吭死中國的，中華民族也

(Ajin 開口)

俺的名言：”吭死中國的，中華民族也！” 

中國的所有問題，從政治結構，文化本質，價值體系 - - - - 所有的問題都出自於一個源頭：中華族觀所導致。而造成中華族觀的最根本：孔儒也！

只要有族觀                   大家長概念一定盛行，就產生不了公民概念。

只要有大家長概念        就不可能有民主與自由。

只要沒有民主與自由     就不可能對公權力有監督，制衡的作用。

欠缺自由選擇                導致市場機制必定無法運作。

沒有健康市場機制         經濟元素不能迅速流通，經濟發展形成作文比賽。

就這麼多。

所以俺的：”民族與民主成反比” 鐵律，是可以得諾貝爾社會科學獎的大發現咧！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3999?full=y

2015年09月17日 06:12 AM

體制不可問責，公害不會遠離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 笑蜀

8月12日天津大爆炸以其慘烈震驚中外，此後各地接連發生多起化工爆炸。當局對此難於管控，已是不爭的事實。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近日媒體披露，海南昌江核電廠1號機組已在8月28日完成首次燃料裝填工作，預定年內投入商業運轉。而且預計年內有6到8台機組開工建設、8台核電機組投入商轉，今年將成為中國最多核電機組上線服役的一年。還有十多個省份在計劃興建核電廠，包括廣東、福建、四川、貴州、河北等。

這消息讓人心驚肉跳。其實幾年以前，中國已經有過一輪大干快上核電廠的高潮，但因為2011年3月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時任總理的溫家寶下令暫停審核所有核電廠申請案，並全面檢查所有興建中的核電廠，不符安全標准者立刻停工，並調整中長期核電規劃。但溫家寶這一舉措，竟遭中國官媒迎頭炮轟，被斥為非理智之舉、因噎廢食之舉。官媒炮轟政府首腦，這在中國極罕見。當時就有人預言，溫家寶的決定不可能落實。今天大干快上核電廠的高潮卷土重來，印證了這一預言的精准。

任由核電廠遍地開花會有怎樣的惡果，回顧一下化工災害的來龍去脈就很清楚了。

今天化工災害失控的根子，當初大干快上重化工業即已埋下，而且當時並非沒有預警。2007年6月，我在《南方周末》社評中即已警告：“重化工業正在不斷突破環境承載力的底線以及公眾心理承受力的底線，環境事故高發期以及環境群體性事件高發期，已經猝然來臨。”三年後即2010年，我在FT中文網的文章中，重申了這一警告。我不是化工專家，對重化工安全問題完全外行。但我僅憑常識，即已預見今天普遍的化工災害，那麼專司其責的相關部門，要形成共識並采取正確的行動，難道會有任何困難麼？而且整整八年時間還不夠麼？今天普遍的化工災害，難道不是可以避免的麼？

可以避免的化工災害，最終沒能避免；問題顯然在體制，尤其在體制對其自身的失控。社會對體制失控不是新鮮事，這是制度設計的初衷，從出籠的第一天起，它就凌駕於社會之上。但那時它起碼還有整體性，還有自己的靈魂，還能夠駕馭自己。但從九十年代中期起，這個狀況被根本改變，體制被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徹底占領，淪為權貴分肥的俱樂部。從那時起，體制就再沒有整體性，再沒有靈魂，再沒有自我控制的能力，聽任體制內物欲泛濫。社會則被利益集團當作垃圾箱，承擔他們無邊物欲的成本，即形形色色的災害尤其工業災害。

本來，工業災害不是沒有辦法解決，當今世界不缺控制災害的技術手段，只要有合理的體制配合，工業災害可以減輕到最低限度。且以台灣的垃圾焚燒廠為例。垃圾焚燒廠在台灣也一度神憎鬼厭，後來卻一直安全運行而且與社區相處和睦，奧妙無非三點：第一是外部監督原則，設立民間監督委員會全程監控。第二是公開原則，垃圾焚燒廠定期公布運行數據。第三是利益分享原則，垃圾焚燒廠拿出部分利潤給社區居民定期發放回饋金，把整個社區變成利益共同體。這三個原則能夠貫徹落實，則有賴整個體制的支持，即以人民主權、分權制衡為核心的政治體制的支持。

此類成功經驗，發達國家和地區並不少。但中國的困難在於，無論多麼精彩的他山之石，都難以適用中國：一切操之於我是體制固有的邏輯，注定了體制的封閉性、排他性，不可能容得下公民參與和公民監督，不可能容得下分權制衡與利益分享。即便十八大之後的反腐，也並未跳出這俗套。反腐固然是新的執政者看到體制之病入膏肓，試圖擊潰利益集團，重建對體制的控制。但不幸的是，新的執政者看到了問題，解決問題的手段依然老套，即依然相信權力萬能，對公民參與和公民監督依然懷有敵意，對利益集團開戰的同時，更對公民社會開戰。殊不知，這其實是對三十年改革的反動。三十年改革政治上的最大突破，是對全能體制的突破，改革啟動了自由化進程，社會開始恢復性生長，權力開始局部後退。但十八大之後的反腐或稱體制自救，在強化對體制的控制的同時，也一扇接一扇地關上了曾經對社會敞開的門，權力全面反攻，全能體制卷土重來。

但與此同時，體制自救並未成功，體制潰敗的格局並無重大改觀。社會卻被步步逼退。隨之出現一個治理真空，正當此時，迎頭碰上工業災害尤其化工災害的高發期，今天的中國被化工爆炸的蘑菇雲持續籠罩，也就不可避免；大干快上核電廠之讓人憂心，原因也在於此。固然不能說核電廠一定意味著核事故，但如果不能從化工災害中吸取足夠教訓，明天的中國為今天大干快上核電廠付出代價，被更恐怖的蘑菇雲陰影所籠罩，則絕非危言聳聽。

對此，實在難言樂觀。不僅因為公害型體制遺禍無窮，更因為體制和社會都已束手無策。天津大爆炸的善後即為明證。舉國體制的救災模式，全能體制極盛時代從未失效。哪怕面對汶川地震那樣的災難，善後也還不失方寸。但天津大爆炸的最初四天，政府的整個應對，簡直毫無章法可言，真是今非昔比。這只能解釋為體制已喪失其極盛時代的執行能力。這是新的執政者的最大悖論：已經不具備全能體制的傳統優勢，卻幻想用全能體制的手段，來解決全能體制的問題。

中國問題尤其體制問題之復雜，人所共知，要解決中國問題尤其體制問題，不僅需要決心和魄力，更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借鑒人類文明的普遍經驗。但至少到今天，仍看不到這一前景。誠然，天津大爆炸終於啟動問責，多位責任官員遭清算。但如果問責到此為止，顯然遠遠不夠。該問責的不只是個人，更是公害型體制本身，但恰恰是公害型體制本身不容問責。

對公害型體制的偏愛和庇護，實際是對公害的偏愛和庇護。只要體制屹立不動，公害就不可能遠離，災害就會循環往復而了無窮期。清算多少官員，拿下多少烏紗，都沒用。不告別對權力的迷信，不對社會開放，不引入公民參與和公民監督，這國家就永遠沒有希望，永遠無法揮別蘑菇雲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