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世界文化圈大洗牌與經濟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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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世界文化圈大洗牌与经济全球化

 “大洗牌：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文化圈”系列之一

東亞世界文化圈大洗牌與經濟全球化

2015-11-13

導讀

在15-17世紀這個時期，東亞世界文化版圖出現了大洗牌，而這個時期也正是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那麼，這兩大歷史事件之間有什麼樣的關系呢？

在今天，“文化圈”是一個很熱門的名詞，如大家津津樂道的“東亞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蘭文化圈”，等等。那麼，什麼是文化圈呢？

文化圈（cultural circle）是社會學與文化人類學用來描述文化分布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是由德國文化人類學家弗羅貝紐斯（Leo Frobenius，1873-1938）於1911年首先提出的。他認為，文化圈是一個空間範圍，在這個空間內分布著一些彼此相關的文化叢或文化群。從地理空間角度看，文化叢就是文化圈。

用通俗的話來說，所謂文化圈指的是具有相同文化特征，或包含相同文化要素的地理區域的最大範圍。世界上不同的地區可以同屬一個文化圈，一個文化圈內也可以包括不同的部族和民族。在一個文化相關的不同地帶，只要有相當一部分文化元素是相符的，就可以同屬一個文化圈。文化圈是獨立持久的，也可以向外遷移。一個文化圈之內的整個文化，包括人類生活所需要的各個部分，如器物、經濟、社會、宗教等。向外遷移的有可能是整體文化的部分，也可能是整個文化模式。

文化圈不是一成不變，而總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今日世界的主要文化圈，基本上是15世紀以來的幾百年中形成的，換句話說，在這幾百年中，世界的文化版圖出現了一次大洗牌，而這個洗牌的結果就是今天的文化圈。這個大洗牌徹底地改變了亞洲的東部地區，成為今天我們所處的文化世界。在這個系列中，我想談談亞洲大陸東部地區的文化圈在15-17世紀之間的變化。在開頭的這一講中，我將集中談兩個問題：（1）亞洲東部地區，文中簡稱東亞世界；（2）15-17世紀，即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

【東亞世界】

孔子說：“必也正名乎！”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特定的空間和時間範圍，文化圈也不例外。本系列文章談的是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世界，因此必須對“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和“東亞世界”這兩個時空概念做一個明確的界定。這裡先就“東亞世界”進行討論。

“東亞”是我們今天最常見到的詞語之一。但是“東亞”的範圍，則向無明確的界定。今日國際關系中所說的“東亞”，主要包括中國、日本、朝鮮三國（這裡所說的朝鮮指的是朝鮮半島。朝鮮半島今日處於分裂狀態，其南部的韓國是一個近代名稱。在本文所談到是時期中，半島是一個統一國家，名稱是朝鮮，因此本文也稱之為朝鮮）。而在文化史研究中，“東亞”又往往是“儒家文化圈”的同義詞（因此“儒家文化圈”也被稱為“東亞文化圈”），即中、日、朝三國加上越南。這些說法自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包括中、日、朝三國的“東亞”，主要是為了區別於包括中南半島和南洋群島的“東南亞”，因此往往又被稱為“東北亞”。然而這樣一來，“東亞”就等同於“東北亞”了。既然兩個概念一樣，那麼就沒有必要另提出東北亞這個概念了。

其次，“東亞”是否等同於“儒家文化圈”？有學者指出：“東亞”這個概念乃是近代形成的，是與“歐洲”乃至“西方”概念相對應而出現的，或毋寧說是在歐洲擴張的壓力下所導致的一個“近代想像”，是西方地緣政治形塑出的世界空間圖像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具有疆域清晰和內涵明確的自足性。在西洋人來到之前，“儒家文化圈”（亦稱“漢字文化圈”）內地區與圈外地區具有非常不同的文化，圈內地區人民把圈外地區視為“蠻夷”之地，絕不認同。

但是這是這種看法也有問題。例如越南淪落為法國殖民地後就開始“去中國化”（包括以羅馬拼音文字取代漢字的官方地位），二戰以後越南政府更不遺余力地推行“去中國化”，力圖徹底鏟除中國文化的影響。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去中國化”，越南今天不再屬於以漢字為載體的儒家文化圈。類似的情況也在朝鮮半島出現。

當然，就歷史而言，中、日、朝、越四國在文化上的共同性還是很高的，因此把這些國家稱為“儒家文化圈”是可以的。但是把這些國家稱為“東亞”，就成問題了。因為其中的越南與日、朝相距遙遠，在歷史上也無多少聯系，相反倒是與中南半島其他國家關系極為緊密。因此之故，人們通常也把越南歸於“東南亞”而非“東亞”。

然而，最主要的問題還在於中國：中國是一個“東亞”國家嗎？

首先，在近代以前的世界上，中國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超級大國。世界史學家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說：在近代早期，“中國是當時世界所知最接近全球超級強權的國家，比它所有可能的敵國加起來還要大且富裕。……1491年官方統計的人口數據不到六千萬，絕對大幅低估了實際數字。中國當時可能有多達一億人口，而歐洲全部人口只有中國人口的一半。中國市場及產量的規模與其人口成正比，龐大的經濟規模使其他國家望塵莫及”。

美國歷史學會前會長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說：“公元1600年，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幅員最遼闊、人文薈萃的統一政權。其疆域之廣，世界各國均難望其項背，當時俄國才開始形成統一的國家，印度則分別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統治，墨西哥、秘魯等古文明帝國則毀於疫疾肆虐與西班牙征服者。此時中國人口已逾一億二千萬，遠超過歐洲諸國人口的總和。”事實上，在比公元1600年早1800年的漢朝，中國就已經是世界上版圖最大、人口最多的幾個國家之一。到了明代，中國的疆域雖然比之前的元代小，但是如史景遷所言，依然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疆域超過整個東南亞地區和東北亞國家日本的面積的總和。

黃俊傑先生認為“東亞”這個區域包括中國大陸、朝鮮半島、日本、中南半島等地，主要原因是這個地區的氣候、溫度等“風土”有其特殊性，即屬於日本哲學家和辻哲郎（1889-1960）所區分的三種“風土”類型（季風型、沙漠型、牧場型）當中的“季風型”地域。這個地域有其特殊的“人文風土”，因為生長於“季風型”地區的人一方面感情纖細而豐富，另一方面又習於忍辱負重，歷史感較為強烈。

黃氏認為和辻哲郎的學說雖然不免有地理決定論的疑慮，但是東亞這個地理區域確實有其氣候與環境的共同性。然而，在中國的廣大疆域內，有大片地區並不屬於這個“季風型”地域。例如，北部（長城以北）和西北部（蘭州以西）在“風土”方面與中亞更加一致，屬於干旱地域，而青藏高原以及雲貴高原的大部分地區則屬於高寒地域，東北地區則屬於北亞寒冷地域。

在中國的“季風型”地域（即中國內地）之內也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別，以致西方史學泰鬥、年鑒學派的領袖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說：中國的南方和北方在自然條件和經濟狀態方面差別如此之大，可以說是“兩個中國”。進一步來看，中國南方的珠江流域地區，在自然條件上，與其說接近同屬中國南方的長江流域，毋寧說更接近其南面的中南半島。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不僅是一個上述意義上的東亞國家，同時也可以說是東南亞、北亞和中亞國家，或者說，是東部亞洲各地區（東北亞、東南亞、北亞、中亞）的集大成者。

這是由於中國如此巨大和多樣，因此中國與亞洲其他部分的交流，也具有全方位的特點。同時交流涉及的地區也各不相同。黃氏說：“東亞”這個區域是各國家、各民族、各文化的“接觸空間”（contact zone），兩千年來在不對等的支配與臣服關系之下，進行各種交流活動。在“東亞”這個接觸空間裡，中華帝國廣土眾民、歷史悠久，不僅在歷史上對朝鮮、日本、越南等地發揮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力，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扮演東亞區域的“中心”之角色。

從東亞周邊國家的立場看來，中國作為漢字文化、儒學、漢醫等東亞文化共同要素的發源地，確實是一個巨大的“不可避的他者”。正因為中國在東亞這個地域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所以在東亞歷史上的“中國”與其說是一個現代史意義下的“國家”，毋寧說是一個超“國家”的政治、社會、文化共同體。因此，在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中，中國與朝鮮或日本的交流活動，與其說是中、韓交流或中、日交流活動，不如說是江浙地區與日本的交流，或是山東半島與朝鮮的交流更具有歷史的實體性。

黃氏之言頗有道理，但是我們同時也要注意到：中國的遼闊領土並未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內部聯系松散的國家。不同於近代以前的許多內部聯系松散的帝國，中國享有某種“地理特殊性”。歷史學家麥克尼爾（John McNeill）說：中國擁有一個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內陸水道系統，能夠將巨大的、富有生產性的空間結合為一體，在運輸成本方面，在鐵路時代以前的世界上，任何陸地運輸網絡都不能與之抗衡。

中國這個內陸水道系統創造了一個比起世界上任何相對較大和較富裕的地區更統一的市場、政治實體和社會。中華帝國某一地區的消費者需求和政府需求，影響到非常遙遠的省份的生產方式、土地利用和資源開放，只要這個地區在這個水道系統所及之內。因此從經濟上來說，歷史上的中國比其他地區更加完整。同時，由於中國在國家形成和發展方面的特殊性，中國從秦代以來，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全國實行統一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因此中國既是一個超“國家”的政治、社會、文化共同體，又是一個內部聯系緊密、與其外地區有明顯區別的國家。

由於中國的這種特殊地位，因此我們可以說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世界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一為中國，一為中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而中國以外地區，又包括海、陸兩部分。這樣區分，並非出於中國中心論，而是出於歷史的真實。在本文中，我們所談到的地區是亞洲東部地區，包括今天所說的東北亞、東南亞和中國三個區域。為了避免誤解，我使用“東亞世界”這個名詞來稱之。

【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

在今天的世界上，“全球化”是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正如經濟學家沃特斯（Malcolm Waters）所說的那樣：“就像後現代主義是1980年代的概念一樣，全球化是1990年代的概念，是我們賴以理解人類社會向第三個千年過渡的關鍵概念。”但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高頻率使用的名詞，卻是一個出現未久的新詞。這個詞在英語詞典中首次出現在1944年，與之相關的“全球主義”（Globalism）一詞也只是1943年才問世。因此“全球化”這個名詞的問世，至今才不過六十多年而已。不僅如此，問世之後的頭半個世紀，這個名詞的使用並不普遍，一直要到了1990年代，它才為學界普遍接受，爾後又才成為媒體的新寵。因此這個名詞成為一個常見的詞彙，實際上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能夠在這個短時期內迅速“征服”了全世界，可見其威力之大。那麼，什麼是全球化呢？

要給全球化下一個准確的定義十分困難，因為它的內涵實在太過豐富。洛奇（George C. Lodge）說：“全球化的概念是如此廣泛、深奧、模糊而神秘，以致像我這樣的學術界人士往往會通過現有的經濟學、政治學或社會學等專業來分別探討它所涵蓋的內容。”因為這個原因，直到今天，國際學界仍然沒有一個關於全球化概念的統一定義。不過，就大多數學者而言，他們心目中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經濟全球化。因此哈貝馬斯明確地把全球化界定為“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構轉變”。波多（Michael D. Bordo）等人也明確地說：通常說的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本文中所說的“全球化”也是經濟全球化。這裡，我們接著要問：什麼是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一詞，最早是萊維特（Theodore Levitt）在1985年提出來的。上面所說的“全球化”一詞迄今尚無一個統一的定義，但是大多數學者對於“經濟全球化”的看法倒是相當接近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7年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中作出了如下定義：“全球化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交易及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不過，在各種定義中，我認為最為簡明扼要的是經濟學家阿達（Jacques Adda）所下的定義：“經濟全球化的最終歸宿：統一的和唯一的全球市場。”換言之，經濟全球化就是全世界形成一個統一的和唯一的市場。如果全球所有的經濟體都進入了這個場，經濟全球化就達到了。

西諺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像經濟全球化這樣的歷史大事件，當然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基歐漢（Robert Keohane）與奈（Joseph Nye）說：“全球化，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指全球因素增加的過程。”而所謂全球性因素，則指的是“世界處於洲際層次上的相互依存的網絡狀態”。這種聯系通過資本、商品、信息、觀念、人員、軍隊以及與生態環境相關的物質的流動及其產生影響而實現。他們還指出“全球性因素是一種古已有之的現像”。這些久已存在的因素，經過長期的數量和種類的積累和創新，到15世紀地理大發現後開始出現質變，以後不斷加速增加，成為勢不可擋的歷史潮流，這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

史景遷說：“公元1600年以後，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命運，就和其他國家交織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國家一道去搜尋稀有資源，交換貨物，擴大知識。”如果說到了1600年左右的“大變局”已是不爭的事實，那麼它的最初出現肯定在此之前很久。近來不少中國學者從不同的方面，提出了“晚明歷史大變局”的說法，而所謂“晚明時期”，大致是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亦即嘉靖、隆慶、萬歷、崇禎朝），即是到了明代後期（或者晚明時期）。因此可以說，對於中國來說，早在明代後期，這個“大變局”就已出現了。

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就是全世界形成一個統一的、唯一的市場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初始階段的主要表現，就是用貿易的手段把世界主要地區連接起來，形成一個稀疏的全球性市場網絡。這種連接采用了各種手段，包括暴力的手段，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早期經濟全球化乃是用貿易以及“劍與火”一起建立的市場網絡。

經濟全球化最明顯的特征可以用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和托皮克（Steven Topik）的《貿易打造的世界》（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這本書的書名來歸納。在這個世界中，貿易網絡突破了國界的限制，把越來越多的地區，越來越緊密地聯系了起來。這對於文化版圖大洗牌具有非常重要意義。

【東亞世界文化版圖大洗牌與早期經濟全球化之間的關系】

雖然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啟蒙運動，今天世界上的文化與宗教之間仍然有緊密聯系。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發布的一項重要調研報告，在全世界23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有58億的成年人和兒童信仰某一宗教，占2010年世界69億人口的84％。基於全球2500多次普查、調查和人口登記的研究發現，2010年全世界基督教信徒約有22億，約占世界人口的32％，16億穆斯林（約23％），10億印度教信徒（約15％），近5億佛教信徒（約7％）和1400萬猶太人（約0.2％）。此外，超過4億人（約6％）信仰各種民間宗教或傳統宗教。

包括非洲傳統宗教、中國民間宗教、美洲原住民宗教和澳大利亞土著宗教。據估計，有5800萬人（略少於全球總人口的1％）屬於“其他宗教”，包括巴哈伊教、耆那教、錫克教、神道教、道教、天理教、巫術和拜火教等等。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研究還發現，約占世界總人口1/6的人（11億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或不屬於任何宗教。而在這11億人中，大部分是東亞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但是在一些方面（例如儀式等）與宗教有類似之處，因此有時也被稱為儒教。如果我們也權且把儒教思想視為某種“宗教”的話，那麼今天世界的文化版圖與主要宗教之間確實有密切的聯系。

上面提到在15-17世紀這個時期，東亞世界文化版圖出現了大洗牌，而這個時期也正是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那麼，這兩大歷史事件之間有什麼樣的關系呢？

首先，這兩大歷史事件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在上述東亞世界的四大文化圈中，三個都與宗教有關，而在宗教的傳播中，商人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伊斯蘭教的傳播從與商人有密切關系，特別是到了“伊斯蘭黃金時代”，穆斯林商人掌控非洲與阿拉伯、阿拉伯與亞洲之間的貿易路線，影響力很大。因此伊斯蘭文化通過商人傳播到中國、印度、東南亞及西非廣大地域。佛教和基督教的傳教士也往往與商人同行，隨著貿易的發展傳播到各地。只有儒家文化的傳播方式頗為不同，這是因為儒家學說不是宗教的緣故。但是儒家文化圈的發展，與相關國家內部商業化所導致的經濟整合有密切關系。這種商業化即經濟區域化，因此可以視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方面。早期經濟全球化的動力是貿易，因此早期經濟全球化對於東亞世界文化圈的大洗牌，當然是至關重要的。

瑞德（Anthony Reid）在《東南亞的貿易時代》中說：經濟的變化促進了社會的變化，而這又為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滲透、傳播鋪平了道路，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在東南亞海島地區的長驅直入，基本都遵循了同樣的道路。而在大陸地區，緬甸南部活躍的孟族商人也成為小乘佛教改革的急先鋒。很久以來，由控制市場和貿易流通所獲得的財富一直是東南亞國家的根本資源。為了應對接踵而來的挑戰，這些財富和宗教思想最終都逐漸演變為加強王權的強大武器，用以削弱國內敵人的勢力。

這本書的書評者維舟寫道：“這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分水嶺時代，各種力量交替興起，相互矛盾的趨勢同時並存。一方面地方自治更加強化，另一方面外國富商成分更加多元化；既是一個經濟空前繁榮的時代，又是政治力量的束縛日益加強的時代。其結果，由於經濟、軍事和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合力，產生了一種復雜的化學反應：15-16世紀與世界經濟緊密互動，到17世紀中葉起卻又決定性地將東南亞推離了國際貿易的軌道。”

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到：東亞世界地域廣大，各地情況差別很大，因此上述兩大歷史事件之間的關系也頗為復雜。大體而言，在東亞世界的北部和西部的大陸地區（即中亞、北亞、青藏高原和中南半島），伊斯蘭教文化圈和佛教文化圈的發展和擴張，更多地是借助於政治和軍事力量，而在東亞世界的東部和南部（即東北亞、中國和南洋群島），伊斯蘭教、基督教文化圈的發展和擴張則更多地依靠商業貿易。至於儒家文化圈的發展，則主要依靠相關國家內部商業化，較少依靠外力。

其次，這些文化圈的發展對於早期經濟全球化也有著重大意義。由於文化上的共同性，處於同一文化圈中的各地人民，不僅獲取知識、技術和其他資源更加容易，而且進行貿易活動也更加方便。這種情況在儒家文化圈、南方伊斯蘭教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表現得最為明顯。在儒家文化圈內，中文成了共同的書面溝通手段。不僅中、日、朝、越諸國人民可以無障礙地從中文文獻中獲取知識和技術，並且在相互貿易中使用中文作為工作語言。在南洋群島，各穆斯林土邦通過伊斯蘭教的聯系，從南亞莫臥兒帝國和西亞奧斯曼帝國獲得軍事技術知識及伊斯蘭教世界的貿易方式，與東亞世界其他部分進行商業往來。基督教文化圈更將西方的商業習慣、技術知識引入東亞世界，葡萄牙語也成為跨越東亞世界各文化圈的商業通用語言，從而在東亞世界的國際貿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在這些文化圈的擴大和深化過程中，商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本來西方世界的兩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就有武力傳教的傳統。14世紀時，拜占庭皇帝曼努埃爾二世批評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說他是“一手拿劍，一手拿可蘭經宣揚教義”。到了12世紀，基督教也變得日益激進，西班牙天主教徒在與穆斯林的戰鬥中，使用了著名的卡勒多拉巴（Calatrava）十字架作為標志。這種標志由騎士的劍和牧師的十字架組合而成，因此可以說是“一手拿劍，一手拿十字架”。到了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人在征服殖民地的過程中，也是“一手拿劍，一手拿十字架”。因此這種傳統的武力傳教方式，在15世紀以來亞洲文化圈大洗牌過程中仍然扮演著重要角色。

不過，在這一時期，傳統的武力傳教方式之外又出現了新的文化傳播方式。這些新方式包括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為後盾的商業化文化傳播，以及和平的商業化文化傳播。前者的典型例子是17世紀世界上最成功的企業——荷蘭東印度公司，其典型的形像是“左手拿著賬冊，右手拿著刀劍”。荷蘭人為了商業的目的，在亞洲建立了廣大的殖民地和貿易網絡，通過這個網絡，先進的軍事技術傳到了東亞世界。

荷蘭人雖然是基督教徒，但是他們對傳教並不熱衷，關心的只是商業利益。和平的商業化文化傳播，則是通過為數眾多的各國商人來進行的。例如伊斯蘭教是以和平的方式傳入南洋群島的，一方面是通過穆斯林商人的經商活動，吸引當地人民皈依伊斯蘭教，另一方面則是通過這些商人，把奧斯曼帝國的火器技術帶到馬六甲等地，使得掌握了這些技術的伊斯蘭政權變得強大起來，從而對伊斯蘭在南洋群島的擴張起了重要作用。又如西歐商人把火器技術帶到緬甸、暹羅，大大提高了它們的軍事實力，從而在南傳佛教的復興中功不可沒。這些例子都說明，在15世紀以來亞洲亞洲東部文化圈大洗牌過程中，商人的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本文所描述的大背景下，東亞世界文化版圖大洗牌出現了。接著，我就依此敘述伊斯蘭教、佛教、儒家和基督教四大文化圈的演變和最終形成這些文化圈在東亞世界四分天下的格局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