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中華沙文的香港民族

打破中華沙文的香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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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衝破無理延伸的中國殖民霸權——史書美「華語語系」理論的啟示

本文轉載自香港民主黨出版的《眾議》創刊號，謹此致謝

文／啟琪 2016-12-20 17:33

香港民族黨主張香港是一個民族。可惜在中國長年的「血濃於水」論述洗腦下，不少人都對「香港民族」的概念有直覺上的抗拒。《香港民族論》的出版，無疑令更多人正視香港民族的相關討論，令「香港人是否一個民族」成為一個必須認真看待的議題。

對「香港民族說」最常見的質疑，是香港人與中國人「同文同種」，有共同文化根源，因此難以說香港人是一個有別與「中華民族」的民族。對此質疑，《香港民族論》的作者以「公民民族主義」回應，認為民族的構成可建基於共同的公民價值；同文同種、共同文化根源等因素，不是足以否定香港人和中國人是兩個民族的充份理由。

《香港民族論》這個回應策略的問題在於，透過強調公民價值而淡化語文、種族，巧妙有餘而力度不足。以呼應普世價值的「公民價值」為理論重心，雖能取得理論上的道德高地，卻未必能令質疑者信服：以「公民民族主義」為正確理論而指責質疑者對民族的理解錯誤或不合時宜，只是對相關質疑視而不見。

我們認為，要建立一套能讓更多人信服香港人是一個民族的民族理論，必須能正面回應對香港民族語言文化的質疑。在提出我們的一套民族理論之前，我們欲先介紹史書美教授的「華語語系」（Sinophone）理論，並解釋此理論如何有助於回應上述對香港民族的質疑。

「中國性」霸權的無理延伸

要明白史書美為何提出「華語語系」理論，我們認為應先了解為何「血濃於水」的遺害如此之深，以及為何會有這麼多人下意識將「中國人」和「華人」、「漢語」和「華文」視作等同。

「中國人」，不單指國籍，也不單指種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有意操作下，「中國人」是一套血統論述：只要一個人的血緣與地域上的「中國」有任何連繫，此人就可被認知為一個「中國人」，不論其國籍、母語、文化認同。而一旦被認定為「中國人」，則其正統和根源就需要是地域上的中國。「華僑」和「籍貫」的概念，正是一個令國籍、母語、文化認同皆非中國的華人，覺得自己的根源在地域上的中國的手段：他只是「僑居」「國外」，與父祖一樣仍是中國人。

同樣的論述也見於語言方面。「普通話」和所謂「標準漢語」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構為「中國人」的正統、標準語言（中華民國的「國語」也可算是幫凶），進而成為「中文」或「華文」的正統；而包括粵語在內的其他華人語言，皆打為「方言」或漢語的旁支。在香港，這套論述最明顯的禍害，正是「普教中」的推行——以普通話為母語的殖民者語文教師，在語文教育上可挾「語言正統」的身份被視為比本地語文教師高一等。

上述所謂「中國人」和「標準漢語」皆無合理依據。一個於中國以外地區出生成長的華人，不會單因種族血統就需與中國有關，一如我們不會指於美國土生土長的英國白人移民後代為英國人；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可以有多於一種語言，反過來說，不同的國家和民族也可以共享同一種語言，不能因為一個人以華文為母語，就指他是「中國人」和應學習「標準漢語」。

這種無理的論述操作，只是在延伸「中國性」的霸權，令中國能無視地域、國籍、語言、民族和歷史，挾全球華人的唯一正統和根源。透過將中國和華人及其語言文化無理地綑綁，令不同國籍、背景和文化認同的華人皆要視中國為其語言和文化的標準。「血濃於水」的遺害之所以如此之深，正是由於「中國性」霸權無理延伸所帶來的文化殖民。

打破文化殖民的「華語語系」

史書美認為，既有學術理論一直以來以歐洲殖民為範式，並假定中國是殖民歷史中的受害者，因而完全忽視了中國在過去數百年來一直都是殖民者的事實。當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是透過單一官方語言一方面對西藏、新疆和西南「少數民族」進行殖民同化，另一方面對國外全球華人建立正統霸權。奈何包括後殖民論述在內的學術理論，皆未有正視 （更遑論批判）中國此等殖民行徑。

因此，為打破「中國性」的殖民文化霸權，史書美提出「華語語系」的概念，批判中國之於「中文」或「華文」的正統地位。她認為受「中國性」霸權延伸所影響的語言文化體系，都可以是華語語系的成員。華語語系不應有正統或標準，更可融入他國的文化體系而成為其一部份，例如美國華人地區的文化及由此產生的文學作品，可歸為美國文化的一部份，而非「中華文化」的旁支。

華語語系概念所大力批判的，是「華人離散」（Chinese diaspora）的論述。一方面所謂的「華人離散」其實掩飾了歷史上中國對台灣和東南亞地區的殖民；另一方面中國殖民文化霸權的無理延伸，正是由於人們（包括學者）無止境地以「離散」的角度認知居於中國以外的華人，假定他們是「漂泊」、「僑居」海外，即使是移民數代以後、於該地土生土長的華人，仍單因其種族就認定他們應然以中國為中心和文化根源。史書美認為，若要打破中國殖民文化霸權，就必須為「離散」定出一個終結限期，在「離散」終結後應視中國以外地區的華人為當地文化體系的一員，而非與「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中國人」。

華語語系作為研究方法，是在研究世界各地的華文語言文化體系時，不以「中國」和「中國性」為念。中國固然是華文語言文化體系的一員，但不應是研究中國以外地區華文時的範式；相反，華語語系研究應著重分析一地之華語語系如何成為當地文化的一部份。在一些國家或地區，華文語言文化是少數文化，華語語系的研究就可以是少數文化間的比較研究，分析少數文化間的互動及對當地語言和文化之多元的影響。

華語語系理論的意義，在於改變人們對一地之華語和華語文化的認知方式——不再看其如何從「中國正統」或「中國根源」偏離、演化，而視之為當地文化之一部份，因而自成一系、與中國華語並列的語言文化。正如史書美所言：「華語語系可被視為一種看世界的方法，一套理論，甚至一套認識論。」[1] 改變認知的方式，是粉碎一個文化霸權的必要條件。

華語語系對香港民族理論的啟示

華語語系理論並非一套民族論，但它表明一個民族並非只有一套語言，而一套語言亦不只屬於一個民族。華語並非中國的財產，亦不必以中國為標準、正統或根源；華語語系的不同成員，可在中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落地生根，發展成一套有別於中國華文的華語語言文化。

因此，華語語系理論為對香港民族語言文化的質疑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正面回應：即使香港人和中國人皆生活於華語語系地區，香港民族和所謂「中華民族」也可以是兩個不同的華語語系民族（假設「中華民族」真的是一個民族）。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的華語，絕非香港人的華語之正統或標準；以香港長年作為雙語城市的歷史，語言文化早已自成一系。因此，所謂共同語言、共同文化根源，只是在中國殖民霸權下，對兩個（或多個）不同華語語系民族扭曲的認知。這些質疑者對民族之理解未必有錯，問題出於對語言文化的觀念被「中國性」霸權扭曲。

進一步而言，華語語系作為一套語言文化理論，更有助我們了解語言作為殖民工具最陰險的應用：當這殖民工具到了中國手中，就不單是強調殖民者語言和被殖者語言之間的優劣，而是透過將血統、語言和民族綑綁，試圖令全球華人和華語使用者變成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旁支，納於中國的權力管轄之下。面對如此帝國野心，香港民族理論若要茁壯成長，就必須粉碎上述綑綁。而考慮到香港在地理上貼近中國，有頻繁的人口和文化流動，我們認為若要在這情況下有效抵抗此「中國性」的殖民霸權，策略上實有必要針對中國進行全面的反殖抗爭，以敵視衝破綑綁。

總括而言，華語語系理論確立華語乃一文化多元及民族多元的語系，不應視中國為華語之標準、正統或根源。此理論明確針對中國籍血統和語言無理延伸的殖民霸權，有助香港民族理論回應關於語言文化的質疑。在「普教中」仍然猖獗的當代，華語語系理論能時刻提醒我們，香港的語言文化，不可向中國尋根。

[1] Shih, Shu-mei (2011),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PMLA 126.3, 709–718, 頁717: “the Sinophone can be considered a way of looking at the world, a theory, perhaps even an epistemology.”

本文轉載自香港民主黨出版的《眾議》創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