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的 228

2016的 228

今年的228 讓俺心理有一股說不出來的鬱悶。70年了，第一次在這塊土地看到台灣人民的力量勝過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權。

然而，只要一提及轉型正義，就要我們寬宏大量，要和解，往前看，忘掉被蹂躪的過去，原諒那些毫無人性的屠夫。說得很好聽，但看不見那群人有任何的悔恨或反省，卻更加緊地蔑視我們這些被欺侮的人之不夠帶種來報復。

能不報復嗎？能不清算嗎？牛蛇鬼神能不抓出來遊街嗎？當他們依仗著獨裁者的屠夫本性，對善良的百姓強奪，思想審判，他們想過和解嗎？他們想過寬宏大量嗎？難道寬恕是被欺者對欺人者唯一能做的報復？

共產黨對國民黨如何凌辱清算，現在不都是國民黨人去親吻人家的卵趴？為何有紐倫堡大審？為何有東京大審？難道KMT在台灣沒有反人類罪的戰犯行為？

所有的暴行史實記錄與執行者都該被公開。應該處有的罪行也該判決。至於罪行的執行，那可以再依時空是否網開一面，那是另外法律層面的問題。不管如何，絕對不能模糊，霧煞煞，不清不楚帶過。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204/c04taiwan/zh-hant/

來自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百封家書

PAUL MOZUR 2016年2月4日

經過與台灣政府的一場曠日持久的談判，他的女兒終於收到了父親的告別。那時她已經60歲，年紀比父親死時大一倍。

「我哭個不停，因為我讀到父親的文字了，」女兒郭素貞說。「如果沒看過他的字，我就感覺不到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父親的信讓他活過來了。沒有了信，父親就只活在我的想像中，我對他的設想里。」

過去十年，有177封白色恐怖時期遇害者的信件重現人間，此信就屬其中一封。在1947年到1987年間，由於被指控為共產主義中國從事間諜活動，數以萬計的台灣人遭到囚禁，至少有1000人被處決，大多數集中在20世紀50年代初。

失落的書信已於近幾年還給受害者家人。這些書信是台灣幾十年獨裁統治留下的痛苦紀念，是被淹沒在沒有妥善編目的政府檔案中的一小段歷史。但是，蔡英文和民進黨在1月總統大選中的壓倒性勝利，可能很快會將那段歷史更多地呈現出來：在競選時，蔡英文曾承諾要記載和糾正更多台灣獨裁統治時期的不平事。

然而這些信件不只是文獻證據；它們也是逝者臨終前的愛意表達。它們安慰那些從小就無緣得見生身父母的孩子，也向獨自撫養孩子的配偶作最後的道歉。

信件是在2008年偶然曝光的，當時一名年輕女子要求從台灣的主要檔案館中找出有關她外公的信息。

申請查看記錄兩個星期後，這位名叫張旖容的女士收到了一疊300多頁的檔案複印件，內容主要是法庭記錄和裁決。在這些文件中，張旖容發現了外公寫給阿姨、舅舅和母親的書信，母親在他遇害時尚未出生。

他在給張旖容的母親的信中寫道：「我不久就要和世間永別了。用萬分的努力來鎮靜心腦，來和你做一次最初而最終的紙上談話吧。我的這心情恐怕你不能想像吧！嗚呼！臨於此時不能見你一面，抱你一回，吻你一嘴……我甚感遺憾！長恨不盡！」

張旖容說，自從第一次看到這封信後，母親每次看信的反應一直沒有改變過。

「每次看信都一樣，」張旖容說。「念第一個字就開始哭。她從來沒有見過她的父親，就像他不存在一樣，但是當她看到這封信時她知道自己有個父親，而且他愛她。」

台灣政府對過去的一些傷痛也曾有過審視——包括建立一座博物館，專門記載臭名昭著的1947年大屠殺——然而研究人員認為，針對蔣介石的國民黨統治下持續數十年的政治鎮壓，政府投放的資源就要少很多了。中國國民黨自1945年開始以一黨獨裁統治台灣，直到1996年台灣首次舉行總統民選。

學者說，國民黨的鎮壓手段鮮為人知，並且一直沒有對檔案進行一次徹底而透明的審閱。雖然研究人員認為許多記錄已被銷毀，但他們相信，仍有一些記錄因為有意的疏忽而保留了下來。

「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拿到大量的資料記錄，但一直沒有進行系統性的梳理，」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黃長玲說。「我們看過的百分比是多少？可以是10％，也可以是90％。我不知道，也不認為有人知道。」

拿到外公的書信影印件後，張旖容一家敦促政府交還原件。起初政府猶豫不決，認為文件應該存放在檔案館內。2011年，在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幫助下，書信原件終於歸還到家人手中。

這家非政府組織座落於台北市中心一座沒有電梯的建築里，負責收集遇害者親屬捐贈的信件和個人物品。協會執行長葉虹靈希望，這些東西有一天能在專門記載白色恐怖的博物館裡展出。

紀念品包括曾經屬於被處決囚犯的家庭相冊。葉虹靈說，一些囚犯用精心摺疊的糖果包裝紙裝點了他們的相冊，這是在利用手頭僅有的材料消磨時間。有些信件的行文中外混雜，提醒我們當時關押在國民黨監獄——現為台北喜來登大飯店——中的人不諳中文書面語，這是日本殖民統治50年的結果。

信件內容大多簡短而正式，但訊息的簡單掩蓋了這些信件對家人的重要性。

父親被秘密警察帶走時，郭素貞才三歲，她一生都在搜尋有關父親下落的線索，對她來說，這些信件是個突破。

她說，母親對父親心存怨恨，認為他把政治看得比家庭重要，恨他不顧一切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

「當時她只有23歲，」郭素貞說。「一個上學的小姑娘就跑去結婚了。當時環境很簡單，然後天就塌了下來。她一直在想，你為什麼這麼做？為什麼要把這擔子留給我？」

信件讓母親釋懷，然而看到信件時她年事已高，有些失智。

在某些個案中，信件再次開啟了一輪情緒化的爭辯。一些學者認為，像郭素貞的父親這樣的人，並沒有受到不公正迫害，因為他加入共產黨組織的時候，國民黨正在從一場和中國共產黨的十年戰爭中脫身。

郭素貞說他的共產主義和中國無關，只是對國民黨壓迫的一種反抗。而且她說，無論是哪種情況，最重要的是檔案記錄能得到妥善的輯錄和公布。

「人們在這個問題上一直保持沉默，」她說。「我們作為一個社會經歷了多大的倒退？多少人被殺害、被囚禁，產生怎樣的後果？這些都應該展開探討。」

對某些家庭而言，這樣的討論已不可能。張旖容的外婆到死也沒有看到信，丈夫在信中要她改嫁。在一本關於這些信件的書中，張的母親思考了這些訊息的未能送達造成了怎樣難以揣度的損失：

「六年的夫妻，換來56年的死別。終其一生，我母親從未見到此信，也不曾再婚。歷史沒有如果，但如果，信能在當年，送達母親的手中，是不是，母親可能有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Owen Guo自北京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翻譯：Lai Kam Pong（實習）、Tang Wing Sie（實習）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204/c04letters/zh-hant/

那些白色恐怖時代的獄中家書

2016年2月4日

劉耀廷在白色恐怖期間在獄中寫下的一封家書。他於1954年被處決。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被成為「白色恐怖」的台灣政治獨裁統治期間，囚犯們在在被處決前獲准給家人們寫信。這些最後的家書在多年後重見天日，以下是部分信件的節選。

郭慶(Guo Ching)

被處決於1952年

「一個人總是有一天要死的，請您們不要過分傷心吧！」

——寫給妻子的遺書​​摘要。

邱興生(Chiu Hsing-sheng)

被處決於1952年

「我在最後的一夜仍是和幼時的興生一樣很快樂的。我要在死前夜為什麼還這樣冷靜、興喜愉快，我也不知道。我老實說我在死前對於死毫沒有懼怕，反而感覺我已盡了人生之重擔而輕鬆了。我的人生觀是硬的！不知失望和憂愁的。我對於自然是喜的，所以我對於我的死，完全是快樂的！所以我要謹請祖母不要挂念以為我是苦。」

——寫給祖母的遺書摘要。

黃溫恭(Huang Wen-gong)

被處決於1953年

「我不久就要和世間永別了。用萬分的努力來鎮靜心腦，來和你做一次最初而最後的紙上談話吧。我的這心情恐怕你不能想像吧！嗚呼！臨於此時不能見你一面，抱你一回，吻你一嘴……我什感遺憾！長恨不盡！」

——寫給女兒的遺書摘要。

高一生(Uongu Yatauyongana)

被處決於1954年

「我所思念的春芳，得知你安好，感到萬分欣慰。『不管多少黃金、白銀和寶玉，也不如寶貝兒女珍貴！』還記得這首歌嗎？只要有家和土地就好，因為有很多優秀的兒女。物品沒收也無妨，我的冤罪，以後會昭明……

在田地、在山中，我的魂魄，隨時隨地陪伴着。

水田不要賣！」

——寫給妻子的最後一封家書摘要。

劉耀廷(Liu Yao-ting)

被處決於1954年

「我的月霞，你需要聽我說的話，雖然我們離開了彼此，但是我們的心思一點點也不離開了。月霞，我深望妻克服了一切的艱苦勇敢地站起來，不要為了我來痛悼悲傷致使你失去原來身體的健康。

月霞，對不起，應該是我要眷你們母子，這也是我本來最希望的。但是現在的我是完全沒法度做到。月霞，我只是深望我妻原諒就是。」

——寫給妻子的第23封家書摘要

鄭金河(Cheng Jin-he)

被處決於1970年

「在這世界上，你不能再見到你的父親。這是一件最悲痛的事。生離死別之苦，誰也無法避免，但是在悲痛中要克服神聖的眼淚，把痛苦吞進去，吐出歡樂來……

不論煩惱或愉快，你總不會忘記你父母親吧！因此，你對於父親，也有比從前更加重大的責任在身上了。所以說，為了愛父親就要更加改善自己，才可以安慰父親的靈魂。此後，無論做什麼事，你必須常常反省，這是爸所喜歡的。」

——寫給兒子的遺書摘要。

詹天增(Chan Tien-tseng)

被處決於1970年

「兒相信人去逝，一定有靈性。兒決心每日來到你身邊，與你相處。看你安眼。見你吃三餐。遇到心苦病痛，會安慰你。請你日日快樂。」

——寫給母親的遺書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