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誰在治理台灣的大學？原來三成私立院校都是國民黨辦的！
到底是誰在治理台灣的大學？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戴伯芬研究發現，台灣的高等教育就是國民黨黨國系統的延伸，師範體系特別嚴重。超過四分之一的私校來自國民黨黨政軍，延續變成家族勢力，公立大學更都在國民黨控制下。
「為什麼教育部高官總是如此偏袒私校經營者？因為他只想到他自己！」高教工會在十一月中召開記者會，指出許多私立大專院校師生面對學校種種違法作為，向教育部陳情或檢舉，卻總是石沉大海，究竟是誰在護航？
高教工會追蹤近二十年來教育部部長、次長、司長、主秘在退休或下台後的去向發現，有極高比例前往私校擔任要職。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指出，二○○三年開始荼毒教師的評鑑制度，都是教育部想出來的。而這些官員瞭解評鑑遊戲規則，在補助幾乎都是競爭型經費的狀況下，請到退休官員，不但掌握了人脈，還有「錢脈」，「一有官員要退休，各校就搶著要，就像軍備競賽。」
高官退休轉私校，排擠年輕人
由於退休時公務員職等幾乎累積到最高，起薪就有十萬，若任主管還有三萬的加給，加上退休金，保守估計一個月能領超過二十萬。為了用高薪聘請這些人，排擠了青年博士的就業機會，還讓許多教師只能以約聘僱「非典」聘用，完全排擠掉愈來愈少的資源。
高教工會更揭露，部分官員退休轉任私校的言論與知識生產，完全讓大學退場成為私校牟利的管道。例如前教育部次長周燦德，轉往正修科大任講座教授、在醒吾科大任校長，他在接受前技職司長主持關於「大學退場機制」的研究計畫訪談中，提出「要讓私校在退場清算後的校產可以交由私校校董來分配的主張」。
教部治理失能，推給「大學自主」
細數《私校法》中鬆綁圖利私校校董法令，如私校解散後校產得交由董事會決議處置，不再歸屬地方政府、讓原先無給職的董事得以「專任董事」的名義，合法領取校長級薪資，放任學校停辦後私校校董得以透過改辦其他事業（教育、文化、社福）來繼續占用、甚至挪用校產，增添退場的誘因，讓他們在學校改辦後，可獲取土地變更增值稅免繳的優惠。
高教工會整理，這些法令的鬆綁，歷經十五位教育部高官，退休後都在私校擔任講座教授、校董、副校長等要職。陳政亮認為，雖然許多官員原先的職業就是教授，退休後回到學校繼續教書也很合理，但不應擔任主管職，否則就有利益分贓的嫌疑，並要求教育部另外訂定旋轉門條款。
教育部回應，曾考量退休人員轉任私校是否停領退休金，但因軍公教人員適用之退休金法令不同、且分屬不同主管機關，會再研議相關規定。此外，教育部亦否認高教工會認為《私校法》偏袒私校經營者，指出法令的修訂是為促進私校多元健全的發展，也針對學校停辦後校產的處置有明確規範，不會有圖利的情事發生。
但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戴伯芬研究，教育部目前面對爭議都只能拿出「大學自主」雙手一攤，卻發明教育評鑑壓垮基層教師，經營不善的私校「動不到」、連公立大學都有財務危機，為什麼教育部的治理一再失能？
黨、政、軍愛辦學，控制力延伸
「我想瞭解到底是誰在治理台灣的大學，發現跟政治息息相關。」由於現在的私校幾乎都被經營成「家族事業」，戴伯芬列出現今大學創立的第一任校長，有幾個出乎意料的發現。
台灣高教發展多久？不到百年。一九二八年，日本建立台北帝國大學，二○一一年，大學數量快速擴張到一一六所。當前的少子化危機，以及學校數量過剩，讓社會大眾直指當時教改主張「廣設大學」的前中研院長李遠哲與時任教育部長吳京。
但戴伯芬發現，其實有高達五十八所、三分之一的大學，來自於技專升格。而這些技專哪裡來？國民黨一九四九年來台，為了安置大批的軍人和政治人物，除了光復後的「忠貞條款」，也安置來台專科以上的教職員任教。
「當時台灣的師範體系經過日據時代，已經發展到專科，中國還在高職。為了讓中國來台的師資可以跟台灣銜接，就把台灣的師範體系降格到高職，以便這些人可以進到體系卡位。」戴伯芬提到，除了安插這些「忠貞分子」，校長也直接由黨任命，而校長又可以決定各級主管，主管能管教師，「威權時期，高等教育就是黨國系統的延伸，師範體系特別嚴重。」
不只如此，早期辦學是一種「特許」。大批軍人來台，學校變成分封受賞的籌碼。戴伯芬就舉例，「你很難想像，一個威風凜凜的特務，竟然是台南女子家政學校的創辦人。」據統計，黨、政、軍系統辦學者的學校有三十所，占了近三成。
校地非「私」地，怎容圖利自肥
有趣的是，土地哪裡來？一般認為大學校地都是在地的熱心居民「捐」的，但實際調查，公共性恐怕更強。戴伯芬提到，二戰末期，日本在台灣執行「神風特攻隊」，廣徵台灣人民的土地蓋機場，讓台灣成為一個不沉的航空母艦，試圖攔截美軍對日本本土的攻擊。參考師大地理學系副教授洪致文的研究，當時有超過六十座的各類飛行場。
國民黨來台後，直接接收，如勤益科大、靜宜大學、東海大學都有部分校地是軍方土地。更別提，如台糖等國營企業土地，更是捐地興學的大戶，「台灣的私校，只有極少的比例來自私人捐助興學。這就是為什麼私校退場不應該拿回土地，土地本來就是公家的，不是私校自己買的，怎麼能在退場時圖利自己？」戴伯芬說。
而這些專科升格成大學，原先的體質是高職，升格只好「東拼西湊」，已經是被檢討多年的問題。而師專升格的「教育大學」，在師資培育管道開放後，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早就該退場，卻轉型成教育行政，才出現評鑑制度。甚至有教育大學開設「評鑑系」，「他不能教，就來當官，以前是老師，現在培養管老師的人，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高教商品化，需要轉型正義
有超過四分之一的私校來自國民黨黨政軍，延續變成家族勢力，「公立大學更不用說，基本上都在國民黨控制下。」戴伯芬提到，雖然公立大學的校長流動有彈性，但就她的研究，假設以一九九六年技專的大量升格做為轉捩點，又有一個有趣的發現。
在一九九六前，校長幾乎都是一般綜合性大學出身，以理工為主、留學美國；一九九六年以後，大學校長的組成幾乎都是教育系統出身。戴伯芬說明，如果視公立大學為黨國控制的學術官僚體制，有兩股重要的力量在管理公立大學。
「第一，來自於美國理工背景的大學校長，大多數有博士學位，甚至有美國的工作經驗，帶來市場化的經營邏輯。第二則是學術官僚系統，來自師範體系，承襲早期黨國控制的氛圍，解釋了為什麼高教出現很多管理主義。」戴伯芬認為。
「高教最嚴重的問題，是需要轉型正義。」戴伯芬認為，就算歷經解嚴和民主化，黨政軍及新興地方派系仍是支配當前台灣教育系統的主要勢力，扮演引導政策與分配資源的角色，「台灣解嚴二十五年，教育卻始終沒有解嚴，還轉型擴張成更大的支配力。」她感嘆。
高教崩壞，不只學生，連教師都走上街頭，教育的意義在公共化、商品化之間拉扯。教育部失去治理能力，少子化帶給大學退場的危機又在眼前。回顧歷史成因，著眼未來的當務之急——大學退場，著實需要更細緻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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