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和馬克思有什麼共同點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61026/what-do-trump-and-marx-have-in-common/zh-hant/

川普和馬克思有什麼共同點

約亨·比特納 2016年10月26日

德國漢堡——德語中有個詞叫Wutbürger，意思是「憤怒的公民」，不過與許多德語複合詞一樣，你很難用簡潔有力的英語把它的意思完全翻譯出來。對於當下的這個政治時刻，兩種語言倒是都沒有詞能夠予以充分表達。 

它是一個相對較新的表達，具有貶義色彩。憤怒的公民為一個新建的火車站大為光火，或者將矛頭指向風力發電機。憤怒的公民出現在德國政府救助希臘以及接納約100萬難民和移民的抗議活動中。 

憤怒的公民存在於政壇光譜的各極，他們紛紛加入右翼的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簡稱AFD）以及社會主義的左翼黨(Linke Party)。左翼在德國政治中一直佔據一定的地位，左翼黨與前東德的執政黨頗有淵源。自戰後時期以來，我們一直有一個處於邊緣地位的右翼。但是，另類選擇黨的平民主義憤怒是新鮮事物：反權威、反歐盟、反全球化。該黨8年前才出現，但如今，18%的德國人會考慮投票支持它。 

同樣的事情正在歐洲其他地方發生：很多憤怒的英國公民投票支持退歐。憤怒的法國公民會投票支持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國民陣線黨(National Front)。也許最有影響力的憤怒公民是唐納德·J·川普(Donald J. Trump)。

這引發一個問題：憤怒是怎麼被劫持的？ 

純粹的憤怒是一股了不起的改革力量。想像一下，如果沒有憤怒，世界會是怎樣的。在德國，如果沒有工人運動的憤怒，我們的投票制度仍以階級為基礎，有錢人享有特權，工人仍然每天辛苦工作16個小時，而且還沒有養老金。英國和法國仍由專制君主統治。歐洲仍被鐵幕分開，美國仍是英國的一個殖民地，在今年11月8號的投票日，美國的奴隸們只能夢想自己擁有投票權。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是憤怒的公民。孟德斯鳩(Montesquieu)、威廉·威爾伯福士(William Wilberforce)、牧師小馬丁·路德·金博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以及1989年推倒柏林牆的數以萬計的東德抗議者，他們都是憤怒的公民。

現在，把這些人與當前聲稱支持必要改革的政黨相比較。把川普與金博士相比較。可悲的是，如今憤怒公民運動的領導者從不理解正義驅動的憤怒與仇恨驅動的憤怒之間的區別。 

憤怒就像汽油。如果你用睿智、可控的方式使用它，你能推動這個世界。那被稱之為進步。你也可以潑灑、引燃它，製造驚人的爆炸。那被稱之為縱火。

不幸的是，現在，不僅新的平民主義階層缺乏成熟和審慎，政界的某些部分也是如此。統治階級需要明白，人們憤怒多疑並非沒有理由。越來越多的投票者正走向爆發，因為他們認為，政客——以及記者——沒有看到他們所看到的東西。

當然，從歷史角度講，他們看到的不公正不像馬克思或金博士所處的時代那般鮮明、突出。如今的不公正沒那麼嚴重，但更複雜，因此才更令人恐懼。 

如果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現在能像70多年前周遊美國那樣去美國西部旅行，離開高速公路，探訪遭人遺忘的小鎮，像寫《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那樣記錄人們的掙扎，他會發現有很多相同的東西可寫。全球化及其主導者利用東西方之間的巨大薪酬差距，為自己攫取巨額利益，讓他人付出巨大代價。 

上層階級從貿易和金融全球化中攫取的利益遠遠多於工薪階級，而且往往是通過不道德的方式。銀行家們就算做出愚蠢的決定，導致驚人的損失，依然能夠獲得分紅。Facebook和蘋果(Apple)等大公司繳納最少的稅，而藍領工人卻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甚至再打一份或兩份工——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不管在德國、法國、奧地利，還是在俄亥俄州、佛羅里達州，都是這樣。 

在德國，約60%的另類選擇黨支持者稱，全球化「主要帶來了負面」影響。不久前，英國自由主義史學家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 )指出，如果馬克思看到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他會幸災樂禍地直搓手」。 

大西洋兩岸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投票者的抱怨，常常被斥為仇外的、過於簡單化的鄉巴佬主義。但是，這麼做是有代價的。歐洲的傳統社會改革力量，也就是它的社會民主人士，似乎不明白這一點。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稱川普的一半支持者是「遭人唾棄之輩」，聽起來和讓吃不上麵包的法國民眾去「吃蛋糕」的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一樣高高在上。德國的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副黨魁拉爾夫·施戴格納(Ralf Stegner)表現出類似的傲慢，稱另類選擇黨的支持者是「種族主義者」和「臭鼬」。媒體報導往往傳達出同等程度的輕蔑。

德國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只有14%的公民信任政治人物。這個數字令人擔憂，因為對一個進步民主政府的信任是我們戰後和平的基石。但前提是正當的憤怒會得到認可。如果這種信仰被粉碎，那麼民主就失去了其基本的承諾。

平民主義者和各黨在相互指責的過程中，都沒有承認自己是在浪費民眾的憤怒——要麼把憤怒變成適得其反的仇恨，要麼譴責、蔑視它。柯林頓有機會做出改變，領導一個政治權力階層去分析、解決憤怒，而不是製造、排斥憤怒。如果她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可以期待歐洲再次將美國視為民主典範。

約亨·比特納(Jochen Bittner)是德國《時代》周報(Die Zeit)的時政編輯，也是一位觀點作者。

翻譯：王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