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習近平的黨國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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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習近平的黨國民族主義

黃安偉 2015年9月25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美國進行首次國事訪問之際，正是中國自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以來，在世界上發揮比任何時候都大的影響力的時刻。在某些西方人眼裡，最近幾周有越來越多的有關經濟增長放緩及政府應對股市危機的疑問，習近平作為一位精明、有效的領導人的形象已經失去了一些光澤。但對許多中國人來說，習近平仍是一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新時代的無疑象徵。正如習近平自己所說的，他在尋求人民「中國夢」的實現，正帶領國家在「復興之路」上大步邁進。民族復興的一部分涉及到擴大中國在南海的領土覆蓋，這讓美國和東南亞國家震驚，也涉及到強調中國的抗日戰爭。康奈爾大學政府學院副教授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研究中國的草根民族主義、以及民粹主義抗議與中國黨天下的相互作用。她去年出版的名為《強大的愛國者：中國外交中的民族主義抗議》(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一書，就是基於這項研究。在一次採訪中，她討論了習近平風格的民族主義、以及這種民族主義在中國如何表現。

問：本月早些時候，你曾說中國共產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的閱兵式，體現了「習近平反覆強調的自上而下的民族主義」。這在習近平上台的頭三年里是如何表現的？與習近平之前的時代有什麼不同？

答：無論習近平的「中國夢」辭藻怎樣華麗，中國領導層其實對民族主義運動非常擔心，怕這種運動會導致更大範圍的不穩定，也怕運動給中國的外交政策施加不必要的壓力。

自從三年前習近平上台以來，草根行動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壓制了。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為紀念抗戰勝利法定了三個新節日，還搞了一次壯觀的閱兵，以充分展示中國不斷增長的軍事實力。但公眾對紀念活動的參與卻一直受到嚴格控制。就連在百度貼吧檢索「九·一八」，都會得到這樣的結果：「抱歉，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本吧暫不開放。」9月18日是紀念日本1931年入侵東北三省的日子。

問：一些分析人士將習近平與毛澤東作比較，說他們在試圖利用草根民族主義上有相似之處。你怎麼看？

答：自毛澤東以來的所有領導人都試圖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草根民族主義，正如我在《強大的愛國者》一書中所寫的。在毛澤東時代，經常有反對美國和蘇聯的大型遊行。就連重新讓中國向世界開放的鄧小平，也曾用學生的抗議活動，來警告日本領導人緩和其行為。在江澤民時代，美國飛機1999年意外轟炸了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之後，曾爆發大規模的反北約及反美示威。胡錦濤在台上時，爆發過兩輪針對日本的抗議活動：一輪在2012年，針對的是日本購買東海中的三個島嶼；另一輪在2005年，針對的是日本申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至於習近平，把他與毛澤東相比，主要針對的是他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為自己打造出「習大大」這一魅力形象的努力。但是，與毛澤東不同的是，習近平並沒有呼籲群眾站起來，對外國列強揮動集體的拳頭。到目前為止，習近平對世界展現的是強硬但溫和的面孔，依靠中國的物質力量來堅持和捍衛中國的利益，沒有受互聯網上極端聲音的影響。但是，這種自我抑制也許不可持續。由於中國媒體最近對中國領土主張的關注，一次致命的碰撞或挑釁事件，特別是與美國或日本有關的，很可能會引發一種讓中國政府難以控制的公眾反應。

問：在你的文章中，你描述了中國的黨天下與草根示威者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街頭抗議活動如何為官員提供機會，使他們能夠把信號發送給國內外的不同受眾。同時，這些抗議活動也給領導人帶來風險。在習近平時代，你看到過這種相互作用嗎？

答：在過去的三十年里，中國領導人對草根抗議活動有選擇地容忍，為了加強強硬的外交立場，允許一些民族主義示威活動發生，為了對外界表現出靈活性、讓其放心，也抑制這類抗議活動。但是，這種政府台後導演的抗議活動往往被人懷疑是木偶戲，而不是真正的群眾運動。因此，中國官員在管理民間民族主義上，面臨一種困難境地。要讓「中國人民的感情」在外界觀察者眼裡可信的話，人民就必須擁有在網上和街頭表達他們意見的自由。

習近平2012年上台前不久發生的反日抗議，凸顯了試圖在台後導演民族主義示威所帶來的國內及外交風險。在中國200多個城市爆發的示威展示了這種危險：針對日本的抗議活動可能會改變方向，比如在南方城市深圳發生的那樣，人們開始在政府總部外邊聚集。但是，這些與政府導向的偏離，在外國懷疑論者眼裡表明了一個證據，那就是，國家支持民族主義，只不過是為國內的不滿情緒提供一個方便的出氣口而已。

習近平繼承了中國在東海與日本的對峙。防止事態意外升級為戰爭，以及加倍打擊可能讓公眾產生不滿情緒的源頭，解釋了為什麼想成為民間積極分子的人已被告知，目前「不便」組織活動。

問：習近平將會是自1949年來的第四位受白宮正式邀請，進行國事訪問的中國領導人。這對中國的草根民族主義起到什麼作用呢？

答：不管峰會能否產生任何實質性成果，習近平此次訪美都可能在其國內得到正面的描繪。中國對國際尊重的渴望在賦予中國共產黨合法性的民族主義敘事中佔據中心位置。習近平一直特彆強調要達成「新型大國關係」，這種關係意味着中美的地位會變得更平等。除非在禮儀上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疏忽或錯失，習近平的國事訪問和在聯合國的演講會明確提醒人們，中國是國際社會重要且強大的成員。

習近平這次訪美的外交利益遠大於其國內利益。目前，美國商界越來越擔心中國的經濟政策，共和黨候選人也一直批評奧巴馬對中國太過軟弱，習近平訪美行程的積極成果會表明中國仍然致力於國際合作，並驅散當下越發激烈的互相批評的聲音。

問：習近平的閱兵式試圖利用中國抗擊日本的自豪感。現在中國這種情緒有多廣泛呢？

答：在中國內地，針對日本的負面態度很普遍。皮尤(Pew)近期的一份調查顯示，信任日本的中國人不到10%——而日本人也不信任中國。沒有親身經歷過中日戰爭的中國年輕人，對日本也有強烈的反感，很多觀察人士對此感到驚訝。學校里的國家宣傳和愛國主義教育，也傾向於把批評日本變為是正確的政治立場，所以我們很難知道這種負面態度，在中國人心中有多根深蒂固。

分析民族主義抗議的地理分佈，是看待中國民族主義的內部差異的另一個方法。在最近一份與萬家瑞(Jeremy Wallace)合作開展的研究里，我們發現在2012年的反日示威浪潮初期，有較多大學生和外來工人的城市，更有可能發生反日抗議活動。

問：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繼續嘗試轉變日本軍隊的角色，預期在中國基層會發生什麼呢？

答：隨着安保法案的通過，日本可在海外使用武力，以及在遭遇攻擊時援助美國部隊。法案得到通過之時，安倍首相也成功繞開了一個更難也更具象徵意義的障礙，那就是修改日本憲法。中國官方應該不會鼓勵或容忍基層做出強烈反應，有兩個原因：其一，日本擴大自身角色受到了華盛頓的支持；其二，中日兩國因東海爭端而產生的緊張關係，雖然仍不友好但已趨於緩和，而且中方承認安倍在短期內不太可能下台。鑒於中國十分重視經營中美關係，中國對日本擴大軍隊的角色，以及安倍首相對於日本戰時歷史那種「不負責任的」態度，除了口頭譴責之外，應該就不會採取其他行動了。

問：我們至今都沒有在中國街頭看到，有關南海爭議的值得關注的抗議活動，即使在去年一個特別緊張的時期，中國工人在越南被抗議者殺害，也沒有出現抗議活動。這是為什麼？

答：壓制關於南海爭端的街頭抗議與中國更廣泛的策略一致，那就是擴大中國在區域內實實在在的影響力，同時嘗試緩和區域內的強烈反彈。在南海，中國面對越南和菲律賓，毫不猶豫地推動現實中的優勢，因此中國在南海爭議上的決心是毋庸置疑的。中國人對東南亞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比針對日本或美國的情緒更輕，所以中國民間激進活動的「供應」相對較少，也較容易被中國政府壓制。的確，是中國對爭議島礁越來越強的控制，引發了越南和菲律賓的民族主義抗議活動。儘管越南暴亂導致數名中國工人喪生，但中國避免了報復性的抗議活動，並向公眾展示了越南方面打擊所謂的鬧事者的努力。

問：越南與中國之間有着動蕩的歷史，但越南共產黨卻時常研究中國的治理模式，你的研究有多大程度能適用于越南？

答：中國不是唯一一個會在外交關係中利用民眾情緒的國家。越南政府也容許民間出現抗議活動，藉此向北京表達越南人的憤怒和決心。在關於東南亞的民族主義抗議活動及領土爭端的一篇新論文中，我和約翰·西奧西阿利(John Ciorciari)注意到，在2007年、2011年和2014年，越南政府暫時容忍了反華抗議活動，但是在2009年、2012年和2013年，政府卻壓制了抗議活動。這個模式可以如此解釋：越南希望努力對抗中國在南海的行動，政府卻害怕民族主義抗議活動一發不可收拾，於是尋求在兩者間取得平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風險在去年成真，當時原本和平的反華抗議活動，升級為針對外國工廠的暴亂，其中受影響的許多工廠甚至不是中國工廠。

威權體制的領袖想要對抗來自外國的壓力時，往往會把目光放在街頭民眾的情緒上。對中國、越南和其他國家的威權領袖而言，他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讓那些說法顯得可信。即使是在民族主義抗議活動失控時，由於抗議的動機很複雜，如工資過低或工作環境惡劣等，外國仍然可以指責，抗議者並不是真正關心國際爭端。

黃安偉(Edward Wong)是《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
翻譯：Cindy Hao、Tang Wing Sze（實習）、 Lee Wing Yan（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