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血汗工廠職業“臥底”的潛伏生涯
2016.08.03 01:36
勞工維權人士洪哥（化名）七年多以來以普通打工者的身份出入中國各地的血汗工廠的生產第一線，以親身經歷披露中國底層工人的生活。
在深圳的迪斯尼代工廠，他曾被油漆和香蕉水的混合物熏得頭暈眼花；在上海的iPad加工廠，他曾連續工作18天，累到“走著路都想睡覺”；他上過富士康的黑名單，聽過太多打工的辛酸故事。
洪哥說：“據我所知，在中國，做職業'臥底'這行的不會超過10個人。”
懵懵懂懂入了行
洪哥的父親是建築工人，有一次在工地干活時不小心從三樓跌落。
洪哥說：“我老爸比較幸運的地方是，當時他是摔在兩塊石頭的中間。如果摔在任何一塊石頭上，可能命就放在那裡了。”
事故後，公司解除了他父親的勞工合同，給了1萬元的工齡補償，沒有支付任何工傷賠償。
洪哥說，他對中國底層勞工的同情和了解最早來自父親。
洪哥年滿18歲時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在酒店做服務生。後來，他轉到廚房學徒。幾年後，他南下深圳打工，然後輾轉去了北京，在後廚切菜，工資勉強可以糊口。2009年，經朋友介紹，他開始為深圳一個勞工NGO組織工作。
1995年，中國頒布了《勞動法》，2008年又出台了《勞工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
不過，這些法律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很多企業在運作中有大量違法違規行為，工人維權又得不到工會和政府部門的支持。於是在民間，以改善勞工生活，增強其法律意識為目的的勞工NGO組織應運而生。
據北京明德勞動關係與就業研究所統計，從1996年到2006年，中國平均每年有兩個新機構成立，大部分NGO（32家）成立於2007年到2011年的五年間。2008年是勞工NGO成立的高峰年份，共有9家組織成立。截至2013年底，中國有50多家活躍的勞工NGO組織。
業界的風起雲湧對於剛入行的洪哥沒有太大意義。他當時對勞工NGO沒什麼概念，“只知道是在公益範疇裡面，為工人提供一些幫助”。
臥底初體驗：沒有歸屬感
洪哥的第一份工作是去工廠“臥底”，行話叫“進廠調查”。
招工是否存在歧視？有沒有不當收費？簽不簽勞動合同？工作時間多長？福利待遇如何？生產設施、生活條件怎樣？……在一周左右的時間，調查員通過親歷入職、在職、離職的每個環節，釐清調查報告上近200個問題。
洪哥說，入廠調查是每個勞工NGO工作人員的基本功。他說：“我去的第一家工廠是一家玩具廠，叫精裕玩具，在深圳，有6、7千人，算是比較大的玩具廠，是給迪斯尼生產的。”
精裕塑膠玩具廠是一家港資企業，除了為迪斯尼供貨外，還為美國孩之寶、美泰和沃爾瑪供貨。
洪哥被分到工廠移印部，負責在玩具上印上產品商標。
他說：“油漆和天那水（俗稱香蕉水）溶合後的味道很刺鼻，很難形容那是一種什麼味道，聞著就頭暈。很多工人身上都有一種特殊的油漬。宿舍裡也瀰漫著那種味道。當時給我的第一感覺就是在那裡做非常辛苦，因為要一直不停地重複一個動作，而且還不能出錯。因為一旦出錯，達不到產量，組長是一定會說你的。按照正常人的自尊心來說，他一旦說你，你一定覺得壓力非常大。”
洪哥說：“當時去了七天，感覺人很疲憊，很累很累。雖然我在廚房切菜的時候也有過很累、很累的感覺，可能從強度上，廚師的活還要更重一些，但是我的另外一個很強烈的感覺是，我在這裡做除了那份工資，根本就沒有任何追求，沒有任何發展。因為人太多了，你一個人在裡面非常渺小。沒有歸屬感，很孤獨、很寂寞。”
離開時，洪哥沒有拿到錢。工廠不批准他的辭職申請，他只能空著手離開。
2015年7月，精裕塑膠玩具廠幾百名工人舉行罷工，抗議工廠剋扣養老金和醫療保險，並利用工廠搬遷的機會解僱他們。那次罷工被警方鎮壓，以失敗告終。
“很多工人臉上都沒有表情了”
中國《勞動法》規定，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特殊情況下，每天可加班1到3小時。每月加班總量不得超過36小時。
在中國很多工廠，不少工人每月的加班時間在100小時以上。
由於工資多以底薪加計件計算，工人只有多加班才能多掙錢，而一個月拼命加班下來，往往只能拿到當地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
洪哥“臥底”生涯中最難捱的一次是在上海日騰電腦配件廠。這是台灣和碩集團旗下的一家子公司，為美國蘋果公司生產iPhone6 和iPad的外殼。工人總數超過1萬人。
洪哥被分在轉運部門，負責把產品從一條生產線轉移到另一條生產線。
他說：“每天上班兩個小時之內，我的衣服全部會被打濕，因為出汗把衣服全都浸濕了。”
因為調查需要，那一次他在日騰“臥底”了45天。他說：“我連續18天都在上班，每天10幾個小時，最長的一次上了14個小時的班。早上7點多進工廠，到凌晨12點多才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他跟組長請假，不被批准。無故曠工會被開除，他只能繼續堅持。
洪哥說：“那個時候是感覺非常累的，人走著路都想睡覺。當時給我印像很深的是，休息時整個車間睡覺的人太多了，有的人甚至站著靠著一台機器就睡著了。”
他還說：“在勞動量大的工廠，或是那種人很多的工廠，工人其實幾乎沒有業餘生活，除了上班和睡覺。很多人幾乎沒有什麼面部表情了。”
臥底調查的結果公佈後，台灣和碩集團董事長童子賢出面否認企業存在員工超時工作，稱工人工作時間低於每週60小時。這是蘋果公司為供應商制定的工時標準。
總部設在美國加州的蘋果公司也迅速做出回應，證實企業招工時確實存在個別違規行為，比如中介公司扣押應徵者身份證問題，並表示已經要求和碩集團停止這種做法。蘋果公司在聲明中說，“蘋果致力於在整個供應鏈中提供安全、公平的工作條件。”
上廁所需打報告
一些小工廠的規定被洪哥稱為“變態”。他說：“你要是想上廁所得先打報告。假如一條生產線上有10個人，你申請上廁所，要拿到離崗証以後，有人來頂你的崗，你才能離開去上廁所。”
還有一些廠房和宿舍的條件讓他心寒。他說：“我去過的最爛的廠房應該是10年左右去的一家玩具廠。這個工廠叫恆泰，是香港一家公司在深圳成立的一個生產部門，主要給迪斯尼供貨。宿舍裡要求睡12個人，裡面的垃圾根本沒人管理。那些床位非常陳舊，鐵床，生鏽的，重一點的人說不定就能把床睡塌了。宿舍只有兩個電風扇，還屬於罷工的狀態。夏天非常炎熱，根本睡不著覺。每層只有一個公用的衛生間和沖涼房。很多窗戶沒有玻璃，只剩下一些鐵的窗框。”
洪哥還說：“當時我在工廠吃飯，吃了第二餐就發現那個飯非常不衛生。在飯裡還能吃到一些雜物，比如鋼絲球，或者是毛線之類的。”
洪哥說，沃爾瑪代工廠的條件在業界差得出名：“沃爾瑪去工廠買東西的時候，價格壓得非常低，致使很多工廠環境很差，生活環境也好，工資也好，不符合一般工廠的要求，連最基本的要求達不到。”
沃爾瑪公司通過電子郵件回應美國之音質詢時說：“我們的供應商準則明確規定，供應商必須為工人提供符合或高於法定標准或集體協商（兩者中取更高）的工資、加班費和福利。”
沃爾瑪表示，和沃爾瑪有業務往來的供應商需要認同沃爾瑪的目標，不僅是生產和效率目標，也包括改善工人生活及其社區的目標，這一點至關重要。
“臥底”滑鐵盧
洪哥的“臥底”生涯中有過一次滑鐵盧。
那是在有“製筆之鄉”之稱的浙江桐廬縣分水鎮。分水鎮人口約4萬，鎮上只有一間小旅館，卻聚集了300多家製筆廠。他說：“當時給我印象非常深的，怎麼那麼一個小鎮上會有那麼多工廠！”
洪哥應聘進入了歐賽筆業。他說，這家小工廠為美國零售業巨頭塔吉特（Target）生產圓珠筆。
洪哥在車間里幹活時和工人聊天，發現了兩個童工。他趕緊掏出手機拍視頻留證。他說：“有個被我們叫做組長的人，我隨時有什麼動向，那個組長都能看到我。當時我拍攝那個童工工作的視頻，被他看到了。這是第一次。第二次因為急於求成，我想去別的樓層看看情況，也被他看到了。”
組長把他叫到保安室，檢查他的手機，發現裡面全是工人工作和工廠行為準則的照片。洪哥說：“他說：你是來幹嘛的？我說：我是來這里工作的啊。他把我的照片全部刪了，就讓我走。但是童工的視頻他沒有刪掉。”
由於自己的大意，沒完成調查任務，至今提起這事，洪哥還懊悔不已：“我做了這麼多年，那是最大的一個意外。”
美國之音將工廠資料和童工視頻發送給美國塔吉特公司。經過一天調查後，公司否認歐賽筆業是塔吉特註冊的供貨商。塔吉特稱：“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這家工廠生產任何塔吉特的產品，但我們會繼續全面調查此事。”
塔吉特同時表示，公司對供應商使用童工採取“零容忍”政策。
上了富士康的黑名單
不下工廠時，洪哥在廠外和工人做外圍訪談。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工廠他去過一二百家，聽過很多打工者的經歷，大多數是抱怨工資太低，對現狀不滿；有的故事則令人心碎。
他說：“之前有一個工人家屬聯繫我，說家人在工廠死了，什麼原因都不知道，聽他說話的聲音有氣無力，能感覺到那種無助。這些年（工人）跳樓的非常多，非常觸目驚心。工人過著一種非常孤單、壓抑的生活。久而久之，就會造成心理陰影。就包括我，接觸多了這種案例後，自己都要抽時間去調整。”
2010年，蘋果代工廠富士康接連發生員工跳樓事件。洪哥的一個同事在QQ上轉發了一條祭奠富士康員工的帖子。後來派出所找上門來，把兩人帶走，關了12個小時。
洪哥說：“當天晚上什麼也沒問我，就在派出所餵了一晚上的蚊子。”
後來，洪哥試圖去富士康“臥底”，沒被錄用。廠房說，他已被列入“黑名單”。“為什麼在'黑名單'當中我自己搞不清楚，”洪哥覺得困惑：“我之前壓根沒進過富士康大門。”
“我沒想和誰對立”
2012年，深圳十多家勞工NGO組織受過一次集體打壓。工商、稅務、房管等政府部門輪番上門檢查，隨後被房東勒令搬遷。
那次危機後，勞工NGO組織從2014年起開始進入最冷寒冬。一些勞工維權人士陸續被警方拘留，受到不明人員毆打。
2015年底，廣東據報有四家組織的20多名負責人和工作人員被警方帶走，至少五人被刑事拘留。
2016年1月，廣東“番禺打工族服務部”曾飛洋、孟晗等四名工作人員因涉嫌“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罪”被正式逮捕，目前仍在等待審判。
在中國，不少勞工NGO成員習慣了不時被國家安全部門請去喝茶，時而還會受到人身安全威脅。
洪哥清楚，在當局眼裡，勞工NGO被看作潛在的不穩定因素，但是他並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說：“勞工NGO沒有要和政府對立。至少我沒有想要和誰對立。一個企業欠薪，為什麼要去抓一個民工？
他只是要一份工資而已。別人沒錢生活了，要回自己該要的錢，那是沒錯的。企業不欠薪，何來討薪之說？”
前路難行也得行
中國勞工NGO組織的運作大都有來自境外的資助。中國在這一領域一直沒有明確的法規。這些機構長年來游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
明年1月，中國將開始實行《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按照該法律，每個境外NGO組織必須在公安部門註冊，並且找到一家中國官方的合作機構。法律還授權警方可以在任何時候審查這些組織的項目和運作。
分析人士認為，這項立法將境外NGO組織的生存空間壓縮到最低限度。
洪哥說，現在中國的勞工NGO組織都在觀望事態發展，有些可能面臨轉型。他本人希望能在這一行做下去：“我們堅持去做，是因為這個事情是非常有意義的。我覺得我們的社會需要這樣的人存在。”
洪哥不願把自己描繪成理想主義者，雖然如果他去做一個技術工人，可以掙到更多錢。
“不是說要獻身或是怎麼樣，我們也是為了生存，”他說：“但是相比那些純粹為了賺錢的工人，我們可以幫助很多人。從這一點上說，我還是有些優越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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