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巴馬廣島行，喚醒歷史深處的幽靈
歷史DAVID
E. SANGER2016年5月12日
華盛頓——幾十年來，廣島和平資料紀念館如同70多年前原子彈爆炸後的唯一倖存者一樣矗立着，來到這座的冷森森的穹頂下，參觀者彷彿走進了一個混合著無法言說的悲劇和歷史失憶的世界。
歐巴馬總統本月即將訪問的這座紀念館代表着一種幾乎是所有日本人的共識，認為廣島是一場沒有必要的暴行的受害者——父母和孩子燒成灰燼、千萬人斷送生命、一代人遭受輻射毒害。
然而，是什麼最終導致了這個恐怖事件，附近的博物館陳列卻基本上保持沉默。當時，日本戰爭機器肆虐亞洲已經10年，直至那個改變了20世紀歷史的早晨。
對於二戰時期的美國人和很多他們的子女來說，廣島卻是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中的主角。他們認為，哈裡·S·杜魯門總統投下原子彈的決定挽救了數萬美國戰士的生命。如果進攻日本主島本州島，那些美國人很可能就要命喪沙場。要是去問那個時代倖存下來的老兵——他們從硫磺島一路浴血奮戰到沖繩縣，而且知道接下來等待他們的會是什麼——他們毫不認為有必要反思杜魯門總統的決定，在造成2000萬亞洲人喪生的日本戰爭行為和終結了這場災難的原子彈的恐怖後果之間，也沒有什麼道德上的可比性。
歐巴馬總統決定在這座著名的穹頂下發表講話，邁出了他之前11位美國總統都迴避了的一步。僅僅是踏上廣島，就意味着他別無選擇，只能在日本和美國兩國民眾強烈衝突的歷史記憶的雷區中謹慎地穿過。
戰爭的劫灰之後，兩個國家締結了堅實的同盟；而關於歷史的兩種截然相反的解讀，卻總是帶來干擾，有時盡在不言中。而今天，儘管兩國都存在一些引人矚目的不同意見，這些解讀卻仍然冰封於歷史之中，就像刻在核爆點旁堤岸石階上的那道陰影一般——留下那道陰影的，是爆炸發生時一個坐在石階上的可憐人。
週二，美國政府堅定表示，歐巴馬總統不會在廣島道歉。他不會去事後質疑杜魯門總統在廣島投放原子彈的決定，也不會質疑三天後因為天皇拒不投降而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的更具爭議的決定。
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本傑明·J·羅茲(Benjamin
J. Rhodes)週二寫道，「這次訪問會是一個契機，緬懷所有在戰爭中喪生的無辜的人。」歐巴馬在上任之初曾說要建立無核世界——一個他後來發現比想像中更難實現的願景。對他來說，此行也讓他有機會在任期的最後幾個月告訴世界：廣島悲劇重演的風險並未遠去。
這也可能是跳入那個歷史大斷裂的好時機。廣島事件催生了一批偉大的作品——最早在1946年，廣島還是一片廢墟之時，約翰·赫西(John Hersey)就在《紐約客》上發表了一篇無與倫比的報導——也激發了20世紀最深刻的道德辯論。今天，「埃諾拉·蓋伊」號轟炸機飛越城市的高空並投下炸彈的那個早上倖存下來的人，比仍然健在的美國老兵更加鳳毛麟角。老兵們都已年過九旬，他們相信，同樣是那顆原子彈，他們的生命因而得救。
新近的展覽提醒着遊客們，廣島當年被鎖定為攻擊目標，絕非偶然，而是因為它曾是日本戰爭機器的繁忙的製造中心。「有人認為，每當我們想起那次轟炸的時候，也理應想到那場戰爭，」廣島市市長在1994年參觀新展覽的時候對我說道。那時，日本右翼人士還竭力反對新展覽開幕。
但即便是在22年後的今天，日本對戰爭的洗白式解讀還在教育着他們新一代的學生，避免對引發太平洋戰爭和南京大屠殺的決策追根究底，也不過多探討「慰安婦」是否是由日本軍方所組織的這一問題。廣島的鮮明形象，已經和日本對轟炸之前的歷史的委婉敘述緊緊地聯繫在一起，讓美國人更加強烈地感到，日本從未像德國那樣直面他們的過去。
很多日本人說，美國也是一樣。他們猶記，1995年，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舉辦「埃諾拉·蓋伊」號轟炸機的首次展覽，紀念二戰勝利50周年。那時，美國老兵強烈反對冷靜檢討投擲原子彈的決定及其後果，以至於國會舉行了聽證會，博物館的主管被迫辭職。展覽內容被嚴重刪減。直到今天，赫赫有名的B-29被安放在杜勒斯國際機場(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外的史蒂文·烏得沃爾哈齊中心(Steven F. Udvar-Hazy
Center)，任何關於原子彈投擲所帶來的短期和長期的恐懼的討論都還是草草而過，其背後的歷史也仍然充滿爭議。
「參加過二戰的美國高級軍方領導都十分清楚，當時日本已經瀕臨投降，因此投擲原子彈是沒有必要的。此外，他們當中很多人都認為，傷及如此多的無辜平民有違道德。那些對這一記錄毫不知情的人對此一定會非常吃驚」，加爾·阿爾佩羅維茨（Gar Alperovitz）去年在《民族報》（The Nation）中如是寫道。加爾正在領導一場運動，試圖修正美國自身的歷史解讀。
從現在到5月27日歐巴馬總統正式訪問廣島期間，一個重要的問題將是，美日兩國自1995年以來對待這一歷史事件的態度有何轉變。
「我認為日本對歷史的態度並沒有真正的改觀，至少，右翼分子和那些堅決否認日本曾在亞洲發起破壞性戰爭並堅稱日本自身才是受害者的人的態度沒有改變」，麻省理工大學的理乍得·塞繆爾斯教授（Richard Samuels）說道。他著有一些關於日本軍方的書，觀點鞭辟入裡，並圍繞日本軍隊探討了日本戰前與戰後的文化。「對這些人來說，歐巴馬總統此次的訪問不過是他們重申觀點的一個契機罷了。」
塞繆爾斯先生認為，要預測美國民眾的反應會更加困難。值此總統大選之際，「這無疑是給那些認為廣島是歐巴馬道歉之旅下一站的人提供了充足證據。」
但是，要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對1945年太平洋戰爭最後幾個月歷史的質疑越來越強烈。根據一些統計，當年3月的東京大轟炸奪去了近10萬條生命。另外，很多對投擲原子彈的決定持質疑態度的人都曾問過這樣的問題：要測試新武器的威力，為什麼不挑選無人居住的區域？
但塞繆爾斯先生認為，最大的改變也許是由於沒有證人。20年前，「最偉大的一代，同時也是對二戰有着最生動記憶的一批人，都還活着。」
而如今，這批人已所剩無幾了。再過不久，為廣島遺留問題而爭辯的少數群體也將是從未感受過炸彈投擲之時的緊迫感、或從未生活在爆炸之後的恐懼中的一些人了。
David E. Sanger在1988年至1994年期間是《紐約時報》東京分社社長、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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