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進步比計劃生育效果好
阿馬蒂亞·森 2015年11月3日
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中國取消一胎制政策是一次重大改革，在一個特別私密的領域中放寬對了人類自由的限制，這是可喜可賀的事情。但是我們需要認識到，幾十年來中國生育率的大幅下跌雖然經常被歸因於一胎制政策，但事實上，它與高壓政策的關係較小，與人們做出傾向於少生子女的理性決定的關係遠遠更大。
這種趨勢尤其受益於中國女性受教育和就業機會快速增加，賦予了女性越來越多的權利。中國現在需要的是在家庭中進行更多反思，轉變「重男輕女」的觀念，儘管與中國女性取得的成功不符，這個觀念在中國仍然非常普遍。
我們正好趁這個機會看一看一胎制政策發揮了什麼作用——或者沒有發揮什麼作用。首先，我們必須對一種歷史說辭提出質疑，那就是：高生育率拖累了中國，直到一胎制政策改變了局面。
一胎制政策始於1978年，但在那之前的10年，生育率已經在迅速下降——從1968年平均每名女性生育5.87個孩子大幅下降到1978年時的2.98。在經過這樣的暴跌之後，隨着嚴厲的一胎制政策生效，生育率持續下跌，但卻沒有暴跌——只是政策出台之前那種跌勢的一個平緩延續。中國生育率從1978年的2.98下降到了現在的1.67。
很顯然，在一胎制政策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在影響中國的出生率。一些對不同國家進行比較的統計數據，以及對印度國內數百個地區進行的實證分析統計清楚表明，在全球範圍內推動生育率降低的兩個最有力因素，是女性受教育和就業領薪的機會。
其原因不難理解。過度頻繁地生育孩子，給年輕母親的生活帶來的影響是最嚴重的，而年輕女性獲得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更高的工作後，在家庭決策過程中就獲得了更大的發言權——這往往會降低生育頻率。在一胎制政策出台很久之前，中國就開始迅速普及教育，令女童受益，而年輕女性的就業機會也逐漸增多，直到今天，這樣的趨勢仍然強勁。
實際上，中國生育率的下降幅度，接近單靠這些社會影響就能達到的期望值。一些評論人士在談到中國時，對其嚴厲措施的有效性給予了太多讚譽，而對其扶持政策（包括把重點集中在教育和醫療上，其他國家可以借鑒中國的這些方面）則太輕視。
因此，儘管有一些令人痛心的報道，談到中國一胎制政策給很多人的生活造成了困難，但目前尚不清楚，該政策對中國的整體生育率是否產生了重大影響。
事實上，取消一胎制政策可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鑒於人們做生育決策時變得越來越理性，尤其是中國女權在不斷進步，確實沒有必要殘酷地強制大家只生一胎。
這將我們帶回到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和馬奎斯·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在18世紀啟蒙運動鼎盛時期的經典爭論。孔多塞指出了出現可怕的人口過剩的可能性，馬爾薩斯承認他支持孔多塞的這一觀點，但他拒絕接受孔多塞可靠的論證——人類理性會帶來矯正，因而也就極大地誇大了人口過剩的危險。孔多塞預計隨着「理性進步」，會出現有關小規模家庭的新標準。在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孔多塞是最早且最積極的倡導者之一）不斷擴展的背景下，孔多塞辯稱，人們會自願選擇降低出生率。
理性決定不僅限於西方。在中國，理性決定明顯在控制家庭規模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後還會繼續發揮。雖然中國取得了非凡的社會及經濟成功（不僅僅是經濟增長），但在有選擇性地對女嬰進行墮胎方面，中國屬於記錄最糟糕的國家之一；出生人口的性別比率為每100名男嬰對85名女嬰，而在那些很少或沒有選擇性干預女嬰出生的國家，這個比率為100比95。中國女性在生活的各個領域取得了巨大進步，但「重男輕女」傳統依然比較普遍。然而，反對性別篩檢墮胎的法律補救舉措——比如將其定為違法行為，無論在哪裡實施，都沒有奏效。
需要更多理性，再加上進一步利用女性賦權來對抗這種專橫的、不人道的偏見。實際上，韓國就成功實現了改變，韓國女嬰與男嬰的出生比率也曾非常低。積極的公共理性培養和對性別平等要求的廣泛理解帶來了巨大改變。
中國需要更多地依靠理性的力量，而不是法律的強制性。一胎政策的取消肯定是朝着這一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中國過去半個世紀的人口史強有力地證明了孔多塞所謂的「理性進步」，這一事實當然提供了樂觀的理由。這是更為重要的，因為在這種富有成效的方式方面，中國還有更多問題需要解決。
阿馬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佛大學經濟和哲學教授。
翻譯：土土、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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