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拒絕與中國政府交易
長平 2016年4月17日
德國杜塞爾多夫——3月27日，在中國西南四川省，警察出現在我父親70大壽的壽宴上。他們指控我的家人前一天焚香燒紙時引發山火。焚燒香蠟紙錢是一年一度的清明節的一部分，為的是緬懷故去的親人。我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被傳喚到派出所後，很快發現他們被拘押另有原因。
我是一個旅居德國的新聞工作者。三月中旬，我為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寫了一篇文章，批評中國政府因為懷疑媒體人賈葭和一封廣為流傳的公開信有關聯，而將其「秘密綁架」。那封公開信要求習近平辭職。中國領導人懷疑是政治對手策划了公開信的傳播，為的是在共產黨內部挑起異議。他們對可能與此信有任何瓜葛者都不放過。因此，我在中國的家人立即遭到警察騷擾。
自從習近平2012年掌權以來，當局為鞏固權力關押了大量媒體人和人權律師。但在一個中國人可以接觸到境外新聞報導的時代，政府意識到僅僅讓國內媒體人俯首聽命還不夠。領導人正在把海外寫作者和人權活動人士作為目標。
過去，被警察用請「喝茶」的方式騷擾，是海外異議人士在國內家人的家常便飯。綁架生活在國外的批評人士的家人是一種新策略。旅居紐約的異見人士溫雲超，被當局懷疑參與了公開信事件。上月底，其在國內的父母和弟弟據稱被警方羈押了一周。
數名書商在香港被綁架，是中共當局強化打壓境外批評的另一個令人擔憂的例子。半自治的香港是中國相對自由的地區。多年以來，這些書商出版了聚焦中共官員政治緋聞的雜誌和書籍。然而，去年年底，幾名書商陸續失蹤，隨後出現在大陸，聲稱正在配合警察調查自己的「非法」活動。
這些嚴厲的行動，是中國正在進行的企圖控制全球輿論行動的一部分。與此同時，成千上萬中國政府支持的黑客在海外網站上發佈煽動性的言論，攻擊批評中國的文章。中國政府還投資了西方國家的電台和報紙。
我一直擔心家人可能會成為目標。我在中國媒體工作多年，很多呼籲自由和公開的文章激怒了審查機構。最終，我被禁止在大陸發表文章及出版書籍。2011年，我受邀到德國訪問，隨後再未回國。
三月，警方在一天後釋放了我的一個弟弟，並要求他與我聯繫。在電話上，他傳遞了警方的三點要求：刪除我對四川當局的綁架譴責，撤回最近在德國之聲上發表的那篇論及習近平的文章，以及答應以後不再寫任何批評中國政府的評論文章。我弟弟說，如果我答應了，警察承諾會釋放我的家人，並免除所謂失火案的賠償金。
我實在難以從命。我的弟弟又被拘押，加入了其他手足的行列，並在警方的控制下，不停地給我來發電子郵件，力勸我不要向媒體發佈信息。他在郵件中稱，警察沒有使用「武力或刑罰」，而是「很人性化」地對待我的家人。
「哥，你別誤會，」我的弟弟說，「警官他們對我們是依法調查，請不要再發文章了，請刪除以前發的。你說話很不負責任。」
弟弟的哀求讓我陷入痛苦的掙扎。我應該屈從於他們的綁架者，放棄寫作嗎？我還被告知，這場無妄之災讓我體弱多病的父母深受打擊，處於巨大的壓力之中。
與中國政府合作，將改變我的生命旅程。如果我選擇屈從，那不僅意味着放棄我的新聞事業，而且將玷污我深信的那些信念。
我決定拒絕合作。我在網上貼出我和弟弟的部分往來郵件，公開當局的所作所為，我還屏蔽了他的郵箱地址。
我的遭遇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在輿論壓力之下，3月29日，警察釋放了我的家人，但要求他們交納3.3萬元人民幣（約合5100美元）的取保候審保證金。隨後，當局要求我的父親和弟弟接受媒體採訪，並炮製了所謂的「個人聲明」。在「聲明」中，我的弟弟否認他們被綁架，並譴責我發表批評政府的文章。接着，當局宣稱正式就縱火案對我的家人展開進一步調查。
幾個跟我的家人有聯絡的朋友說他們在生我的氣。甚至有親戚責怪我「不孝」。但我認為，我本人和其他媒體同行的工作是如此重要，我不能在威脅面前卻步——哪怕這種威脅所指向的是我的家人。
我的聲音也許微不足道，但是我知道它在為自由而吶喊。我也想讓中國警察知道，他們的手段並非總能生效。而且，我希望能和海外其他異議人士一起，通過反抗帶來改變。我還想讓國際社會知道，北京方面如何試圖在世界各地破壞新聞自由。
如若我們不阻止中國政府，將會有更多媒體人和他們的家人遭受折磨，而且人類的自由也將被日漸侵蝕，直到完全喪失。
長平現居杜塞爾多夫，是一名評論員及專欄作家，為德國之聲撰稿。本文最初由Wenguang
Huang譯成英文，發表於《紐約時報》英文版。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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