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產階級無奈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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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國離鄉：中國中產階級無奈的選擇

2017.01.24 08:52         蕭雨

華盛頓— 

2015年8月18日，36歲的錢先生開著私家車穿行在天津街頭，等紅燈的時候，他用手機刷新了一下郵件，移民中介的一封信跳了出來，他們舉家移民加拿大的簽證批下來了。

聽到消息的一刻，坐在他旁邊的妻子失聲痛哭。

幾天前，8月12日深夜，天津濱海新區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大爆炸，173人在那次事故中罹難。錢先生家是距離爆炸中心最近的小區之一。萬幸的是，一家三口都平安躲過那場劫難，但是那天晚上，在地動山搖的震動中臥倒的瞬間，抱著4歲的女兒逃離廢墟一般的家的情景，夢魘般的經歷一直是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

“大爆炸對我們的影響確實很大，主要是心理上。經歷這次事件後，我們更堅定了移居的想法。”

離開，為了更幸福的生活

錢先生一家是中國典型的一線城市中產家庭：丈夫供職天津一家大型國有石油公司，妻子曾留學海外，海歸後在當地一家銀行工作。一家三口衣食無憂，不愁房貸，每年還有閒錢出國旅遊。

但是自從2011年被調職北京後，錢先生漸漸感到生活遇到了“坎兒”。公司不提供住宿，只發給他們一些住房補貼，北京的天價房租讓他只能蝸居在京城一隅。為了能多和家人團聚，那些日子除了上班，他不是在京津之間的高鐵上，就是在趕去高鐵的路上。

“也許是這樣的奔波，讓我的幸福指數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他說。

美國調研機構蓋洛普公司201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全球135個國家中，中國人的“幸福指數”排名第90，落後於印度。僅有9%的中國受訪者認為自己的日常生活狀況在改善，認為惡化的超過三分之一。

2013年底，錢先生的妻子提出了移民的想法，他們找到幾家移民中介諮詢。

“我們的想法特簡單。不去非英語國家，像葡萄牙等買房就號稱可以辦理的去了也聽不懂；沒考慮澳洲，因為難，雅思考不到4個7，投資移民投不起；新西蘭？我夫人不喜歡；美國EB5（投資移民簽證），對於我們來說，投入太高了。”

最終他們鎖定了加拿大投資移民。錢先生覺得，不到200萬人民幣的投入貌似可以承受，可是後來發現真實成本遠不止這些。

諮詢過程中，一個中介公司問他，為什麼不考慮技術移民？他的教育背景、職業技能都符合條件。抱著“如果失敗了，經濟損失也不大”的心態，錢先生和妻子遞交了材料，歷時一年，花了不到5萬元拿到了移民簽證。

中產階級：昔日的既得利益者

“在朋友們得知我移民後，我才知道原來周圍還有不少人曾經有，或者打算有移民的想法，”錢先生說，“越來越多的人在朋友圈中無奈地表露出想離開的願望。”

總部設在北京的中國與全球化智庫2015年發布的《國際人才藍皮書——中國國際移民報告》說，中國正出現第三次大規模海外移民潮。

根據報告，2000年以來，出生在中國大陸而獲得美國永久居留權的人口超過90萬；最近幾年，新獲得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等國家永久居留權的中國人每年均在15萬人左右。

前兩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潮發生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和上世紀80年代到上世紀末。當時，親屬移民、技術移民和留學生佔據了海外移民的主體，而本世紀的這次移民大潮中出現了大量投資移民。

中國已經連續多年成為美國、澳大利亞的第一大投資移民來源國。據美國國務院簽證辦公室統計，2016財年，中國大陸獲發EB5簽證7512張，佔全球簽發總數的76%；2014年，這個比例高達85%以上。2012年到2016年， 澳大利亞超過88%的“重要投資者”簽證都頒發給了中國大陸公民。

致力於研究中國富豪的胡潤研究院2014年1月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64%的富人（財富超過160萬美元）要么移民到其他國家，要么正在打算這樣做。調查顯示，安全和財富的保障是中國富人們移民的首要原因。如今，環境污染、食品安全、 高居不下的房價、子女教育、人民幣匯率走低等諸多因素也讓越來越多像錢先生一家這樣的中產階級離開中國。

2016年8月，旅美經濟學者程曉農在美國之音的《焦點對話：中產階級，中國失落的群體》節目中說，如果以家庭金融資產超過1到2百萬人民幣劃線，中國的中產階級家庭大約在1000萬左右。另一位嘉賓、旅美時政評論員陳破空說，這些中產階級一度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曾經有利於一黨專政的維持，但是數十年間，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但法治與規則一直沒有建立起來，中產階級的利益沒有根本保障， 近來的雷洋之死等事件更是讓他們由不滿轉向憤怒。

為了老婆孩子，離開共產黨的天下

儘管憤顢如此普遍，卻很少有人公開把政治作為移民原因，45歲的北京藝術家吳玉仁是個例外。

“我這個年齡選擇移民，主要原因是我常年被北京國保騷擾，對我和家人的傷害與影響太大，也被禁了三年藝術展覽，這是致命的。”

2016年，吳玉仁獲得了美國傑出人才綠卡。9月的一天，他和家人登上了一架上海到紐約的航班。

“出境時我選擇上海，因為北京是盯我比較緊的地方。飛機起飛後才長舒一口氣，懸著的心才放下來。”

吳玉仁第一次捲入政治是在2009年。當時，包括他所在的北京近20個藝術區被政府強拆，沒有給租賃工作室的藝術家一分錢賠償。不滿當局政策的吳玉仁帶頭策劃了一系列維權運動，包括召集20多位藝術家去長安街遊行。最終政府作出了讓步，拿出700多萬元賠償，但吳玉仁卻從此成為他們的眼中釘。

政治報復隨之而來。2010年5月，吳玉仁以涉嫌“妨礙公務“被逮捕，羈押10個月。2011年4月，他以取保候審的名義獲釋，出來後護照被沒收，也成了國保“茶桌”上的常客。

2014年1月，農曆春節前，吳玉仁在朋友圈中看到這樣一條信息：

“北京市公安局國保總隊通知：各區縣國保支隊，自1月20日19:00起對全市範圍內維穩重點任務進行穩控。在1月22日至24日新公民案件庭審期間，務必不使穩控對像出現在北京市一中院和海淀法院附近區​​域。”

新公民案件是對“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等人的審判。他們因推動以和平方式向憲政轉型而被中國當局逮捕。

這條國保總隊的通知當天被一些維權律師和知名維權人士廣泛轉發。那天晚上，吳玉仁接到經常請他喝茶的朝陽公安局李姓國保的電話，叫他出去談談。臨走前，他對妻子說，國保叫喝茶，不要告訴爸媽他們，一會兒就回來。

“我到了約定地點遠遠看到他與另一人在路邊，並未過來，”吳玉仁回憶說，“我旁邊兩輛車上下來五六個人突然撲過來，把我扭住就塞進一輛商務車裡，我大喊：老李，什麼情況？！今天這麼大陣容。李國保遠遠回答：'老吳，你又犯事了，這次市局來人了，請你去聊聊。' ”

在將台派出所的問訊室，國保一邊檢查他的手機，一邊對他說：“老吳啊，這個春節看來你要在裡面過了。”

半夜左右，國保突然對他說：“老吳你先回去，明天再過來報到。”

回去的路上他想，那個第一個發布這條微信的朋友現在肯定被盯上了，他得去告訴他趕快離開北京。

“通知完他之後我就匆匆趕回家。這個時候全家的人一個也沒睡，全在等著我，而且都很恐慌。我的老丈人和我父親跟我長談了一下，說長此以往也不是辦法，看來你這樣的情況就是終身要被盯上了，畢竟這是共產黨的天下，要為了老婆孩子多考慮下。”

從那以後，吳玉仁萌生了堅決離開中國的決心。

“沒人希望背井離鄉”

加拿大卡爾加里的冬天格外寒冷漫長，這是錢先生一家在加拿大度過的第二個冬天。

離開中國那天，他的心情很複雜，不知道自己的決定對不對，“現在看來，我順利離開，避開了霧​​霾，遠離了高房價，吃上了放心菜。但是我內心不希望中國越來越糟糕。沒有人希望'背井離鄉'，都希望自己的家鄉越來越好。”

作為新移民，錢先生知道自己必須放下身段，從頭開始，重新奮鬥。對於故鄉，他還有很多不捨。

“我們這個年齡，已經正式步入上有老下有小的階段。我的父親身患重病在醫院接受治療。我夫人的姥姥、姥爺和奶奶都已年逾耄耋。我們內心的牽掛還是很多的，但是已經成功移民，這一步我們還是要往前走的。”

吳玉仁和家人安頓在紐約市郊一個美麗安靜的小鎮，他依然在用畫筆記錄中國的變遷。時政漫畫是他通過藝術與現實對話的渠道之一， “中國每天都上演'魔幻現實主義'，為那些不能發聲的人發聲是我的責任。”

遠隔重洋，家中的老人、藝術圈的朋友，仍在獄中的良心犯都讓吳玉仁記掛心頭，但是他說，近些年應該不會回中國了——他沒有那麼濃的鄉愁。

吳玉仁早年曾創作過一組藝術作品，主題是“生活在中國是一場冒險” 。如今，他說自己更深刻地理解了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