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你們只關心要不要判凶手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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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你們只關心要不要判凶手死刑            贾选凝

2016-03-29         

台北市內湖區昨天發生一起駭人聽聞的隨機殺人事件，令人心痛的是當街被砍斷頭的女童只有四歲，而她母親就在她身邊一米開外，還沒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就看到女兒在被一個男人拿菜刀狂砍。路人迅速制服了凶嫌，警察隨即介入，但四歲小女孩的慘死，看著女兒死在眼前的痛苦母親，女童家人崩潰的眼淚和質問，以及凶嫌的毫無悔意，這些加起來，迅速激發了社會眾怒。在嫌犯被帶到警察局和其後移送地檢署時，都被大批憤怒的民眾層層包圍、劈頭蓋臉圍毆。

而“這樣凶殘沒人性的人渣，必須直接判死刑！”的聲音，也第一時間發酵成了對於在台灣“推動廢除死刑”團體的討伐。持“反廢死”立場的民眾（目前來看在六七成以上）認為“廢死”根本是鄉願，大批網友也在臉書上要求“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出來回應——面對這樣極度惡性的凶手，是不是還不該判死刑？

於是事件焦點很快轉移到了“死刑存廢”的爭議上。“廢死”是台灣的長期議題，其中的復雜和困難涉及諸多面向，長期無解（其實不獨台灣，歐美社會也經歷過很多對死刑的爭議），但往往會透過單一事件，特別是像隨機殺童案這種狀況殘忍到讓人很難保持理性，感情會迅速被憤怒主宰的凶案重新點燃，成為風口浪尖的激辯。事實上，這已是台灣四年裡發生的第三起隨機殺童案，前面有一起案件裡，嫌犯還說自己犯案前上網查過，“在台灣殺一兩個人也不會判死刑，我就被關在牢裡一輩子就好”。也難怪“反廢死”的人氣到快吐血。

今次，“反廢死”團體號召民眾上凱道游行，敦促台灣當局該判死刑就判死刑，不要對死刑“存而不用”。更有藍營“立委”提出應該修法，惡意殺害幼童應處以“唯一死刑”，而從網民的反應來看，支持者眾多。為人父母者將心比心，對於這種殺童事件，從情感上大多不會支持廢除死刑。

不管怎麼說，這起女童斷頭案對台灣人內心的衝擊都是空前的，因為台灣此前從來沒有哪起殺童案是就在媽媽眼皮底下發生的。女童的母親事後面對媒體所講的話，情緒雖然克制，卻把人推入了更沉重的思考。她說：“這個社會一直在談家庭、教育以及工作間的平衡，我辭職之後回家帶小孩，我沒想到這個社會是如此的不安全，我真的很希望政府、各級單位能做些事情，讓媽媽安心帶小孩，或是讓媽媽安心工作。”她不是沒有好好去帶小孩，她女兒當時距離她只有一米遠，只差沒有手牽手，但就是這樣，就在她眼前，女兒被人拿菜刀把頭砍斷——光天化日之下，我明明就在旁邊，卻保護不了我自己的小孩，只能親眼看著她被砍死——這太難想像，可卻實實在在發生了。所以讓人冰冷徹骨。這個社會到底是怎麼了？竟已不安全到這種程度？為什麼能允許這個社會如此不安全？嫌犯一個人無法承擔的沉痛詰問，其實是整個台灣社會要共同分享的痛苦思考，也因而會成為一道集體創傷。

這樣的創傷需要多久平復是後話，而眼下我們可以做什麼？所有台媒全天滾動播放女童被殺事件，但基本事實就只有那麼多。媽媽的絕望、奶奶的痛哭、凶手毫無愧色的臉都循環過無數遍之後，人們發現，其實我們什麼都做不了。發生的悲劇無可逆轉。如何杜絕以後再出現這麼喪心病狂的人？也沒人知道，連女童媽媽都說“不是靠立法、做什麼處置就能解決的”。於是，人們此刻唯一有能力關心的，只有該怎麼對待那個令人發指的凶手——他能不能被判死刑？

把“死刑存廢”由來已久的爭議投射在單一事件上掀起軒然大波，對事件本身當然於事無補。但民眾的驚駭、憤怒與壓抑，找不到出口，也就只好找支持“廢死”的團體出氣（或是直接跑去地檢署門口追打嫌犯）。人們沒辦法去准確解釋“為什麼今天的台灣會發生這樣的事？”可又想在“該不該讓這個凶手去死”的問題上找到標准答案。於是，焦點被轉移、問題被簡化，只因為大家都找不到回答背後復雜問題的路徑——你又怎麼能保證未來不再出現這樣的人？一個正在轉型的社會結構裡，總有人會感到被遺棄。而極端事件發生的幾率，就類似於恐怖攻擊，台灣人可以不太關心外部的比利時恐攻，卻無法對隨機殺人案這種來自社會內部的“恐攻”熟視無睹。關心然而無解，既無法預測，又難以面對，整個社會的病症讓人無能為力。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林欣怡在臉書上寫：“我真的好希望有個簡單的答案。如果有個簡單的答案就好了。”其實支持與反對“廢死”的雙方，恰恰都太想要個“簡單的答案”。她的文章一po出來，馬上有網友留言攻擊：“你就是幫凶”、“都是倡導人權的廢死聯盟害的”——支持“廢死”就是跟殺人犯站在同一陣線，也就等於是在傷害社會。言辭再激憤些的，干脆直呼“讓廢死聯盟去死”、“廢死聯盟應該站出來承擔責任”，感覺好像根本是“廢死聯盟”殺了人或是教唆嫌犯去殺的人。

盡管我認為一起社會效應如此沉重的惡性案件發生後，只討論“要不要判那個凶手死刑”是過於簡化而且失焦的邏輯，但卻能夠理解針對“死刑”這種懲罰機制的兩種迥異立場。事實上，支持“廢除死刑”的人，也並不比“反對廢除死刑”的人更理性超然高尚文明，這不是理性與感性的問題，而只是不同的價值、教育與信仰所構築成的不同邏輯鏈，因而沒有高下之分，也不是對與錯的判斷，只是選擇之別。如果我們覺得說“廢死”更為文明理性的話，那其實福柯在《瘋癲與文明》裡就講過，人類文明史只是一場所謂的“理性對非理性的勝利”，所有我們現在認為“理性”的東西，都只是被歷史所建構出的話語——而之所以目前無法走到“廢死”的“更文明階段”，只因為我們的歷史還沒建構到那一步。

我昨晚和一位對“廢死”有所保留的朋友討論，他的態度就是：“如果把廢除死刑當成台灣未來文明社會的指標，我是贊同的。”但如果在邁向文明社會的前進過程中，急推“廢死”議題，就顯得有些本末倒置——他說：“‘廢死’團體試圖透過廢除死刑，提高台灣社會的文明程度。可我覺得步驟不對呀，應該是在人民的文明提升之後、在社會八九成以上的人都有贊成‘廢死’的共識之後，再去轉變。”

而另一位對“廢死”看法保守的朋友是五年級生，他坦言說：“我們那代人從小到大，媒體也好、普羅大眾也好，給我們的教育，就是殺人有王法管。那現在你跟我說，殺人不用償命。以我的價值觀來講，當然我會質疑啊。也許新的世代會有更多元的包容，畢竟他們接受的教育和我們不一樣。”

價值觀之外，誤將司法問題和人權問題混在一起談，也是“反廢死”人士對“廢死”的challenge之一。每次“廢死”團體出來談人權時，總要面對這樣的質問：“殺人者難道沒有先去剝奪別人的人權嗎？”那如果有，為什麼不能用公權力給他懲罰？

而站在支持“廢除死刑”的立場上，蔡英文過去曾批評過馬當局沒有與台灣社會溝通“廢死”議題的願景，她認為“廢死”需要政府機制和程序的配套，需要進行必要的社會說服，而馬當局完全沒有做行政上的准備，讓大眾覺得當局在該議題上搖擺不定，沒有一個明確立場。不過如今，一向走不出“廢死”迷思的民進黨，要如何因應女童斷頭慘案的強烈社會回響，去跟民意溝通，也是對新當局行政策略的考驗。

那位五年級生，末了跟我說：“不是說我多反對‘廢死’，只是在現階段，我沒有辦法說服自己：殺人不償命。”

這種似乎也挺合邏輯的“一命抵一命”，觸動我想起了漢娜•阿倫特所講的“寬恕”。在我看來，她對“寬恕”的闡釋，可能是她筆下最為光芒萬丈的哲學文字。阿倫特認為，唯有寬恕，能夠透過行動去解決“行動的問題”——簡單來說就是：寬恕是一個終點，它打破了冤冤相報的循環，它是世間最為不可預測的行動，它也終止了一切行動的不可預測性。不過後來這種觀點總被誤讀，有太多人認為阿倫特是在講“因為大愛，所以寬恕”。完全大錯特錯，的確在阿倫特那裡，有give，才能forgive，而愛則是能超越自身界限的give——但有愛，卻不一定會有寬恕。因為阿倫特說過，寬恕是個例外，它的極度珍貴就在於，寬恕別人，是對自己的救贖。但沒人知道它何時到來，連寬恕者自己都不知道；正因為此，加害者並不能主動去要求寬恕。

讓仇恨的循環結束在“寬恕”裡，可遇不可求，人性畢竟沒那麼偉大。而對於大多數台灣人來說，社會上有“廢死”的討論當然很好，但在討論不出一個共識之前，也唯有相信現行法律。的確，呼吁將斬首女童的凶嫌處以死刑，既不解決問題也不能彌合傷害，然而民眾始終需要一種方式，安放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