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者揭示中共求生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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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者揭示中共求生秘訣

方冰 ,  章真

2016.06.03 08:08

紐約—

美國經濟學家葛藝豪（Arthur Kroeber）最近出書《中國經濟：人人需要了解什麼》（China's Econom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對中國經濟崛起、未來走向，及其對世界的影響，以問答方式做了分析和闡述。其中還解釋了習近平試圖建立既利用市場發展經濟、又不斷強化黨的控制力的所謂“列寧式資本主義”，為什麼有可能在中國成功的原因。

“人們說了30 年、錯了30 年”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間，西方學者曾多次預言中國的一黨專制政體與市場經濟最終將無法並存，二者必居其一。但這一“最終”似乎一直沒有到來。長期居住北京的美國經濟學家葛藝豪，最近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對此作了分析，他說：

 “問題是學者們說了30年，也錯了30年。因此，問題是為什麼？如我所說，關鍵原因是中國共產黨的精英們，幾代以來對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一直有十分精確的了解。”

葛藝豪認為，中共深入研究了蘇聯崩潰的教訓，得出結論：為保中共長久執政必鬚髮展經濟。他表示：

“訣竅在於你如何為經濟增長提供足夠空間，同時又不損害黨的控制。在搞清何時何地允許更多經濟自由方面，他們一直做得很成功，既創造更多經濟增長、又不損害黨的控制能力。”

習的目標是列寧式資本主義

葛藝豪認為，習近平上台後設立的改革目標是建立列寧主義式的資本主義，即，利用市場發展經濟的同時繼續強化黨的控制力。他認為這一策略有可能成功，原因在於中國老百姓對中共統治的默認、中共鎮壓和物質改善兩手並舉的政策，以及中國中產階級的弱小和對現有體制的容忍。

 “中國人口的大多數現在還不是中產階級。如果你是中產階級的一員，首先，你從過去20年黨的經濟政策中已經獲取了巨大利益；其次，你知道如果在一個民主制度裡，如果明天舉行選舉，你中產階級一定會輸掉，因為你只有人口的20%到25%。”

他們雖然對現實生活表示不滿，但卻沒有改革政治體制的訴求，他說：“我們看到的證據顯示，大部分城鎮中產階級願意忍受目前的政治制度，當然他們看不到更多可行的替代方案。”

犧牲一點點控制他都非常不舒服

不過葛藝豪承認，他對習近平的過度控制和缺乏能力落實改革政策有些悲觀，“現在的問題是，習近平是一位哪怕為經濟增長犧牲一點點控制都會讓他感到非常非常不舒服的領導人，這使他跟鄧小平以來的其它中共領導人都不同。”

但是，葛藝豪還是對中國改革停滯的現狀保留著希望，認為習近平可能仍決心進行廣泛改革，只是眼下在政治上還無法做到。他說：“如果這一解讀是對的，我們會在19大後看到一些變化，因為習近平在19大有機會用他自己的人馬替換掉一大批官員，使他能夠改變經濟政策的方向。 ”

對葛藝豪的採訪實錄全文刊載於美國之音網站。

葛藝豪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實錄：

葛藝豪，本名阿瑟·克羅伯（Arthur Kroeber），是北京佳富龍州商務諮詢公司的研究總監，也是《中國經濟季刊》的主編。他的新書《中國經濟：人人需要了解什麼》由牛津出版社出版，以一問一答方式，解答了人們有興趣了解的許多有關中國經濟的問題，其中包括：中國的不平等現像有多嚴重？為什麼嚴重不平等沒有引起社會動亂？中國的腐敗有多嚴重？為什麼腐敗並為停滯經濟增長？習近平反腐是真的還是作秀？沒有政治改革伴隨的經濟改革能成功嗎？

記者：你的書回答了很多人想了解的中國經濟和政治問題。但是最近我們看到了不少中國高層的令人費解的跡象，也許你的書還沒來得及回答。比如，就種種顯然是逆改革而行的措施，《華爾街日報》的文章就質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究竟有沒有能力執行他自己制定的深入經濟改革的政策；美國的學術機構、媒體也在報導總書記習近平領導的中共中央和總理李克強領導的國務院之間，在媒體上公開暴露出的矛盾和相互指責。你在中國生活了10多年，研究中國經濟20多年，對中國有很多近距離的觀察和分析，你怎麼解讀這些現象？

混亂來自習近平自身的矛盾

葛藝豪：首先我要承認這確實很令人費解，你很難看到一幅清晰的圖畫，了解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要說，我仔細研究中國經濟25年，雖然他們（中共高層）總是有政策方向的內部辯論，也有分歧，有時還很激烈，但這次是25年來我能記得的第一次、對政府基本政策產生這麼強烈的混淆感。

對我而言，這並非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的分歧，而是習近平本身議程的混亂。了解這一點的最簡單辦法就是回顧一下1979年以來的中國經濟改革史。在中共黨內總是存在著兩大目標的平衡問題。目標之一是保住共產黨的權力，防止任何對手力量的崛起；目標之二，一直是要最大限度地達成經濟增長。

有時候這兩者是衝突的，因為如果你必須行使更大控制，也許對經濟增長是件壞事；如果你放手讓經濟增長，又可能壞了你的控制。但是我覺得，許多年來，中共領導人在平衡這兩大目標上做得很成功，願意犧牲一點對經濟的控制，以獲得經濟增長。這好像是他們成功的的秘訣。

但現在我們看到的問題是，習近平是一位哪怕為經濟增長犧牲一點點控制都會讓他感到非常非常不舒服的領導人，這使他跟鄧小平以來的其它中共領導人都不同。

你可以看到兩年半前顯然是習近平和他親密同事起草的改革文件，即三中全會決議，也就是60條改革文件。從很多方面看這確實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改革議程，但也包含了基本矛盾：一方面，該文件說，市場要在資源配備中起決定作用，但緊接著在下一頁，它又說，我們重申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現實是，如果保證國企的主導地位，市場就不能起決定作用；如果市場要起決定作用，就不能保證國企的主導地位。因此，在習近平的改革計劃裡就存在著一個非常基本的矛盾。人們看到這個矛盾導致股票交易市場的混亂，這個矛盾也在最近令人費解、顯然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之間的一場辯論中顯現出來。

李克強並不贊成放債促增長

問：你說你有25年來的首次混淆感，是否與日前被認為是習近平近臣的那位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有關？那篇文章好像把矛頭對準了國務院，批評現行經濟政策，承認經濟增長會走一個很長的L型。可以一般理解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是主張改革的，但確實不理解為什麼今年以來又走回了刺激增長的老路？

葛藝豪：這就是難以理解之處。權威人士的批評之一是用放債刺激經濟是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你現在不能說這是李克強的主意。因為在過去兩年裡，凡是跟李克強交談過的人，他們的反應都是李克強對高速增長並不感興趣，他願意低速增長，只要就業情況良好，只要結構性改革能改善生產力就好。在他跟政府官員、談判對手的公開和私下談話中，這一點一直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因此，非常令人費解的是，文章批評用放債刺激經濟，這怎麼可以用來批評李克強呢？他並不贊成這樣的做法。對於外部觀察者來說，似乎很清楚的是，為什麼國務院現在會願意不惜代價追求高增長？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因為我們已經進入2017年秋要召開中共19大的衝刺階段，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希望可以在大會開始時讓自己處於盡可能強的地位，也就是說，經濟必須處於良好狀態，如果經濟處於不良狀態，將在這個非常重大的時刻削弱他的地位。當然，我同意這場論戰到底怎麼回事是令人費解的。

平衡保黨權和促增長是中共生存秘訣

問：在你的書裡最讓我感興趣的問題就是，“中國是否可以在不進行政治改革的情況下獲得經濟改革成功？”你在書中表示，西方政治家有關市場經濟與專制政治制度最終無法並存、二者必居其一的理論，在中國被證明是錯了。為什麼？

葛藝豪：許多觀察家都認為，列寧式一黨專制國家和生氣勃勃、牛仔式的資本主義，是內在不穩定的組合。我認為這種觀察是完全正確的。顯然，你難以將兩者結合在一起。對於有人認為這兩者的結合無法持續也完全合理。但問題是，人們說了30年，他們也錯了30年。因此，問題是為什麼？如我所說，我認為關鍵原因是中國共產黨的精英們，幾代以來對經濟和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一直有十分精確的了解。

他們對蘇聯崩潰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們得出的結論之一是蘇聯崩潰是由於對經濟管理不善，過於集中、過於停滯，他們沒有從其經濟中的私營部門獲得足夠的活力。過去20年他們已經理解，為了共產黨長久生存必須容忍並鼓勵一個有活力的經濟。訣竅在於你如何為經濟增長提供足夠空間，同時又不損害黨的控制。在搞清何時何地允許更多經濟自由方面，他們一直做得很成功，既創造更多經濟增長、又不損害黨的控制能力。長遠來看，由於你讓經濟得以增長，從而提升了黨的合法性，人們會說他們在管理經濟上做得不錯。許多年來它一直很成功。

我認為，現在我們處於一個不同的階段，這使平衡政治與經濟目標更加困難。不同之處在於，直到最近，許多經濟活動都是建設性的，建基礎設施、公路、港口、鐵路、飛機、機場、發電供電系統等。在這個發展階段，較大的國有部門和許多國家的指導確實有幫助，因為你需要建大規模項目，不必實現立即的財政回報，卻有長遠的經濟利益。因此，只要這部分仍在經濟增長中佔大比重，大的國企與市場就能共存。

問題是現在我們處於用基建促增長的終點，未來無法再從建公路、發電廠、鋼鐵廠中求增長了。幾乎所有增長必須從更大的效率中產生，為此，你需要更多市場，更多競爭，更多私營部門，需要更少國有部門。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黨就更難平衡政治與經濟目標。我認為這就是我們談到的為什麼會出現那些難以理解的事情。

大部分中產階級願忍受現有政體

記者：你在書中寫道，習近平自上而下的改革計劃目的是要建立“列寧式資本主義”，即列寧主義一黨專制的政治控制和市場效率驅動的經濟的結合體。你認為他有可能成功的原因是中國老百姓的默認、當局鎮壓和物質改善的兩手並舉政策、中產階級沒有政治改革意願。能不能詳細解釋一下？

葛藝豪：中國的中產階級確實是個有趣的話題，中國有一個很大數量的城鎮消費群體，他們有很好的收入，他們成長得非常快，他們購買商品和服務的範圍比過去更為廣泛。如果你在中國做生意確實會非常興奮，想搞清新興中產階級的需求在哪裡。但是，在政治方面也很重要，中國之外的許多人有一種觀點，認為隨著中產階級的壯大，自然會要求在政府裡有更大的聲音，這將成為實現民主的力量，或對政治的更大參與，但實際上情況並非如此。

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所謂中產階級，實際上是個精英群體，即便是最寬泛的界定，可能人數也不超過3億，也就是不足總人口的四分之一。這已經是高估了，我認為很可能在1.5億到2億之間。但無論怎麼算，他們都是人口中的少數。人口的大多數現在還不是中產階級。如果你是中產階級的一員，首先，你從過去20年黨的經濟政策中已經獲取了巨大利益；其次，你知道如果在一個民主制度裡，如果明天舉行選舉，你中產階級一定會輸掉，因為你只有人口的20%到25%。

不過，中國的中產階級，我認為，已經成功地在一些議題上施加了壓力，比如環境保護、食品安全。他們表達了他們的關切，不要可怕的空氣、不吃有毒的食物，這些都對政府政策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中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已經存在，但其存在更多是通過這些具體議題，而不是通過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廣泛運動。

問：你在書中用了一個有趣的詞“默認”，就是中國老百姓對政府、對體制有很高的默認度，雖然他們有很多冤情，但大部分是針對地方政府的，而非針對政治體製本身。這樣的結論是怎麼得出的呢？

葛藝豪：默認，是的，這是個很有爭議的話題，因為民主製或開放體制的呼籲者會說，我們不知道中國的老百姓在想什麼，因為那裡沒有選舉，我們可能不相信民調，因為人們不會對調查者說實話。我的看法是，我們有一些高質量的學術機構的調查，是由國內和國際的學術機構做的，我認為是對城鎮居民所做的比較一致和可靠的民調。這些民調顯示，雖然他們對腐敗、收入不平等、環境有很多關切，可以說他們對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不滿意，但是，我們看到的證據顯示，大部分城鎮中產階級願意忍受目前的政治制度，當然他們看不到有更多可行的替代方案。

現有政體還會續存10 年

問：那麼如你書中所說，你還是認為“習近平的'列寧式資本主義'戰略，即市場經濟和獨裁政治體制的獨特結合，有很大機會會獲得成功，至少在習近平2022年任期結束前？”

葛藝豪：我必須說，我的書是6個月前完成的，如今事情發展很快，我在繼續調整看法，我比過去多了一些悲觀。原因是習近平看上去基本上像個事無鉅細、對控制高度重視的領導人。改革時代的最成功的領導人鄧小平和後來的江澤民，他們也管事，他們有智慧，對輕重緩急處理得很明智，他們當然對一些事情也絕對想控制，如軍事，但是許多其它領域他們樂於後退一步，讓它去，如果事情沒有按照自己的想法而出現失控，再出來干預。但是，他們願意對許多方面的事情採取放手不管的做法，但習近平似乎不是這樣的領導人。

中國是個巨大的國家，有14億人，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大約有數以百萬計的從事各種事情、具有各種規模的私營企業，數十萬縣市地方政府，這不是頂層幾個人就可以控制的國家，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想控制太多，那麼結果不會很好。現在下面的人很怕上面說什麼、幹什麼，所以他們寧可什麼也不干。過去幾年我們已經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地方政府和私人企業中越來越多的人不再願意追求企業家精神，因為太危險，不做事最安全，不會被上面批評。不過我還是認為，不管善與惡，很可能的是，現有的政治安排還會繼續存在10年。但是我認為，風險已經升高。

問：國企改革是中國深化經濟改革的關鍵之一。但習近平到東北視察國企時卻鼓勵他們要做大做強；清華大學法律教授高西慶在紐約說，過去兩年來有的國企又重新奪回了朱鎔基時代被打破的壟斷地位。這究竟是改革還是反改革？

國企改革最令人失望

葛藝豪：我必須說，兩年半前的60條改革文件中列出的所有經濟改革內容，到目前為止，國企改革是最令人失望的。如果你看一下2013年底、2014年初出台的國企改革目標，方向非常清楚，就是要讓國企所有權多樣化，讓私有企業入股，雖然屬於少數地位，但其含義是從少數開始，然後至少一些地方上的小國企最終完全私有化。有很多討論是關於基建項目建立公私伙伴關係的，先讓一些所有權脫離地方政府，讓更多私營部門介入，還有很多討論，談論清理、精簡，以及將國企剝離到它的基本功能，明確界定商業和公共服務國企的區別。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如加大國企改革，讓它更集中、讓它在國企功能上變得更好，讓它部分功能私有化。

但是，如果看看過去兩年的情況，那些計劃的任何一點都沒有落實。最後一份國企改革的文件是去年9月份下達的，基本上放棄了所有有關私有權的內容。就像高西慶所說的，更大的重點是鞏固大的國企，讓它變得更大。我想，從理論上，他們可能是想在國際上爭世界第一，因此，越大越好。而強調財政上的效率和公私合作的所有權的改革已經基本上放棄了。我確實覺得很難解讀發生了什麼事。

我想，有兩個可能的解讀。第一，習近平和他的同事們仍決心對國企進行廣泛改革，但眼下在政治上他們還不能做到。如果這一解讀是對的，我們會在19大後看到一些變化，因為習近平在19大有機會用他自己的人馬替換掉一大批官員，使他能夠改變經濟政策的方向。這是一種解讀。第二種解讀是，最終經過對這個問題的考慮，習近平對國企有一個更大的看法，他確實認為更大的國企會更好。如果他真這麼想，我非常失望。

習近平反腐有多重目標

記者：在國企改革上也許我們還要觀察，但習近平領導的反腐應該說高潮已過。你在書中分析了中國的腐敗，80年代是改革的副產品，現在就是掠奪。你在書中說道，周永康是目前被判刑的最大貪官，但外電報導溫家寶、習近平家族也擁有巨大財富，一般認為，在中國，為官的誰也不干淨。那麼你認為習近平反貪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葛藝豪：我的看法是反腐運動從開始就有多重目標，證據很好地證明這點。在最簡單的層次上，反腐運動是習近平為了消除某些重大政敵，如周永康、薄熙來。在比較微妙的層次上，是為了消減其前任江澤民、胡錦濤的權力網絡的影響力。因此我們看到胡錦濤的大內管家​​令計劃被起訴，我們看到許多接近江澤民的將軍被起訴，最近有跡象顯示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可能不是被起訴，但顯然成了調查的目標。因此，有政治因素是很清楚的。

當然還有其它目的。首先，不光習近平，整個黨內精英都很明白，到2012年，腐敗已經失控，成為損害國家的一種威脅。如果中共要繼續生存，就必須嚴明紀律，從整體上減少腐敗。另外，從改善黨的公共形象和合法性的角度，在體制內清理腐敗也非常重要。事實證明，中國的老百姓是歡迎和讚揚反腐的。

我也希望或認為反腐的目的之一是為經濟改革去除障礙。我想，有大約20個國企負責人被逮捕，不少地方官員可能在不同領域阻礙改革。因此，反腐是改變政治版圖、順利進行經濟改革的一種努力。但是，我也說了，現在難以判斷。因為我們確實不知道改革到底要改什麼。

問：你在書中說，在中國改變發展模式的時候，現在腐敗成為新的效率模式的最大障礙。但是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如何人想做任何商務項目和活動，似乎根本無法離開拉關係、走後門、送禮賄賂等腐敗活動。

葛藝豪：是的，我認為這是我們在分析中國時非常困難的問題之一。比如胡舒立領導的《財新》編輯部，一年前他們開始面對這個問題，他們的調查記者想揭露腐敗問題，但是他們也支持自由市場、更私有化的企業。他們發現基本上中國每一家私人企業都做過一些違法的事情，因此他們認為這裡有個原罪的問題。這一概念是，每個企業要想建立必須做某種違法的事情，那我們就接受這個條件，然後問題是在犯了原罪之後，你是不是還繼續做。作為調查記者我覺得這是不錯的思考方法。

從我作為經濟學家的角度，我看到這個80、90年代，甚至到2000年，很多腐敗是改革的副產品，一般來說是有益的。在一些改革沒有完成的領域，製造了一些套利機會，但當改革完成後，隨著這樣的機會的消失，腐敗也沒了。但過去10年情況不同，幾乎所有腐敗都與建設項目有關，實際上就是盜竊。當然中國並非特例，世界上所有國家在建設項目上都存在腐敗問題。

但是我前面已經說了，現在的問題是建設項目階段已成過去，中國未來的增長必須從生產力、從效率、從做正確的事情、從滿足消費者需求中來。因此，關於腐敗沒有任何一點好處可言，你不能說腐敗還是有利的、是必要的惡、是可以容忍的。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腐敗開脫，它就是惡。在這個意義上，當習近平說我們必須從整體上減少腐敗，那麼，這是中國必須做的正確的事情。但是問題是，你在減少了腐敗以後，是不是允許人們有自由去做他們需要做的事情？這一點現在則還不很清楚。

記者：謝謝你接受美國之音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