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喇叭也吹不出中國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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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喇叭也吹不出中國好形象

何清漣            2016.04.25 10:04

路透社近日報導：《中國或聘請國際公關公司 提升中國形象》。文中提到，北京為了營造美好國際形象，聘請偉達（Hill+Knowlton）、凱旋（Ketchum）、奧美（Ogilvy Public Relations）、福萊（FleishmanHillard）、愛德曼（Edelman）等五家國際知名公關公司，“幫助中國更好地與西方溝通，傳播中國好聲音”。此舉說明，北京想投注大本錢，為“敗絮其中”的中國在國際社會謀個“金玉其外”。

“好國際形象”靠的不是好聲音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要求很明確：對內改善人權，降低腐敗程度，縮小貧富差距，保護生態環境；對外展示自己是個講信用、負責任的大國，改變過去那種講責任時坐在後排，要求權利時搶坐前排的機會主義形象。

國際社會對中國這種要求是不是有意刁難？當然不是，這一要求是因應中國要求的國際地位而產生的，中國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自從進入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就開始向世界展示“中國和平崛起”的願景，要求與美國共同領導當今世界，一度向外輸出中國模式，還想用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從2009年APEC夏威夷峰會開始，更明確提出：凡中國未曾參與製訂的國際規則，中國沒有義務遵守，意即中國今後要參與並主導國際規則的製訂。2012年2月，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副主席訪問美國，在華盛頓首次提出了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此後多次強調這一點。

既然中國賦予自身如此重要的國際地位與歷史使命，當然需要在價值觀上與國際主流保持一致。當今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就是普世價值，政治上講求民主自由法治；經濟上崇尚市場經濟，反對政府乾預；社會關係上講平等並尊重人權。國際社會倒也從未明確反對中國成為國際社會新領導，但希望中國能夠按照國際標準要求並提升自身。因為世界各國並不想因中國這位“新領導”的出現，就改變自家的政治制度與價值觀以適應新領導國的需要。

但中國距離國際社會的政治人權標準，距離實在太過遙遠。

對內，中共政權缺乏制度信用

中國的政治腐敗已經病入膏肓，這有國際記者調查聯盟2014年發布的《中國離岸金融解密》與前不久剛發布的《巴拿馬文件》為證。除此之外，其它內部治理也都乏善可陳。

中國的人權狀態非常糟糕，每年都有不少中國人因政治罪名被捕。在各種外國資助的NGO慘遭整肅之後，2015年中國發生710“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上百位中國內地的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律師和維權人士之親屬，突然遭到公安當局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部分人士下落不明，不斷有人被刑拘、帶走、失聯、約談、傳喚、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

在網絡自由方面，自從記者無國界2007年發布“互聯網之敵”名單以來，中國政府年年榜上有名。在新聞自由方面，中國在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上墊底多年，至今仍然是全世界關押記者、博客作者人數最多的國家，持續滯留於世界新聞自由的黑暗區，今年最新的報告上，中國在新聞自由度上居倒數第五名。政府對新聞自由的理解，越來越趨近毛澤東時代的水平，即“要么與黨保持一致，要么就去監獄”。

中國社會底層因為失業、環境污染髮起的社會反抗即中國官方所稱的“群體性事件”居高不下。儘管政府封鎖消息，已經有5年左右不再發布全國年度群體性事件的大數據，但據民間網站“非新聞”所做的2015年群體性事件統計，該網站根據2015年內記錄到的群體遊行、示威、集會等加總，計算為28950起。

以上事實證明，這個政權早已不能取信於民，徹底喪失了製度信用。它之所以存在下去，唯一的原因就是用槍桿子說話。

對外，中國政府缺乏國家信用

中國的政治體制遭受的國際批評越來越多。公平而論，倒不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有什麼國別歧視，而是中國政府從1989年以來的作為，讓世界看清了一點：中國的政治制度一天不改變，全世界就很難安寧。

1990年代，各國資本相繼將目光投注到中國這個新興市場，為此經常遊說本國政府給中國以各種優惠，從讓中國加入WTO，直到各種國際組織，都是各國的跨國資本為中國主動遊說，尤其是美國的跨國公司。理由是：經濟發展會促使中國民主化進程。中國一旦經濟發展，與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繫一多，就會慢慢融入國際社會。

直到2009年之前，中國自身的口號也是“融入國際社會”。為了加入WTO，曾接受美國克林頓政府一個長達十年的對華法律援助計劃，並在2003年開始付諸實施。美國希望通過中美間的法律合作促進中國的法治建設，最後促進中國的民主化。但轉折點發生於2005年左右，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兩國的“顏色革命”發生之後，中國國家安全機構認為，這些合作項目是美國安放在中國的“特洛伊木馬”，目的是在中國策動“顏色革命”。到習近平執政之後，乾脆制定了一個新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嚴格限制慈善組織的活動以及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教育交流，引致多國抗議。

中國在人權問題上自設門檻，與國際主流背道而馳。早在1998年10月5日，中國政府就簽署了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至今遲遲未予批准。中國政府還將人權的豐富內涵尤其是人民的政治權利視若無物，自說自話地將人權解釋成人民的生存權，即吃飽飯的權利，並以此為標準沾沾自喜地宣布“中國在人權改善方面取得巨大進步，讓13億人民吃飽了飯”。

在履行世界領導責任上，中國很善於利用自身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優勢，讓各種國際規則為自己服務。除了在聯合國人權機構那些飽受非議的所作所為之外，在國際事務中經常發揮壞作用。中國曾非常驕傲地在國內媒體上宣稱自己在聯合國有8次說“不”的光榮經歷，其中就包括2012年2月4日與俄國聯手，在聯合國安理會就敘利亞問題決議草案表決中投否決票。這次否決票的後果非常惡劣，導致國際社會無法對敘利亞進行干預，ISIS在混亂中誕生，成為世界禍源。

也正因為中國的國家信用不佳，中國想在亞太地區謀取區域領導權的夢想一直遭到亞太國家的抵制。在中國崛起之後，中國的亞洲鄰國曾一度腳踩兩隻船，希望“經濟發展靠中國，政治安全靠美國”，但在中國咄咄逼人的姿態之下，這些國家最後只好籲請美國重返太平洋，與中國之間終於演化成今天南海海域的緊張態勢。

凡中國取得領導權的國際組織，總有部分功能不能正常運作。比如中國今年剛接任G20主席國，就暫停了一個國際反腐敗工作組B20，導致全球打擊避稅天堂的努力受到挫折。

黃金喇叭的“好聲音”難以吹出好形象

極權政治相信宣傳的魔力，篤信“謊話重複一千次就成為真理”。北京為了營造好的國際形象，在國際遊說、大外宣上一直不惜投入重金。比如在美國華府K街僱請多家公關公司遊說美國政界；給西方著名學府及研究機構大量資助，讓他們對中國模式讚譽有加；新華社花費重金在全世界開設多語種新聞頻道日夜播放，試圖影響受眾對中國的觀感；僱請大量外籍記者，以期寫出適合各國受眾的新聞報導。所有這些，加上控制互聯網，都為了一個目的，“傳播中國好聲音，打造中國好形象”。

但是，再好的公關，也只能錦上添花，不能將無作有，更不能顛倒黑白。一個以滿足本集團利益需要為目標的自我服務型政治集團，對內剝奪民眾人權，對外不履行國際責任，以為金錢能夠收買一切，這種政權就算天價僱請世界上最好的國際公關公司，讓它們口吐蓮花，也難以將極權政治包裝成民主政治，反人權包裝成保護人權。那五家國際公關公司心中其實也明白公關的作用有限，在數著北京拋撒的大把美元之時，說不定就在暗笑北京此舉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