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著名科學家到中國頭號通緝犯 方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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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勵之回憶錄：從著名科學家到中國頭號通緝犯

RICHARD BERNSTEIN 2016年2月23日

中國官方電視台公布1989年發出的針對異議人士方勵之（右）及其妻子李淑嫻的通緝令。

幾年前，在一份題為《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的文件中，中國共產黨列出了一些需要封禁的東西，其中包括「歷史虛無主義」，顯然這裡指的是那些詳述中共過往許多災難性錯誤的著作。我們現在手邊有兩本書，作者皆為傑出的中國知識分子，從親歷者的視角痛陳往日的意識形態狂熱，它們顯然具備「歷史虛無主義」的特徵，然而季羨林的《牛棚雜憶》多年前實際上已經在中國出版了，當時的環境要比今天寬鬆一些。

而方勵之的這本《中國頭號通緝犯》(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則幾乎沒有可能在中國出版。本書現已由林培瑞(Perry Link)做出了精彩而地道的翻譯。於2012年去世的方勵之，在生前20多年的時間裡也許是中國最

著名的科學家。人們經常拿他和蘇聯異見者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相提並論，和薩哈羅夫一樣，方勵之也是普世人權的有力倡導者（這種理念也在前述《通報》禁止之列）。在1989年由學生領導的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遭到血腥鎮壓後，方勵之和他的妻子、同為物理學家的李淑嫻被指稱為「動亂幕後的黑手」。兩夫婦前往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尋求庇護，在那裡待了13個月，直到被允許離境，永久流亡美國。就是在那段時間，始終擔心自己被抓捕和綁架的方勵之在大使館寫下了他的回憶錄。

然而，儘管在一個充斥壓力和恐怖的危險時期寫就，本書還是有一種異乎尋常的冷靜和精準，時不時還有一些歡快之處；總的來說，方勵之更喜歡嘲諷中國的威權主義官僚體制，對自己的苦難則不願多說。本書反映出的作者是一個不輕信的理性主義者，一個勇敢的人，但同時還是一個出色的寫作者，文風不羈且偶有詩意。全書的一個基本主題是，中共領導人要求保持自己絕無過失的形象，而這種信念和科學是根本相悖的，如果伽利略是20世紀中期的一個中國物理學家，也會寫出像這本書一樣的宣言。

方勵之在書中回憶了自己的生平，從出生在名城浙江杭州的一個小生意人家庭，到1990年離開中國，在那之後，他在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教授物理學，一直到76歲去世。他的一生經歷了毛澤東主義政權至1989年之前的所有重大起伏轉折，在一系列話題上給出了博學而風趣的思考，從盛大的宴會場面在京劇中的重要性，到他所說的「共產主義文化中的幻覺自大狂」，不過他也毫不諱言自己——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曾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篤信中國的社會主義，認為毛主席是一個偉人。

這正是科學發揮了作用的地方——科學以及方勵之所說的科學基本要求的「顛覆」效應——「自由的探索，一種懷疑和依賴證據的精神。」在1973年的一篇關於現代宇宙學的論文中，方勵之想到了伽利略，當權者指責這門學科是「資產階級」和「墮落」的，中國共產黨和中世紀天主教會之間因此有了一種神合。也許在20世紀看來有些荒誕，但後愛因斯坦時代的宇宙論和恩格斯的一些（錯誤的）淺略之談是相抵觸的——方勵之因此寫道，「任何一個懂物理的人都不會轉過身去，承認馬列主義是一種高於一切的特殊智慧。」

方勵之偶爾也會有一些抒情的文字，比如敘述文化大革命後期在安徽南部一座煤礦勞教的經歷時。當時政治上的一個新的轉嚮導致許多曾經做過紅衛兵的人自殺。物理系學生在當地的停屍房門口站崗，趕走那些衝著新鮮屍體而來的野狗，就是在這種陰森恐怖的情境下，方勵之深深地愛上了天體物理學。「有什麼能比得上繁星密布的蒼穹的聖潔——還可以洗清在停屍間久久不散的野狗的惡臭？」他寫道。

正是這樣的證詞，加上方勵之的國際聲譽，讓他的書決然無法進入中國。季羨林的《牛棚雜憶》令人久久難忘，它主要涉及的是文革十年，自1992年在中國出版後印行至今，然而正如查建英在內容詳實的序言中所寫的，「當局還在悄悄採取行動，限制對回憶錄的公開討論，因為它涉及的話題依然被認定是敏感的。」季羨林於2009年去世，享年97歲，是一位曾求學德國的巴利文和梵文學者。和方勵之一樣，他曾經是共產主義革命的支持者，但他沒有那麼強的批判性，在回憶錄中，他對自己在中共威權面前的順從進行了懺悔。那些「被戴上帽子的人」，「他們內心裡的感受，我從來沒想去了解過，」他承認——這裡指的是那些被毛澤東點名，接受全國人民斥責的人，在中國的奧威爾式儀式中，季羨林曾按要求對他們加以批判。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季羨林猛然醒悟，他發現自己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一轉眼，他成了毛澤東對20世紀極權行徑的主要貢獻——「批鬥」——的受害者，在連續幾周到幾個月的時間裡，被批鬥的人在高喊口號的人群前遭到大聲訓斥、羞辱、毆打併被迫挨餓。

本書的譯文來自能力出眾的江晨欣，書的核心是書名提到的「牛棚」。當時中國各地建造了這種臨時監獄，用於關押正在進行「勞改」的囚犯，季羨林被關在北京大學校園中的牛棚。他對此類場所——實際上是一種小型集中營——的描述令人難忘。方勵之等作者基本上將文化大革命描述成一次規模宏大但毫無意義的事件，期間暴行頻現。對於季羨林來說，暴行本身、野蠻的放縱、虐待及痛苦的施加，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所在，那些作惡者受到鼓勵，認為他們越殘暴，就越可以聲稱自己是令人欽佩的「革命者」。

多年來，中國相關書籍的讀者看到越來越多有關共產主義革命——從1949年奪取政權到1989年軍隊鎮壓天安門抗議者——的殘暴性和破壞性。這兩本書通過真實、哀傷的文字呈現了比我們想像中更糟的情景。

理乍得·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曾是《紐約時報》駐外記者。他的最新著作為《中國1945：毛的革命與美國命中注定的選擇》(China 1945: Mao』s Revolution and America』s Fateful Choice)。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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