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責任與國際道義何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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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責任與國際道義何者優先？ ——從中國聯大“7承諾與6個100項目”說起

何清漣 • October 1, 2015

最近，中國政府又大大發揚了一次國際主義精神，將援助貧窮國家置於比改善本國民眾福祉優先的位置。具體事例就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演講中提到的“7項承諾及‘6個100’項目支持”。

北京澤及世界窮國，獨獨遺忘本國窮人

人民網驕傲地告訴本國人民：“習近平提出中國擬實施的7項重要舉措，包括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加對最不發達國家投資、免除對有關最不發達國家債務三句話時，收獲了最多掌聲。”

“免除最不發達國家債務”這事，其實是中國政府做個空頭人情。從已有例子看，那些被免除債務的國家並非特別領情。因為這種債務成立時，借債國就沒想過要還債。因為債務關系成立之時，作為債權國的中國總是希望債務國另外提供一些即期服務，比如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做某項譴責中國的決議時投反對票之類，這些又不會寫在協議中。在債務國看來，我們投了票，就是還債，兩不相欠。這與中國農村基層選舉賄選的“道理”一樣。

但那7項承諾，例如向發展中國家提供“6個100”項目支持、12萬個來華培訓和15萬個獎學金名額等等，是中國開出的遠期支票。那“100個減貧項目、100個農業合作項目、100個促貿援助項目、100個生態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項目、100所醫院和診所、100所學校和職業培訓中心”，都是要拿真金白銀來堆的，而且除了促貿援助項目之外，其余哪個都是中國廣大農村地區急需的。

中國的日均消費1美元以下人口共3.03億（世界銀行數據）；農村地區污染遍地，全國有二百余個被發現的癌症村；貧困地區缺少醫院與診療所、缺少學校；更缺乏各種專業技能人士。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慷慨灑錢援助這些項目時，哪怕就算讓本國人民享受一下同等待遇，將同樣數量的資金用在國內開發同樣的項目，五年過去，估計會有不少貧困地區與貧困人口受益。

我經常批評中國政府的社會管理能力（不是社會管制）很差，從這些項目對窮國人民的貼心程度來看，完全不是管理能力差，而是管理能力用錯了對像。有這麼好的扶貧構想，應該在本國先行實施。比如為國民提供相應的免費培訓項目，那些來華培訓的12萬人與15萬個獎學金名額，估計是中國來回機票與在華食宿全包外加零花錢。這種慷慨對比之下，對本國人民就吝嗇得多，2012年，中國宣布一大德政，在今後五年內，將在680個貧困縣每年定向招收1萬名大學生，可參照大學生獎助學金計劃享受相同待遇。五年內貧窮國家的27萬人免費培訓與本國共計5萬人貧困生的部分免費，其間差別，小學算術可以算出來。

中國每年招收數百萬大學生，其中有不少來自低收入家庭。媒體經常報道貧困大學生家庭為籌集學費而撿破爛、日夜辛苦工作乃至母親賣腎供兒子讀書的心酸故事。他們何時能夠享受中國政府提供給窮國人民的這些福利？

中國當權為何忽視公共服務職能？

在三權分立的西方國家，政府既是一個權力機構，更是一個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機構。但在中國，政府自認是權力機構，提供公共品被放在次要的位置，公共服務職能幾近於無。媒體與公眾，亦視政府為權力的行使者、人民的管理者，極少有人想到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政治責任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公共服務職能。當然，政府更是不能被批評，批評政府與“顛覆政府”界限模糊，在許多落後地區，官員代表政府，批評官員就是批評政府。將政府與國家混為一談，更是中國輿論的一貫調門，長期浸染之下，中國人分不清二者之間有本質區別。

中國政府為什麼總是忘記自己應該承擔公共服務職能？這與權力來源有關。

政府作為一種掌握公共權力的的社會組織，其權力的取得必須具有合法性。權力只對權力來源負責，這是人類社會的通例。封建王朝的君權神授說，就是對自己權力來源合法性的一種解釋。但君王履行對子民的責任，也被解釋成“天意”的一部分。人類社會進入近現代以來，民主政治誕生，英國的憲政民主確立了納稅人的地位，法國大革命的斷頭台讓“君權神授”說徹底破產。西方各國建立現代民主政治以後，政府的權力來源是本國國民（亦稱為公民），政府就對國民公民負責，除軍事、外交、行政等權力之外，主要職能是提供公共服務。這一公共服務除了為國民提供各種公共設施之外，國民的生老病死，弱勢者的生存保障，都在公共服務之列。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大量投放在軍費、維穩費用上，這些費用遠遠高於教育投入及公共醫療，原因就在於中共政權的權力由槍杆子取得，用暴力與宣傳機器維持，因而其財政支出的重中之重就是維持槍杆子與筆杆子。這倒也符合“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這一原理，但與現代世界文明格格不入。這格格不入，主要表現在政治體制上。

目前，世界上共有224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國家為193個，地區為31個。193個進入聯合國的國家中，專制國家只有19個，其中5個是共產專制國家，即中國，北朝鮮，越南，古巴，老撾。

其余174個國家，有美國、歐盟這類比較完善的民主國家，還有拉美式、東亞式、非洲式等各種類型的不完善民主國家。但不管怎樣，這些國家都有民選這一基本形式，中國近年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平崛起”之後，希望領導世界，主導國際規則的制訂，但因為其專制政治及人權狀態惡劣，難以服眾，因此，中國政府就開始向世界各國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習近平訪問拉美五國，從委內瑞拉人民的狂熱歡迎中，深感國際援助是中國成為世界領袖的重要助力，因此有了聯大演講的諸項承諾。

中國人對這些承諾當然不滿，他們認為，在中國自己尚未完全擺脫貧困問題的時候，免除他國債務以及提供無償援助的做法是“窮大方”。但抱怨的同時卻無可奈何。因為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中共政權不是民選的，因此不用對人民負責。

放棄本國窮人去照顧他國人民是國恥

當中國主席習近平在聯大講話中宣布彰顯中國政府國際道義感的“7項承諾及‘6個100’項目支持”之時，國內網易上正好登了一條消息：武昌一位90歲的老奶奶為了養活72歲的癱瘓養女，不得不在外擺地攤賺錢。讓年逾90高齡的貧苦老人自食其力，實為國之大恥。於是我就想，中國政府是不是應該在照顧好本國的窮苦人民之後，再去滿世界扶貧？畢竟，一個政府的基本政治責任就是照顧好本國的孤寡窮苦與殘疾人，照顧他國人民固然彰顯道義，但畢竟應該排在照顧本國人民之後。

教皇方濟各9月27日在從美國返回羅馬的飛機上就梵蒂岡與北京的關系向媒體表示：“我們之間有接觸，也有對話。應該進一步發展。就我個人而言，能夠有一個文化悠久有具有如此行善潛力的國家做朋友，將歡樂無比”。教皇也許是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大的“7承諾與6個100計劃”中深切感受到中共政權的“行善潛力”，因此“歡樂無比”。我不知他是否知道中國還有許多與他同齡甚至更老的人在“自力更生”，中國的行善潛力並未澤及他們。

我想聲明，本文並非反對中國盡國際道義。中國作為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改革開放初期也接受過發達國家不少援助，不盡國際義務是說不過去的。但是，在國家責任與國際道義何者優先之間，北京不應該迷失方向。本國人民有權做出這種要求，因為盡管中共政權並非民選，但卻是本國人民用自己的辛勤勞作的稅金在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