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現象揭示美國政治“三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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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現象揭示美國政治“三脫離”

何清漣

2016.05.07 04:53

印第安納州初選結果出來之後，共和黨亂了陣腳，一直在慘淡堅持的克魯茲、卡西奇相繼宣布退選，一些共和黨著名人物則明確提出要“叛黨”，其中幾位乾脆聲稱要支持民主黨希拉裡·克林頓。選舉政治以選民意志為基礎，如今這情形不知應該形容為精英不了解本黨選民需求，還是應該形容為基本盤對精英的叛離？

美國政治與媒體精英多層次脫離普通美國人的要求，在2016年大選的提名人之爭中已經顯露無遺。

第一層次脫離：精英階層對普通美國人的生存焦慮失去痛感

美國故事當中最吸引全世界的當然是一些平民（包括移民後代）成為巨富的故事，這樣的人有比爾·蓋茨、索羅斯、Google創始人布林、股神巴菲特等。有人曾這樣形容美國：這是插根樹枝就能長出一棵樹的國家。美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曾讓中國人努力追趕。

但這些早成為過去式。今年3月，我在《川普現象背後：美國中產階級在萎縮》一文中，指出川普之所以能夠得到不少共和黨選民的擁護，主要是緣於美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變化，中產階級正在減少。20世紀50年代初，中產階級人佔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人數已不到全國人口的一半。4月22日，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帶來的警示更強： 2015年全美共有8141萬家庭，全家無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萬，比率高達19.7%，意味著美國每五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沒有人工作。

美國民主黨應付這種狀況的方法就是增加稅收、擴大福利供給，即所謂反貧窮戰爭；共和黨的傳統方法就是減稅並刺激經濟以增加工作崗位。前者被認為是政治正確，民主黨的票倉因此成了各種弱勢群體的雲集之地。這倒並非是弱勢群體短視，因為全世界都陷入了一個認知陷阱，認為支持福利主義的左派較能促進基層福祉、縮窄貧富差距，而支持自由市場的右派則只顧經濟發展，漠視窮人死活。

後來美國學者發現，自從1964年美國的“反貧窮戰爭”開始，福利開支飆升，貧窮率卻停滯不下，基尼係數還從1964年的0.36攀升至2010年的0.44。現實讓一些研究者意識到，社會成員如果對社會福利產生倚賴，將製造長期貧窮，開始嘗試從“認知陷阱”中往外爬。

奧巴馬在當政最初的五年當中，不斷擴大福利開支，結果也不得不在2013年承認，美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2015年11月的共和黨總統初選辯論中，當主持人問最支持自由經濟的蘭德· 保羅（Rand Paul），貧富懸殊問題值不值得關心時，保羅勇敢地回答：“當然值得關心。哪些地方的貧富懸殊最愈演愈烈？是民主黨執政的城市、民主黨執政的州份、民主黨執政的國家。”

美國與歐洲相比，福利主義的傳統要弱一些，人們對依賴福利度日的消極後果也清醒一些，在降低貧困的手段上，共和黨選民中有七成以上的人反對割富人的“肉”來向窮人輸血。這就是川普在競選中承諾要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不是許諾更多的福利，也能獲得大批低收入工薪階層支持的原因。

第二層次的脫離：在對國際社會負責與本國人民負責之間失去方向

自二戰以來，美國肩負世界領導者的重任，出錢出力甚至犧牲本國人的生命為世界提供“國際秩序”這一公共品，全世界都是受益者，但咒罵美國管得太寬的國家不止獨裁者俱樂部成員，包括法德等一眾盟友。美國人對此頗有怨言，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將國內事務置於比國際事務更重要的位置上。

皮尤調查5月5日公佈的一項民意調查很好地證明了川普支持者與希拉里支持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區別。根據該報告，57%的美國人希望美國解決自身問題。他們還表示，希望其他國家也能盡最大努力解決自身問題。持這種看法的人，共和黨中有62%，民主黨人中只佔47%。與此相關的是：共和黨人認為敘利亞與中東難民是威脅，而民主黨人則持歡迎態度。

在此需要簡單回顧一下美國外交政策的發展軌跡。

美國立國之後，長期奉行開國總統華盛頓確立的孤立主義原則：“在擴大我們的貿易關係時，美國應該盡量少同外國發生政治上的牽連。”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民主黨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試圖努力改變美國的孤立主義外交原則，1918年他向美國國會提出著名的“十四點計劃”，提出通過建立國際聯盟來實現國際合作和保障世界和平的設想，以多邊主義替代單邊主義的外交政策。所謂“多邊主義”外交設想顯然與美國傳統的孤立主義外交原則相背離，其實質就是大多數西方學者稱之為的"國際主義"。此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就開始轉向了國際。國聯、非戰公約、聯合國、冷戰，美國的國際責任已經形成了一種傳統。但這種傳統在911之後受到了美國民意越來越多的懷疑。

皮尤調查中心《2013年美國世界地位調查》顯示，美國參與國際事務受到的質疑明顯增加，52%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在“國際上少管閒事，讓其他國家自己處理好關係”。在2004年，支持美國退出國際事務的比例僅為20%；911恐怖襲擊發生後的2002年，該比例為30%，此後一直穩步上升，2009年高達41%。今年5月5日剛出爐的皮尤調查，這一比例比2013年的52%又上升了5個點。

第三層次的脫離：美國外交政策符合國際期望，但與美國選民不一致

世界各國政要對美國大選的關注從來就不像2016年這樣高。在阻擊川普競逐總統提名人中，就連西方政要都不再持守觀戰的紳士風度，而是直接加入輿論戰，表達他們對希拉里·克林頓的支持，希望她能夠勝出，並保持美國外交政策的穩定性，延續她當年任國務卿時的美國外交方向。

而川普就非法移民、穆斯林以及外交策略的發言，內有美國政界及外交界人士，外有歐盟與中國朝野的強烈批評，認為他如果當選，將讓國際秩序捲入歷史性災難。英國首相卡梅倫的發言人曾表示，川普的言論“造成分裂、沒有幫助且根本是錯的”，卡梅倫“完全不苟同”，甚至有英國民眾發起一份“拒絕讓川普入境英國”的請願書，送交英國國會。

不少穆斯林國家也認為川普的言論特別令人反感，埃及、巴基斯坦兩國的宗教組織紛紛發表譴責言論。印度尼西亞外交部公開表示對川普的反感。中國官方學者與媒體乾脆表示，希拉里當選，有利於中美關係穩定。更極端的批評是稱“川普支持率長盛不衰，顯示出美國選舉政治的'娛樂化'傾向”。

其實，世界各國如此，無非是希望美國繼續承擔國際責任，比如有強大的美國軍力，歐盟等西方國家可搭美國的便車，節省國防開支。比如德國在和平環境中不斷提高的福利舉世羨慕，結果是軍備廢弛，德國戰機老舊疏於維修，半數無法起飛。

最戲劇化的場景是各國踴躍趕簽《巴黎氣候協議》的場景。這一由195國於2015年12月12日在聯合國氣候峰會中通過的氣候協議；將取代京都議定書，冀望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趨勢。美國總統奧巴馬雖然簽署與批准了該協議，但其履行責任卻是下屆總統。希拉里承諾通過並加強該協議，而川普則猛烈譴責《巴黎氣候協議》。本來簽約期限為一年，但2016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171國在聯合國總部簽署《巴黎氣候協議》，創下單日最多國家簽署協議的紀錄。各國之所以如此踴躍，是想造成既成事實，讓川普不能改變主意。

但共和黨選民的想法與精英及各國政府的想法不同，希望美國政府多關注國內。川普正因為其主張孤立主義、反對非法移民、提倡實利外交而備受民主黨攻擊，在共和黨內也飽受排斥。恰恰正是這一點，是川普今年在提名人選戰中備受歡迎的原因。

在傳統媒體主導輿論之時，美國人民這些想法因“政治不正確”而被傳媒有意忽視，沒辦法化成公開輿情。但2016年不同於以往，在2012年大選中成為重要輔選戰場的Google，以及facebook Twitter等社交媒體主導了選情，成為眾多選民獲取關於選舉信息的重要渠道。據Google的數據顯示，在今年各州初選開始以前，Google旗下的YouTube上關於候選人和議題的視頻播放量高達1.1億多小時，是CNN、MSNBC和Fox News這些大型電視新聞網所有關於本屆競選報導的100倍。

最後回到一個基本問題：美國總統是美國人民選的，美國政府也是美國納稅人供養並支撐的。美國人民選自己的政府，究竟應該以本國人民的利益優先，還是以照顧國際社會（比如接納難民、非法移民、世界扶貧等）優先？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只能訴諸每一個公民的理性認可。那種認為“贏了選票卻沒贏得民心”，美國政治中那種堅持精英意志高於選民意志，強迫選民接受“政治正確”的政治觀念，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之後，確實應該認真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