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推薦＞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
風和日暖，盆栽生根──讀過高格孚的書／深藍
經過好友燕子的介紹，看到了一本很感興趣的書，書的內容由副標題可以看出「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而更有趣的是，作者是一個法國人，所以，較能夠在較超然的立場上來姐讀台灣現有的族群現象。
高格孚 先生住台灣多年，尤其是和各界界的交往，對台灣的社會和政治觀察也有獨到的看法。
曾對台灣的外省族群做過一些看法的發表，但總覺得自己有一些情況不甚了解，尤其是外省盆栽族群的國家認同是怎樣？台灣的生活方式和這些人所表現出來的想法要怎樣描述，尤其是盆栽族群對政治的邏輯為何如此矛盾，甚至以截然不同的標準來看待盆栽和非盆栽出身的政客，這些在在讓我百思不解。直到看到這本書，才解開一些疑問。
首先， 高格孚 先生開始探討外省人逃難到台灣後的行為和思想分析。主要的看法是由於外省族群是逃難到台灣，際遇也有所不同，因此，在台灣造成截然不同的反應。
他以白先勇的小說「台北人」為例。「無論在大陸時曾應是豪華顯赫的將士名門，或是在十里洋場中受眾人仰慕的大牌歌星，都仍活在過去的歲月中。」（41頁）另外一種是「那些來到台灣後，在台北戰戰兢兢努力討生活的市井小民，則不像其他那兩類人，有這份閒情逸致去緬懷昔日，他們只想好好地在台灣存活下去。」（41頁）。
對於小說中這些情況， 高格孚
先生認為，「我們亦在書中領會到當時的外省人是如何的逃避現實，只和自己圈內人交往，活在回憶中，而不願和台灣本土有任何進一步的交流。」（42頁），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眷村內族群為何和台灣的隔絕如此之深。
如果說1973年白先勇的書所寫的是第一代中國移民，第二代的中國移民代表， 高格孚 先生就以龍應台為例，也點出龍應台的矛盾所在。一方面龍應台抨擊李登輝總統和他的身為台灣的悲哀言論，另外又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總統」，但問題是她卻沒說自己是否是她所說的人民？
所以，外省人國家意識區分為政治和非政治。在非政治上外省人已經對台灣認同，尤其台灣和中國在冷戰時期長期對中國的隔絕，已經發展出一套和現在中國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他們的生活方式也已經台灣化，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並沒有強調這一點。但心態上而後延伸到政治上面，也就造成台灣政治上的怪異現象。
這樣的怪異現象， 高格孚 先生也提出看法，個人認為很貼切。書中指出：
「....如果感覺到生活在台灣社會中當中的不自在，那他們有什麼選擇呢？我想用一個很基礎的政治分析架構來闡述：exit（出走），voice（表達；抗議），loyalty（忠誠；支持）。Exit就是移民到第三國或者回到大陸去，前者是拒絕面對而遠走他鄉，後者則是以一種最尖銳的方式刪除他們的多元國家認同行程中的台灣部分。Voice則是最大宗的一群，Voice則是留在台灣反對台灣本土化政策，Loyalty則是表示自己接受台灣本土化的歷史性本質。Exit跟loyalty這兩批人士佔少數的，voice則是最大宗一群，voice這群人當中，包括了直接表達不滿的人以及沉默承受痛苦的人，前者中除了除有台灣人所謂的統派外省籍政治人物外，也有以各種方式，（參予抗議活動）表達其對於台灣當前路線不滿的人，而後者，也就是前述所謂沉默忍受痛苦的人，則是一半的外省籍人民。」（146頁）
這一段可以解釋現階段台灣外省盆栽族群的政治現象。而且高格孚先在書中所指出的，「我認為voice的椰果除非達到目的，否則等於是引起挫折的深化。而loyalty則是面對事實並關切其正向的那一面。」（146頁）就個人的觀察，盆栽族群們所面對的情況如同坐困危城，一籌莫展。
隨著本土化政治影響越來越大，使得外來的外省族群雖然無法改變現狀，只好在各個選舉中，把票投給自己喜歡的候選人，雖然這些政治人物的品德能力操守等條件不如本土政治人物，但由於台灣的現況發展的方向是這些中國盆栽族群所不喜歡的，因此，用選票表達並期待自己選出的可以寄望的政治人物，看有沒有機會能把台灣政治轉向自己喜歡的方向。
只是舊政權在民主政治的影響力江河日下，中國盆栽族群只能看著自己的優勢逐漸消失，逐步退守。
例如1994年時，以反本土的中國新黨，曾撼動台北市長選舉，號稱要跨過濁水溪甚至高屏溪。但由於無法再擴大支持面和本土結合的結果，再加上選民的喜好改變，現在已經泡沫化，淪為台北地方黨，在幾次大選中僅剩下幾席的台北市議員。而外來政黨的國民黨在立法院也落到失去第一大黨的寶座。這些演變的原因，可以由書上得到印證。
當然，這本書命名為「風和日暖」是因為作者認為台灣的外省族群在台灣半個世紀的生活，已經和台灣建立起不同於現今中國的生活方式，而完全認同於台灣。只是在國家認同卻有著邏輯錯亂的思考。就連自己是否是中國人，及中國人的定義如何也說不清楚。原先少數人支配的政治文化資源也因為時代和市場的改變，由主流變成非主流，而缺乏適應能力，無法跟著時代轉變的，而開始自怨自艾，甚至怪罪別人，則是台灣現在和將來的隱憂。
＜寫作背景＞台灣「外省人」後解嚴時代的國家認同／高格孚
危機、適應、多元化
在國外報刊的小角落，我們偶爾可以讀到，日本駐台代表處前，臺灣民眾對近來釣魚台事件的立場做出了反應──燒毀日本國旗。同時，兩岸三地（中、港、台）也對此事件表達了措詞嚴厲的聲明。這種乍看之下的「共識」是否表示了台、中之間在政治立場上的衝突與角力，在這一刻已一筆勾消？
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軍炮轟之後，也曾引發一些台灣民眾的投蛋抗議，而見諸國外報刊一隅。這是否也意味在此情況下，台灣人的中國意識隨之復甦，進而展現對所謂「被西方人壓抑下的中國」表示支持？
也許吧！但是，我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撰稿的外國記者，不見得實地去採訪這些示威者的想法，或根本沒有深入探究其本身省籍的問題。而他們真的是「台灣人」嗎？緊接著，我可能必須追問，什麼是「台灣人」？
平心而論，示威群眾心中的「中國民族主義」與「日本民族主義」和「美國民族主義」是無法並論的。在群眾組成上，他們絕大部分是台灣人所謂的「外省人」。對這些「中國統一聯盟」與「勞工黨」的一小撮人來說，中國的壯大是其終生的宏願，也深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但是對台灣本土的居民卻也因此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疑慮。觀念上的鴻溝，似乎也越來越深。
上述兩例，是我要申論「國家認同」的楔子。
近五十年來，台灣許多改革與爭議都與「國家認同」有極密切的關係。 張維邦 教授曾經以法文寫了一封信給我。文中，他精要的解釋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今在台灣所發生的國家變遷現象：一個想像的國家（失去大陸統治權之國民黨的國家）→另一個悄悄萌芽的國家（在台灣出生、成長下台灣人的國家）這兩股思潮在近五十年來彼此角力，相互影響。
戰後渡海遷台的外省人自然不可能與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對這塊土地有相同的情感。但是，外省人與台灣人的想法，卻一直都在彼此互動之下「相互影響」（interaction）。我特意用「相互影響」這個詞，是因為這個概念對二十世紀的科學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四大族群
目前，台灣學者將台灣的人口構成分成「四大族群」：原住民、鶴佬人（河洛人）、客家人與外省人。
基本上，名稱的「定名」是很有影響力的選擇，也是意味定名者對被稱呼者最直接的想法。這四大族群的名稱，並非一直以來就是如此。國民黨政府以前使用的名稱（閩南人、山地同胞…）正逐漸被知識份子重新正名，這可能是因為受到美國「政治正名運動」（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影響。也是九○年代台灣知識份子跳脫制式框架，以較遠觀的角度，對過去的概念重新反省。
「外省人」這個名稱也同樣受到台灣建國運動變遷的影響，因此，在外省人遷台五十年後，這個「外省人」的稱號，也可能變得不再適用。
這份研究報告的目的是解釋：1.「外省人」這個名詞源起與發展的政治意義。2.了解外省人的思想邏輯與國家認同的多元化情感。3.瞻望「外省人」這個族群與名稱。
在1989年時，外省人佔台灣人口13％，鶴佬人73.3％，客家人12％，原住民1.7％。再根據1990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外省人口佔12.74％。
事實上，很難確定在台灣有多少外省人。因為，要介定誰是外省人不是那麼容易。此外，在1945-1955年間，自大陸及離島遷台的外省人數目，因為眾多的複雜原因，所以詳細數字我們難以知道。在我的博士論文的開端，我會針對這些問題，加以分析。
台灣的前總統 李登輝 先生執政期間（自1988年1月~2000年5月）發生了前人難以預料的一系列改革。台灣，這個歷史上被視為漢族邊緣文化的蕞爾小島，如今卻蛻變成一個萌芽的新興國度，讓「外省人」有很錐心刺骨的「認同危機」。
但是，外省人在台灣並非是沒有政治權力的族群。在李登輝執政十二年後，外省人的政治權力開高走低，但在行政系統內仍然保有不容輕視的影響力。所以，他們的認同危機一直含有很濃厚的「政治糾葛」。其中最重要的例子：在危急的情況下，外省人會支持一個越來越強調台灣認同的「中華民國」到什麼程度？
這個問題，深藏在許多人心中，但誰會說出來？外省人這個族群的國家忠誠是不是一個問號？這是外省人國家認同危機最重要的糾葛。
2000年，唐飛將軍不支持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但他還是接受了行政院長的任命，這位外省人睿智的選擇，能夠提供我們答案嗎？
為了尋求解答，我們不得不做一個非常仔細，中立而不激情的一篇研究。
我在臺灣的生活經驗
第一次赴台做專題研究是在1992年春天，1993年春天又去了一次，但直到1994年8月才有幸在台灣做長期的研究。翌年（1995年）我報名巴黎政治學院政治學博士班。
1994-1999年，我在台灣同時進行我的中文學習、工作與研究。（而對台灣來說，這段時期正是政治的轉捩點）雖然這種三頭馬車式的工作方式，給我很大的壓力，但在過程中，我卻逐步發現，這三項同時進行的工作對我從事的研究有「相輔相成」的助益。
我的工作，不見得和我進行的研究有關，但利用工作之便，使我有各式各樣的機會和形形色色的台灣人溝通、交流，進一步了解台灣認同的多元複雜情況。
因此，對我個人而言，這份研究報告的結論最重要的來源，是我在台灣五年實際生活經驗的點點滴滴累積而來的。
首先，我在法國在台協會從事基層政治分析員的工作。隨後轉至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新成立的台北分部做研究員。合約期滿後，為了繼續我尚未完成的研究，留在台灣，我先後在不同的機構及學校教授法文。之後，我在法國在台協會從事新聞組組長的工作。
至此，我已收集了包羅萬象的豐富資料，我想，也該是我暫時歇腳，打道回國的時刻，以開始我博士論文整理為文的工作。
幾個月後，我重返台灣，再續未完成的研究與教書工作，同時專研我的中文。
在這五年間，台灣人的熱情好客讓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我認識了形形色色的人：學生、老師、教授、阿兵哥、職業軍人、退伍老兵，計程車司機、小吃攤老闆、博物館職工、記者、作家、藝術家，各政黨的擁護者、市府官員、外交人員、立委，及總統幕僚等等。
這五年間，我更在台灣許多不同的角落生活過，甚至包括了眷村。在眷村的居住經驗，豐富了我的研究，也是我五年台灣經驗中，極為重要的收穫。這個與台灣民眾實際接觸與實地居留的在地經驗，讓我吸收到許多與官方說法不同的言論。而這也是我許多外國朋友的共同想法，而且欣然有不同的言論可資比較，讓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了解台灣。而這種文化的自由，讓我們衷心覺得，過去為民主運動流血流汗的先驅們的犧牲是值得的。
雖然一到台灣，外國人可以很快，很容易的看到台灣社會的多元現象﹔但其背後，對國家認同的複雜情感，卻不是三言兩語可以了解的，必須深入去研究。在我早年的研究中，經常發現在採訪一個對象時，他的結論與推論會改變或推翻我某些想法。而這些不斷發生的現象，其實也正是一份好的研究不可或缺的要素。
長駐研究地的好處是，可以提供我大量的調查樣本，或深入觀察當地政治氣象的代表性小變化。例如：新的政治口號，政治人物衍生紀念日的廢除…等。這類政治「象徵」的變化，若非身在台灣的研究員是無法做此類的記錄。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為了研究台灣政治變化過程，這樣的記錄變得非常重要。
住在當地的好處是讓我可以逐步認識台灣認同的複雜性。義大利作家Antonio Gramsci 曾提過「歷史在人類心靈中留下的軌跡，是無法做完整的記錄的。」於是，我做了反向的反省性「思想考古」，以分析我在台灣五年的經歷。這是為何我在我的博士論文第三章中會逐步介紹問卷調查的變數。我會把每一個變數詳盡介紹（包括問題的目的及問法的選擇），這樣的做法，是為了讓讀者明白我結論的源頭，和這個「思想考古」的過程。
●資料來源
1.問卷調查表：
1997年發表的問卷調查表中有187個問題，共發出1千多份，最後根據回收的有效樣本中，總計得出4萬5千項回答資料。這份問卷調查，我花了5年的時間做構思，撰寫，翻成中文，發問卷及統計的工作。而這份問卷調查的工作也是我研究工作中花費最多心力的部分。
2.報紙：
對我而言，「報紙」是很重要的資料來源，台灣的傳播媒體，對我而言，滿自由的，也對「台灣認同」這個議題感興趣。可惜仍有部分媒體在兩岸關係與台灣認同這兩大議題方面仍無法脫離「主流」（正統）的概念。以致被困於所謂「主流」的氛圍中，發不出（非主流）不同的聲音。
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全國性或少數地方性的報紙上，會開放一小塊民意論壇供各地讀者發表意見，算是一扇傾聽不同意見的窗口。而令人惋惜的是，新的觀念或思想，卻常只是出現於副刊的文學專欄或地方性報紙。
3.學術性刊物：
在我的博士論文的第一章我會介紹。只是關於外省族群的學術性作品極少，算是美中不足之處。
4.其他：
在我的博士論文中，我會常常提到許多非學術性的資料，如：政治集會的傳單，博物館展覽活動的目錄與節目單，政府機關印行的海報，眷村內流傳的小報（退除役官兵委員會印行），「台北新家」的菜單…等，還有其他在因緣巧合的狀況下，尋得的好資料。這些非學術性的繁雜資料正好補充學術性資料不足之憾，以將外省人國家認同的問題，用來分析「全面性的社會現象」。
我的博士論文各章節思想的連貫
在我的博士論文第一章中我描述到「外省人」的名詞來源，與其所引申出的其他「意識型態」，這個形容族群的名詞是一個新的詞，在臺灣只有五十年左右的歷史，但也到了該步入末日的時刻。
為了深入了解這份研究的重要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從「族群認同」開始探討。
在第二章中，我將會分析在台灣社會中最近十年來「政治象徵」的鉅變，特別是與認同有關的社會化工具的改變，因為外省人受到數十年的政治性環境洗禮，所以今日我們必須從細微處探討才能釐清輪廓。以下，我將列舉六個例子：
1.三民主義思想的淡出與修憲：這兩個問題與政題象徵基礎的演變有關。
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軍炮轟之後，也曾引發一些台灣民眾的投蛋抗議，而見諸國外報刊一隅。這是否也意味在此情況下，台灣人的中國意識隨之復甦，進而展現對所謂「被西方人壓抑下的中國」表示支持？
也許吧！但是，我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撰稿的外國記者，不見得實地去採訪這些示威者的想法，或根本沒有深入探究其本身省籍的問題。而他們真的是「台灣人」嗎？緊接著，我可能必須追問，什麼是「台灣人」？
平心而論，示威群眾心中的「中國民族主義」與「日本民族主義」和「美國民族主義」是無法並論的。在群眾組成上，他們絕大部分是台灣人所謂的「外省人」。對這些「中國統一聯盟」與「勞工黨」的一小撮人來說，中國的壯大是其終生的宏願，也深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但是對台灣本土的居民卻也因此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疑慮。觀念上的鴻溝，似乎也越來越深。
上述兩例，是我要申論「國家認同」的楔子。
近五十年來，台灣許多改革與爭議都與「國家認同」有極密切的關係。 張維邦 教授曾經以法文寫了一封信給我。文中，他精要的解釋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今在台灣所發生的國家變遷現象：一個想像的國家（失去大陸統治權之國民黨的國家）→另一個悄悄萌芽的國家（在台灣出生、成長下台灣人的國家）這兩股思潮在近五十年來彼此角力，相互影響。
戰後渡海遷台的外省人自然不可能與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對這塊土地有相同的情感。但是，外省人與台灣人的想法，卻一直都在彼此互動之下「相互影響」（interaction）。我特意用「相互影響」這個詞，是因為這個概念對二十世紀的科學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四大族群
目前，台灣學者將台灣的人口構成分成「四大族群」：原住民、鶴佬人（河洛人）、客家人與外省人。
基本上，名稱的「定名」是很有影響力的選擇，也是意味定名者對被稱呼者最直接的想法。這四大族群的名稱，並非一直以來就是如此。國民黨政府以前使用的名稱（閩南人、山地同胞…）正逐漸被知識份子重新正名，這可能是因為受到美國「政治正名運動」（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影響。也是九○年代台灣知識份子跳脫制式框架，以較遠觀的角度，對過去的概念重新反省。
「外省人」這個名稱也同樣受到台灣建國運動變遷的影響，因此，在外省人遷台五十年後，這個「外省人」的稱號，也可能變得不再適用。
這份研究報告的目的是解釋：1.「外省人」這個名詞源起與發展的政治意義。2.了解外省人的思想邏輯與國家認同的多元化情感。3.瞻望「外省人」這個族群與名稱。
在1989年時，外省人佔台灣人口13％，鶴佬人73.3％，客家人12％，原住民1.7％。再根據1990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外省人口佔12.74％。
事實上，很難確定在台灣有多少外省人。因為，要介定誰是外省人不是那麼容易。此外，在1945-1955年間，自大陸及離島遷台的外省人數目，因為眾多的複雜原因，所以詳細數字我們難以知道。在我的博士論文的開端，我會針對這些問題，加以分析。
台灣的前總統 李登輝 先生執政期間（自1988年1月~2000年5月）發生了前人難以預料的一系列改革。台灣，這個歷史上被視為漢族邊緣文化的蕞爾小島，如今卻蛻變成一個萌芽的新興國度，讓「外省人」有很錐心刺骨的「認同危機」。
但是，外省人在台灣並非是沒有政治權力的族群。在李登輝執政十二年後，外省人的政治權力開高走低，但在行政系統內仍然保有不容輕視的影響力。所以，他們的認同危機一直含有很濃厚的「政治糾葛」。其中最重要的例子：在危急的情況下，外省人會支持一個越來越強調台灣認同的「中華民國」到什麼程度？
這個問題，深藏在許多人心中，但誰會說出來？外省人這個族群的國家忠誠是不是一個問號？這是外省人國家認同危機最重要的糾葛。
2000年，唐飛將軍不支持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但他還是接受了行政院長的任命，這位外省人睿智的選擇，能夠提供我們答案嗎？
為了尋求解答，我們不得不做一個非常仔細，中立而不激情的一篇研究。
我在臺灣的生活經驗
第一次赴台做專題研究是在1992年春天，1993年春天又去了一次，但直到1994年8月才有幸在台灣做長期的研究。翌年（1995年）我報名巴黎政治學院政治學博士班。
1994-1999年，我在台灣同時進行我的中文學習、工作與研究。（而對台灣來說，這段時期正是政治的轉捩點）雖然這種三頭馬車式的工作方式，給我很大的壓力，但在過程中，我卻逐步發現，這三項同時進行的工作對我從事的研究有「相輔相成」的助益。
我的工作，不見得和我進行的研究有關，但利用工作之便，使我有各式各樣的機會和形形色色的台灣人溝通、交流，進一步了解台灣認同的多元複雜情況。
因此，對我個人而言，這份研究報告的結論最重要的來源，是我在台灣五年實際生活經驗的點點滴滴累積而來的。
首先，我在法國在台協會從事基層政治分析員的工作。隨後轉至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新成立的台北分部做研究員。合約期滿後，為了繼續我尚未完成的研究，留在台灣，我先後在不同的機構及學校教授法文。之後，我在法國在台協會從事新聞組組長的工作。
至此，我已收集了包羅萬象的豐富資料，我想，也該是我暫時歇腳，打道回國的時刻，以開始我博士論文整理為文的工作。
幾個月後，我重返台灣，再續未完成的研究與教書工作，同時專研我的中文。
在這五年間，台灣人的熱情好客讓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我認識了形形色色的人：學生、老師、教授、阿兵哥、職業軍人、退伍老兵，計程車司機、小吃攤老闆、博物館職工、記者、作家、藝術家，各政黨的擁護者、市府官員、外交人員、立委，及總統幕僚等等。
這五年間，我更在台灣許多不同的角落生活過，甚至包括了眷村。在眷村的居住經驗，豐富了我的研究，也是我五年台灣經驗中，極為重要的收穫。這個與台灣民眾實際接觸與實地居留的在地經驗，讓我吸收到許多與官方說法不同的言論。而這也是我許多外國朋友的共同想法，而且欣然有不同的言論可資比較，讓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了解台灣。而這種文化的自由，讓我們衷心覺得，過去為民主運動流血流汗的先驅們的犧牲是值得的。
雖然一到台灣，外國人可以很快，很容易的看到台灣社會的多元現象﹔但其背後，對國家認同的複雜情感，卻不是三言兩語可以了解的，必須深入去研究。在我早年的研究中，經常發現在採訪一個對象時，他的結論與推論會改變或推翻我某些想法。而這些不斷發生的現象，其實也正是一份好的研究不可或缺的要素。
長駐研究地的好處是，可以提供我大量的調查樣本，或深入觀察當地政治氣象的代表性小變化。例如：新的政治口號，政治人物衍生紀念日的廢除…等。這類政治「象徵」的變化，若非身在台灣的研究員是無法做此類的記錄。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為了研究台灣政治變化過程，這樣的記錄變得非常重要。
住在當地的好處是讓我可以逐步認識台灣認同的複雜性。義大利作家Antonio Gramsci 曾提過「歷史在人類心靈中留下的軌跡，是無法做完整的記錄的。」於是，我做了反向的反省性「思想考古」，以分析我在台灣五年的經歷。這是為何我在我的博士論文第三章中會逐步介紹問卷調查的變數。我會把每一個變數詳盡介紹（包括問題的目的及問法的選擇），這樣的做法，是為了讓讀者明白我結論的源頭，和這個「思想考古」的過程。
●資料來源
1.問卷調查表：
1997年發表的問卷調查表中有187個問題，共發出1千多份，最後根據回收的有效樣本中，總計得出4萬5千項回答資料。這份問卷調查，我花了5年的時間做構思，撰寫，翻成中文，發問卷及統計的工作。而這份問卷調查的工作也是我研究工作中花費最多心力的部分。
2.報紙：
對我而言，「報紙」是很重要的資料來源，台灣的傳播媒體，對我而言，滿自由的，也對「台灣認同」這個議題感興趣。可惜仍有部分媒體在兩岸關係與台灣認同這兩大議題方面仍無法脫離「主流」（正統）的概念。以致被困於所謂「主流」的氛圍中，發不出（非主流）不同的聲音。
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全國性或少數地方性的報紙上，會開放一小塊民意論壇供各地讀者發表意見，算是一扇傾聽不同意見的窗口。而令人惋惜的是，新的觀念或思想，卻常只是出現於副刊的文學專欄或地方性報紙。
3.學術性刊物：
在我的博士論文的第一章我會介紹。只是關於外省族群的學術性作品極少，算是美中不足之處。
4.其他：
在我的博士論文中，我會常常提到許多非學術性的資料，如：政治集會的傳單，博物館展覽活動的目錄與節目單，政府機關印行的海報，眷村內流傳的小報（退除役官兵委員會印行），「台北新家」的菜單…等，還有其他在因緣巧合的狀況下，尋得的好資料。這些非學術性的繁雜資料正好補充學術性資料不足之憾，以將外省人國家認同的問題，用來分析「全面性的社會現象」。
我的博士論文各章節思想的連貫
在我的博士論文第一章中我描述到「外省人」的名詞來源，與其所引申出的其他「意識型態」，這個形容族群的名詞是一個新的詞，在臺灣只有五十年左右的歷史，但也到了該步入末日的時刻。
為了深入了解這份研究的重要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從「族群認同」開始探討。
在第二章中，我將會分析在台灣社會中最近十年來「政治象徵」的鉅變，特別是與認同有關的社會化工具的改變，因為外省人受到數十年的政治性環境洗禮，所以今日我們必須從細微處探討才能釐清輪廓。以下，我將列舉六個例子：
1.三民主義思想的淡出與修憲：這兩個問題與政題象徵基礎的演變有關。
2.政治紀念活動的形式化與歷史教科書的改變：這兩個研究主題與國家紀念性的象徵有關。
3.蔣介石紀念活動的式微與當時總統 李登輝 先生的國家認同感的浮上檯面：過去與現代領導人的比較。
這六個問題，對外省人國家認同危機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從第三章開始，我們會深入報告問卷調查表，我打算討論如何選擇我的研究主題，並說明這份問卷調查表構思與發表的各個階段。
本章最重要的目的是讓讀者有辦法來檢視我的研究作法與結論的來源（在我研究報告的法文版中，我特別解釋了問卷中每個問題詞彙選擇的真正義涵，以便法文讀者明瞭問題的目的）。
第四、五、六章中，我綜合了問卷調查表回收後所得的結論。我的結論是，並沒有一個「外省人的共同體」，也沒有一個「國家認同」，「中華文化歸屬」，「台灣認同」與「兩岸關係的未來」的共識。
這六個問題，對外省人國家認同危機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從第三章開始，我們會深入報告問卷調查表，我打算討論如何選擇我的研究主題，並說明這份問卷調查表構思與發表的各個階段。
本章最重要的目的是讓讀者有辦法來檢視我的研究作法與結論的來源（在我研究報告的法文版中，我特別解釋了問卷中每個問題詞彙選擇的真正義涵，以便法文讀者明瞭問題的目的）。
第四、五、六章中，我綜合了問卷調查表回收後所得的結論。我的結論是，並沒有一個「外省人的共同體」，也沒有一個「國家認同」，「中華文化歸屬」，「台灣認同」與「兩岸關係的未來」的共識。
我將我的研究對象，分成六個不同的「組群」。不過，統獨問題並不是唯一的「分類變數」，當然也有很重要的世代問題。我觀察過李前總統執政後期外省人不可否定的台灣化現象。這是我很感興趣的議題，也花了最多心思想以可靠性的方式衡量這個現象，進一步了解其政治含義。而且，我個人以為，「外省人」這個名詞，已不能再使用於今日的這個族群身上，如何稱呼他們？我會在稍後提出我的一些淺見。
最後幾個想法
我研究的時間範圍：1988-1997年，從李登輝執政到我的問卷調查發表（1997年）正好是國家認同思潮風起雲湧的一年，也是李登輝執政後期國內政壇最最緊張的一年，其實，這個外省人認同危機的最熾點，也正是台灣化現象羽化的發展時刻，為了了解今日外省人的想法，當時的現象是非研究不可的。
我做的研究是分析外省人的「政治生態學」(une
ecologie politique des Waishengren)，我取這個新詞彙的原因，是為了找一個可以代表跨越性研究認同的新名詞。（高格孚／法國La
Rochelle大學中國暨台灣政治助理教授）
●作者介紹
高格孚 Stéphane Corcuff
生於西元一九七一年，二○○○年於法國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現職於Université
de la R ochelle教授「政治哲學與憲法」以及「臺灣政治」，在其母校教授「認同理論與臺海兩岸地緣政治」。
研究專長：認同政治、臺海關係。
曾任Mutations
asiatiques期刊總編、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台北分部研究員以及法國在台協會新聞組長。
二○○二年，在美編輯並出版。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Taiwan以及再國際上發表多篇關於臺灣的國家認同議題之相關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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