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宜康：當我們選擇用最簡單的手段，去解決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
主席各位同仁，我今天暫時不邀哪一位官員來質詢，跟各位報告我對這個刑法修正案的意見，我首先要對提案的委員表示敬意，因為他們迅速反應的去反映這個社會的民意。
但是這也是我比較擔心或害怕的部分，也就是在這個社會群情激憤的時候，我們用最簡單的方式，我們其實用了最便利的方式，去解決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
我不認為在今天台灣這個社會，我們夠資格，就本來已經有死刑的罪名，再去侷限或者限縮法官裁量空間，也就是說，我們意圖讓法院判決死刑的可能增加這件事情，在背後要有足夠的社會制度、政策、能力作為支撐。
我們必須要誠實告訴這個社會、或者我們必須要勇敢的、或者要有勇氣的、或者要能光明正大的告訴這個社會，我們已經窮盡可能防止他發生，否則，恐怕只是把責任推給法院的判決。
我先跟各位講一個大家可能都還印很深的例子，就是江國慶。
江國慶在1996年9月12號，因為一個小妹妹（五歲的女童）被姦殺了，很快地就軍法判決然後就槍殺了，1996年9月12號發生的案子，他在1997年8月13就槍決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我們現在都知道他是冤枉的，那年江國慶21歲，一個正在服兵役的阿兵哥。
再往前推，我不曉得各位是不是還記得另外一個例子，1986年有一個那個時候叫吳鳳鄉（現在叫做阿里山鄉）的曹族（現在叫做鄒族）18歲青年湯英伸，1986年那一年我還在念大學，我們台灣這個社會還在戒嚴。
他在1986年初經過仲介介紹，他為了這個工作欠了仲介3500元（被扣在仲介那邊），去一個洗衣店工作，工作了九天，他每一天工作的時數是17個鐘頭，這17個鐘頭換取的報酬是200元，他想要離開，但是他的身分證被雇主扣留。
九天之後，他在酒後跟雇主發生衝突，把雇主夫妻、跟一個2歲的小女兒通通殺死，這是多麼令人髮指。
因為他的工作覺得自己被苛扣了，覺得自己被剝削了，他是一個到都市來謀職的原住民18歲青年，這個案子1986年1月25號發生，經過司法的判決，在1987年5月15號他被槍決，他在被槍決的時候拒絕施打麻藥，他說，這是他應得之罪，他要承受這個痛。
過了兩個月之後台灣宣布解嚴，他是在那個時候被槍決的最年輕的死刑犯，只有19歲，離案發不過一年多一點的時間，符合社會的期待，希望趕快判死刑趕快槍決。
第一個案例江國慶，事後被證明是冤枉的。第二個案例湯英伸一點都不冤枉，他在案發之後就到警察局去投案，他承認他殺了包括這個2歲小女童，就算雇主在怎麼剝削他，這個2歲小女童何其無辜，但是他是酒後衝動。
如果只是這樣，我們不會看到有這麼多，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槍下留人的這一張聯署書上面，除了原住民、除了那個時候的一些政治人物之外，我可以唸出在連署書上，連署希望能夠槍下留人，希望能夠讓這個青年在接受極刑之外的重罰後，尚能有一個面對自己的生命，去悔悟、學習和成長的機會，能夠在司法革新聲中，能夠寬厚體恤之人，能夠消弭民族間的怨恨。
這個連署包括胡德夫，包括江春男（就是本會江啟臣委員的叔叔），包括王杏慶（就是南方朔），包括楊渡、包括羅智成（是後來國民黨市長的新聞局長），包括劉克襄，包括楊憲宏、包括郁天聰、包括曾祥鐸、包括王曉波、包括胡佛、包括蕭新煌、包括陳映真、包括高信疆、包括黃春明、包括王禎和、包括蔣勳、包括李乾朗、包括馬以工...這些人其實是不直接參與政治，但他們都有同樣的社會清望，他們或統或獨、或在文化界、或在學術界、或在從事社運工作。
但為甚麼對於一個這樣的（如果用現在常常用的名詞，叫做「慘絕人寰」、「毫無人性」）的這位原住民青年要槍下留人？
因為他們都看到這個命案備案複雜的社會結構，他們看到這個命案背後原住民族群受到的歷史、受到的社會、受到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剝削，也因為這個事件，我們重新去思考我們對待原住民的態度。
那時候不叫原住民，那時候叫山胞，阿里山鄉叫吳鳳鄉。那個時候我們的國小課本還在讀一個假造出來的一個神話，叫吳鳳被原住民殺害，那時候不叫鄒族叫曹族。
為甚麼？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命案的發生背後，他會有非常複雜的社會因素，所以這些人站出來要求能夠槍下留人，重新去檢視那樣複雜的社會因素。
然後我們經過這麼多年，江國慶命案到現在20年了，湯英伸命案到現在30年了，我們這個社會到現在可以勇敢的，或者毫無羞愧地，告訴這個社會，或者告訴全世界，說我們有資格能夠比現在要施行更嚴厲的法律嗎？
我簡單的提幾個數字，我們台灣現在每一年精神就診的人數超過230萬人，我們人口的10%阿，這裡面包括精神分裂、包括情感性的精神病、包括酒精藥物成癮、包括精神官能症、包括人格異常。
我們領到重大傷病的證明，就是這些精神病，現在是超過20萬張，我們的醫療系統，包括我們現在有的《精神衛生法》，足以去處理問題嗎？我們除了案發後把責任推給那個家庭，那我們政府的責任呢？我們修法的責任呢？社區呢？
在社區發生的，我們現在社區精神病人的關懷，被關懷數大概每一年14萬人，但甚麼叫社區關懷？大概每一個縣市、每一個行政區1～2個人在負責這個工作，他們的案量是超高案量，然後每一個案，大部分都一年之內就結案，為甚麼？因為沒有人力去處理。
即便是面對叫做身心障礙輔導的社工，我們身心障礙沒有分障別耶，沒有分障別，他們怎麼有那個能力、能量去處理對社區有可能造成危害的，這些重度或者極重度的精神病患？
我跟各位報告，這些重度或者極重度的精神病患，是占所有的精神病患（如果我的數字不對的話，衛福部請指正）大概是17%左右，我們的這個社會，認真的去處理這些問題了嗎？
我不知道。
所以我面對這個修法案，我深刻的面對我的良心，面對我自己的職責，我不得不提出的質疑。
是！這個社會非常憤慨，這個社會希望看到殺人者能夠立刻伏法，這個社會希望即便我們不能預防，但是當他發生的時候，我們可以用最直接，或是最符合大部分人心目中的公平正義的標準，去處理這個凶手。
但是，當我們用這樣最直接的、最簡單、最容易滿足大多數人期待的手段，我們是不是忘記了，我們這個社會沒有提供這些家庭，沒有提供在這個成長過程有可能是先天、也有可能後天扭曲的這樣一個人格，提供公平的機會？
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制度，是不是盡到責任？
我拜託各位，在審這個修正案的時候，我們可以捫心自問，我們是不是都盡到了所有窮盡可能的預防的手段？
如果不是，我要請大家從・長・思・考・謝謝。
There are endless social issues which could be labelled "unfair." The point is how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before Utopia establishing.
回覆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