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會重新陷入孤立主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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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23 14:58:45

美國會重新陷入孤立主義嗎？

冷戰結束才短短四分之一世紀，美國卻已進入到後蘇聯時代第二輪的外交政策路線大辯論了。而這之前的第一輪大辯論，在時間上涵蓋了從老布什到小布什任總統的時期，辯論的焦點在於，美國應在多大范圍內施展自己的全球抱負。這輪辯論的參與者都是外交政策圈內精英，其中一方以實現全球秩序穩定、減少沖突可能為目標，另一方則尋求解放他國，希望能夠向當地傳播民主，讓受盡內戰和暴君折磨的民眾獲得生活改善。 

而當下正在進行的第二輪辯論的主題則為，美國是否應該繼續維持自二戰結束以來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與第一輪辯論不同，此輪辯論在精英與非精英之間展開，一方匯集了各種流派的全球主義者；另一方則是一群孤立主義者，或至少是準孤立主義者，他們主張美國在國界之外做的事越少越好。 

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對這一過程進行回顧和反思是很有價值的，因為這第二輪辯論能從第一輪中尋找到許多根源。 

第一輪大辯論：理想派VS現實派 

冷戰結束後的這25年世界由美國主導，這種一國主導全球事務的局面在歷史上非常罕見，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毫無疑問，美國的一些人由此主張應當充分地利用好這一優勢局面。左派和右派中都出現了這樣的聲音：美國在全球中責任重大，不能只在必要之時才行動，而應主動選擇；不能只在國家根本利益受到威脅時才行動，而應該在有機會主持正義、傳播良善之時便行動。 

這一觀點並不為所有人接受。當時的另一大主流觀點接近於現實主義學派(Realists)，他們對美國的全球行動的目標更加謹慎，他們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影響他國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幹預其內政安排。 

這是一場激烈而且持久的辯論。事實上，早在柏林牆倒塌之前就已開始，在海灣戰爭期間越發激烈。當時的老布什政府選擇了非常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在將薩達姆逐出科威特、恢復了後者的主權並降低了伊拉克對該地區的威脅之後，便已然滿意。但另一些人並不滿足，由於美軍沒有繼續向巴格達進軍進而當時便推翻薩達姆，這些人感到很失望。 

這次交鋒是現實派取得了勝利，但辯論並未就此而止。理想派(Idealists)認為，美國如果只滿足於維持國際秩序穩定，就永遠不能提起美國民眾的興趣；美國的外交政策是要以利益為先，但同時也要以一些原則作為前提。但是，新上台的克林頓政府發現，主持正義的願望很美好，但主持正義的現實困難卻很多，兩者很難協調一致。 

這一矛盾，可以解釋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為何在前南斯拉夫、索馬裡、海地和盧旺達等地各自的內部沖突中作為不大，反應也不太一致。 

911事件爆發成為了又一個分水嶺。小布什政府在推翻庇護基地組織的塔利班政權之後並不滿足，很快，便將下一個目標鎖定在薩達姆身上。小布什以及他的高參們不僅要確認伊拉克沒有也不會制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且還很希望給伊拉克帶去民主。他們希望伊拉克能夠給中東國家樹立一個榜樣，能讓該地區其他國家“見賢思齊”，望風而效仿。（我本人曾在老布什和小布什政府都任過職，第一次伊拉克戰爭我支持，但第二次我不支持。）

然而，事與願違。要知道，推翻一個獨裁者，與扶持一個新政府完全是兩碼事，而且這個政府還得既民主又持久。結果，伊拉克戰爭已成為繼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之後，美國現代史上第三場消耗巨大的戰爭。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一開始，這曾讓那些主張美國把手伸得更遠的人很得意。隨著在埃及、也門、敘利亞的威權政府相繼倒台，小布什的民主阿拉伯夢想似乎又出現了實現的可能。

但後來，除了突尼斯在某種程度上算個特例之外，其他國家都讓他們失望了：埃及由軍方強人發動政變罷免民選政府；敘利亞陷入內戰，已造成超過40萬人死亡，國人大多流離失所；利比亞暴君雖然倒台，如今卻給伊斯蘭國留下了殺戮的場所。而伊拉克和阿富汗這兩個美國投資更多、介入更深的地區，也已陷入了無休止的內戰，而且，內戰雙方分別是一個糟糕的政權，與一個更糟糕的反對派力量。

我們不得不痛苦地承認，美國重建中東的努力已經失敗。預想與結果，付出與收益，都存在巨大的差距。而在美國本土，彌漫著希望幻滅之感和無盡的相互埋怨。海外幹預的軍隊越發疲憊，公眾也對外交策略不再有興趣。圍繞美國外交目標邊界的第一輪外交政策大辯論已然終結。 

第二輪大辯論：全球派VS孤立主義 

然而，對於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問題，其答案不僅僅是外交政策失敗那麼簡單。要知道，致力於改變世界、拯救世界的外交政策是非常奢侈的。為國家的根本利益作出犧牲是一回事，而為了一些喜好而搭上生命與美元的代價則是另一回事。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經濟復蘇緩慢，美國人民在了解到許多就業崗位將永遠無法回歸美國的事實和越來越多不平等的現象之後，再也沒有心情為那種闊綽的外交手段埋單了。 

對於外交政策的不滿，加上對於經濟發展的困惑，這兩者的結合給新孤立主義(Isolationists)的出現提供了土壤。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次調查發現，更多的美國人更傾向於“美國處理好自己的事情就好；應讓其他國家自己處理自己家的事”；有超過一半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在解決國際問題上做的事太多了。 

兩黨之中均有持此立場的人。的確，如今美國兩黨各自內部的爭論比兩黨之間的爭論更多；相反，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兩人的政策主張卻有不少重疊之處，同時共和黨和民主黨也是如此。兩黨的外交政策都很草率，其中共和黨的黨綱充斥著籠統的話語，而民主黨黨綱則囊括了太多對特朗普的批評。兩邊的黨綱都對自由貿易的好處持懷疑態度，並且都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持反對態度。

當然，不同黨派和候選人還是有具體差別的。比如，特朗普就明確表示，他要急劇地改變美國在世界的角色，要對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盟友的意義進行質疑。很顯然，他重新舉起了“美國優先”大旗，1930年代，孤立主義者的先驅查爾斯﹒林德伯格就曾喊此口號，主張美國不要參與到反對希特勒的事務中去。 

相反，希拉裡則規規矩矩地呆在外交政策的主流之中。但是，民主黨中也有許多人不願如此。這方面的一個顯著例証是，前任國防部長、中情局局長萊昂﹒帕內塔在民主黨代表大會上講話時，多次被現場觀眾“別再打仗了”的喊聲打斷。民主黨的一些激進分子已經重新呼喊出了“回家吧，美國”的口號（1972年總統候選人喬治﹒麥戈文的口號）。希拉裡能成為民主黨候選人，但也許不能代表這個黨在未來的外交取向。 

如此一來，便出現了第二輪的外交政策大辯論，一方是新孤立主義者，他們士氣正盛，正在圍攻他們的辯論對手──四面楚歌的傳統全球派(Internationalists)。這場辯論的賭注很大，因為過去的辯論是探討美國的手是否伸得過長，而如今則是探討美國該不該伸手了，這完全是兩碼事。 

必須抵制孤立主義的誘惑 

這個世界不會自己形成秩序。市場或許能通過看不見的手來指導，但在地緣政治中卻找不到這樣一個力量。在過去的75年，是美國這只有型的手，而非其他力量，創造並維持了世界的穩定。而如今，動搖全球秩序的勢力正不斷增多，此時，一個有能力而且值得依賴的美國至關重要，甚至比以前還重要。 

美國若長時間地撤離世界中心，後果將難以想象。看看中東就知道，美國若是撤出之後會產生何種後果。在奧巴馬總統任期內，美國基本上置身敘利亞事務之外，在幹預利比亞局勢之後也沒有持續跟進，同時大規模地撤離了伊拉克，並且承諾撤出阿富汗。美國後來又重返了伊拉克，而且美國在阿富汗的駐軍從未完全撤出，但美國實質性減少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存在以及發出將降低對本地區事務參與程度的信號，已經對這一地區的不穩定局面起了巨大的推波助瀾作用。不作為本身就是一種起負面作用的作為。 

再看亞洲，這個地區匯集了大量的人口、海量的財富和強大的軍事力量，美國若不介入，將會十分危險。中國將在此地區坐大，在朝鮮半島以及幾個存在領土和海洋權益爭議的地區，爆發沖突的可能性也將大增。同樣，如果像特朗普所言那樣減少美國對歐洲和北約承擔的義務，很可能會讓俄羅斯在該地形成影響力，產生更為頻繁的沖突。

維持和盟友的關系有兩個好處。一是能對潛在的敵手產生阻嚇作用，從而降低發生沖突的可能性。二是確保這些盟友國家不必向強鄰妥協，或是被迫自己發展自衛能力，在當今這個時代這種能力很可能意味著擁有核武器。美國與長期盟友的這種關系，能夠帶來的好處和影響力遠勝於其付出的成本。 

在這些外交的基本問題上，千萬不能讓孤立主義者獲勝。我以前從沒想過在我有生之年會發生孤立主義者在圍繞這些基本問題的辯論中佔據上風的情況。拒絕參與全球事務，不僅意味著與出口相關的工作崗位被裁撤、投資海外的機會流失以及國民難以放心地進行海外旅遊，而且還可能帶來沖突以及核擴散。如果當今世界秩序瓦解，美國將更加難以抵御恐怖主義、非法移民、氣候變化和疾病問題的打擊。

做一個閉關鎖國的巨人？美國並不擁有這種選擇。或遲或早，美國都將被迫重新參與國際事務，以恢復世界局勢的穩定，並恢復大國力量之間的平衡。 

全球派該怎麼做 

那麼，在這場艱難的辯論中，全球派應如何為自己的立場進行辯護呢？一開始，應該重建對貿易自由好處的共識。貿易有多重好處，可以促進經濟增長，能給出口相關的崗位帶來收益；貿易能助力全球發展，從而減少那些滋養恐怖分子、海盜和毒梟的失敗國家的數量；貿易可以強化同盟，當我們把潛在的敵人籠絡到一個互利共贏的網絡之中時，那麼拆散這個關系搞對抗就沒什麼好處了。 

不過，要想贏下這輪辯論，光是列出前面的事實還不夠。全球派必須要給那些因為國際貿易而丟掉飯碗的人以幫助，不僅助其度過難關，還要通過培訓使其能找到新的工作。另外，必須以更高的標準來規范貿易伙伴，在工作待遇、環保責任和貨幣操縱等標準上尤其要嚴。必須做到公平競爭。

從基礎設施建設，到改革稅收、福利和移民制度，這些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政策也將有利於全球派贏得這場辯論。因為民眾因失業、經濟停滯以及生活水平下降而產生焦慮時，很容易倒向民粹主義和地方狹隘主義。 

同樣重要的是，要提醒美國民眾，一個由美國領導世界有何好處，而美國退出世界舞台又有何壞處。當下，美國軍費佔GDP的比例已經接近二戰以來的最低點，因此美國是有能力以一個合理的開支完成好自己的國際職責的。 

在這輪大辯論中，國會應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關於外交事務的電視直播聽証會也將有巨大的價值。下一任的國務卿，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向國內民眾解釋，為什麼美國領導的世界對美國人自己也同樣有利。 

最為重要的是，現任總統應當充分利用向美國人民發表電視講話的機會，告訴他們美國為何需要繼續在全球扮演領導角色。奧巴馬應當利用好其任期的剩余日子，好好地向美國民眾解釋，為什麼參與全球事務很重要，美國在國界外的行為如何能給境內帶來好處，以及如果不參與全球事務又會有怎樣的代價。如果奧巴馬能在剩余的白宮歲月裡，把這件事講清楚，那麼這一功績必將位居他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