下世界經濟潮流？70年來所累積的形勢逼迫全球各主權邦國往自給自足的方向走！

若這樣的潮流還看不清楚，不趕快想辦法讓勞動力轉型，還期待著依賴出售廉價勞工，從事代工出口貿易來賺外匯好能囤積，三個字，死定了！

最佳的鐵証就是那個世界工廠的外匯存底，從2012以來，四兆美元已經蒸發4分之1了。還能撐多久？流汗勞力已經賣不出去，沒人要，不值錢囉！

相關閱讀：
科技發展帶來市場蓬勃發達嗎？
誰搶走美國人工作？？？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228

特朗普的狠話帶不來“好工作”

更新於2017年2月4日 07:02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首先責怪外國人。這種策略總是與憤憤不平的民族主義相伴。從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禁止7國移民入境便可以看出這一點。他的保護主義也會有這一點。一丁點事實——恐怖主義和進口對就業產生的直接影響——支撐了一個謊言：我的行動足以保你平安，恢復你曾經習以為常的繁榮。

美國貿易政策辯論的核心問題是製造業就業。最重要的事實是，製造業在總就業人數中的占比持續下滑，從上世紀50年代初的30%左右，降至2016年底的略高於8%。

對於美國（以及其它高收入經濟體）製造業就業占比的長期下滑，主要解釋是其他領域就業增長。1950年，製造業的就業人數為1300萬，而其他經濟領域的就業人數為3000萬。到2016年底，兩個數字分別為1200萬和1.33億。也就是說，從1950年到2016年底期間增加的就業都在製造業以外。不過美國製造業產出並沒有陷入停滯。從1950年至2016年，產出增長了640%，與此同時就業人數減少了7%。即使在1990年至2016年期間，產出增長了63%，而就業人數減少了31%。（見圖表。）  

產出和就業形成如此反差的原因是生產率不斷提高。不過沒人提出要阻止這一趨勢。的確，現在的問題是生產率在近年陷入了停滯：在製造業領域，從2012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每小時產出僅增長了1%。其結果是就業略有增長。然而這是一個不好的結果：要想讓人們的生活水平持續改善，經濟需要不斷提高的生產率。

從1997年至2005年，美國製造業貿易逆差的增幅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6%。但在金融危機期間出現縮小後，如今的水平和2005年差不多。如果貿易逆差沒有增長，現在的製造業產出可能會大出多少？讓我們作一個合理的假設：對附加值的影響是對商品總值影響的三分之二。由此推算，製造業附加值大於當今實際水平的程度可能相當於GDP的1.7%。假設對就業的影響是成比例的。製造業就業人數會比現在多250萬左右。這可能會阻止自1997年以來一半的製造業就業流失，並且把製造業就業在總就業人數中的占比提高至10%以上。

簡言之，2000年代初的貿易逆差增長對製造業就業產生了顯著負面影響，但對製造業就業占總就業人數比重的長期下滑幾乎沒有影響。即使2000年代初貿易平衡保持不變，製造業就業在總就業人數中的占比仍然會比上世紀90年代末大幅降低。對此，主要原因是需求低迷：並不令人意外的是，製造業就業人數的絕對數下滑都出現在兩次經濟衰退期間：2000年代初和2007年-2009年期間。

貿易逆差上升的多大部分應該歸因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呢？伯克利(Berkeley)的布拉德福德•德隆(Bradford DeLong)得出結論認為，這部分相當有限。麻省理工學院(MIT)的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等人所做的更復雜的分析總結稱，對華貿易直接造成1999年至2011年間大約10%的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消失。但對企業與當地需求所受影響之間關聯進行的分析表明，負面影響遠大於此，就業損失在200萬至240萬之間，盡管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仍然不到2%。

由此可看出兩大要點。第一個是，進口帶來的競爭影響往往集中於某些地理區域。這對美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來說是個格外重大的挑戰。最佳回應只能是這樣一套組合拳：幫助受影響的社區產生新的就業來源，同時幫助工人（而且不僅是那些直接受到影響的工人）掌握技能、從而獲得新工作。該策略還必須包括幫助恢復美國失去的勞動力流動性。

第二點是需要維持需求，以此確保在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中，新就業能夠替代舊崗位。正統觀點是，美國總是可以通過積極地利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來實現充分就業。自2000年、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的實驗似乎表明，這可能很難實現。正如我已經在其他文章中論述的那樣，某些國家巨大的經常賬戶順差迫使逆差國家過度使用金融工具，作為維持需求與潛在產出相符的（最終不可持續的）方式。金融危機證明，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對於順差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可能起到有害作用的擔憂是正確的。

可惜，特朗普和共和黨國會議員提出的政策——零打碎敲的保護主義，大規模的財政刺激，以及消除很大一部分社會保障——很可能讓不受保護的領域承擔巨大成本，同時讓支持者更加絕望。特朗普無論做什麽，都不會讓製造業重新變成“好工作”的主要來源。廉價的進口產品以及供應它們的能力，也給國內消費者和外國工人帶來了巨大好處。

正確的政策姿態應該是主動積極的，而非守勢的：它將打開全球市場的大門；它將迫使運行巨額順差的國家更多地依靠內需、減少對外需的依賴；它將幫助那些遭受不利變化打擊的工人和社區，而不是拋棄他們；它將不再責怪外國人“犯下”銷售廉價商品的“罪行”。這類政策完全站得住腳。可惜我們不會看到這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