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閱兵背後的“四國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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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8月31日 06:39 AM

北京閱兵背後的“四國演義”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自北京宣布今年9月3日要舉行慶祝二戰/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的消息以來，全球的觀察家都在猜測，哪些主要國家的哪些重要領導人將會出席北京閱兵式。中國的老百姓講面子，中國的黨政高官更講面子。來的外國代表越多、其級別越高，北京的這筆風險投資在國內外的政治和宣傳市場上獲取的回報率就越耀眼。

北京閱兵式的風險投資

稱這場閱兵式為“風險投資”並不離譜，因為中方從一開始就沒有很大把握，他們最希望請到的那些主要國家的政要是否會來北京登台捧場（“中國公布抗戰勝利日閱兵安排，參與國別尚未知”，DW中文網，2015年6月23日）。

此前另一場同樣主題和形式的慶典——莫斯科於今年5月9日舉辦的“衛國戰爭勝利日”的紅場大閱兵，受到多國政府抵制，就很不耀眼。俄羅斯事先向70個國家的領導人發出邀請，最後接受邀請參加的只有26個國家的領導人，且大多數來自與二戰關系不大的次要國家（陳翔：“紅場‘最強’閱兵是否能重振俄羅斯士氣？”澎湃新聞，2015年5月8-9日）。雖然抵制的直接原因是俄國和烏克蘭的衝突，但蘇俄作為對二戰勝利貢獻第二大的國家，卻能因為眼下的國際糾紛被公然“打臉”，北京也不敢掉以輕心。據早先的消息，中國至少向五十多個國家發出了邀請，最終真來的有多少，說不准（“中國力邀五十多國出席閱兵”，RFI，2015年7月17日）。畢竟中國近年來所處的國際環境遠非鶯歌燕舞、一團和氣，誰敢打包票不發生喪失顏面的事件？

站在中國的角度看，二戰的參與國裡，以日本、美國、蘇俄最重要。這三個大國的現任政府及廣義的政界和輿論界如何對待北京舉辦的二戰/抗戰勝利70年閱兵慶典，很值得國人冷靜觀察和品味，因為這是幾十年一遇的解剖以中國為樞紐的國際關系與國內政治糾纏互動的良機。

日本的不服

日本的現任政府雖然民族主義和右翼色彩比以往的好多屆更顯濃厚，但在相當程度上，它延續了戰後日本政治光譜上的一大半成分，也即除了左翼以外、從中間到偏右、但不包括極右的諸多觀點主張（參閱黃菁菁：“日本各政黨對安倍講話的評論”，中國時報，2015年8月15日）。就其對二次大戰的態度而言，總體上可以歸結為幾個“不服”。

第一是對歐美有些不服。日本發動二戰的基本理由就是：白人強權國家跑到亞洲來稱霸，對非白人種族進行殖民統治，太不公道。日本當年所要做的，就是趕走白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讓亞洲成為亞洲人的亞洲。即使從今天政治價值觀的高度看，所有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都要被否定，但說到底，還是白人種族這麼做在先，日本只是在受到他們的刺激和欺凌之後，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安倍今年8月14日以日本內閣名義發表的講話完整版，前面五小段全是在做這樣的歷史辯解（關於這種觀念在日本的源遠，參閱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36-38頁）。日本對於二戰後歐美官方只譴責日本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給亞洲多國人民帶來痛苦，卻不首先說明日本是步其後塵，歷來感到不公正。

第二是對蘇俄更加不服。戰後日本對歐美戰勝國的不服，尚且受到利益和制度兩方面的緩解和平衡。因為歐美戰勝國尤其是美國，對日本的經濟重建、政治穩定和軍事安全作出了舉足輕重的幫襯，同時也沒有占據日本國土。蘇俄卻不同，它不但沒有幫過日本的戰後復興，還強占了日本的北方四島，至今不還（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rotests Russian Deputy PM and PM visited disputed islands，Kyodo News, 13 Aug 2015; Reuters, 22 Aug

2015）。聯系到近代俄國對東亞北亞的多番擴張侵略，日本更是憤憤不平。廣袤的西伯利亞本屬於東北亞人民，原已擁有歐洲東邊巨大領域的俄國，憑什麼搶奪走西伯利亞（參閱野村浩一書第38-39頁、52-57頁）？日本當年在遠東的三場惡戰（1904-1905年、1938-1939年），都是針對俄國在東亞北亞的軍事威脅而發。要譴責擴張主義和軍國主義，在東亞北亞最該被釘在歷史罪過榜的，是俄國而不是日本（參閱喬治.倫森：《俄國向東方的擴張》，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

第三是對中國多層次的不服。日本難以真心接受二戰中“被中國打敗”這一定義，中國作為戰勝國的地位在他們眼裡很勉強。盡管許多日本人對戰爭傷害了中國深抱歉意乃至有罪過感，然而一提到具體案例，許多日本人又大感不服，不照單接受中國的控訴。

比如1937年12月發生的南京陷落後慘案，究竟被殺害的中國人是多少？日本學界的最低估算只是2萬人（“德國學者眼中的‘南京大屠殺’”，DW中文網2012年2月26日。丁按：即使只有2萬人，也是大屠殺！）。完全承認“30萬人”的日本人，和完全否認有這場大屠殺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是一樣的少。即便很多日本人默認日軍在華施加於平民的諸般暴行，也會爭辯，這跟中國軍隊在戰亂時針對本國平民的暴行大同小異，比如清兵南下在揚州、安慶、嘉興的屠城，殺害了幾十萬人；曾國藩湘軍和太平天國軍的循環反復大屠殺，平民枉死逾千萬；1938年6月7日中國軍隊炸毀鄭州花園口黃河堤以阻擋日軍推進，造成近90萬平民死亡，等等。言下之意，中國近代以來大規模相互殘殺的案例不勝枚舉，犯下暴行的日軍不是特例，至多算是一丘之貉。

概言之，日本對歐美是有些不服，對蘇俄是更加不服，對中國則是多層次不服。也是基於這種深廣的政治情緒，對安倍的戰後70周年談話，雖然中韓兩國嚴辭批評，而日本三大媒體全國民調，結果均顯示肯定者顯著超過否定者（童倩：“民調：日本民眾多數贊成安倍講話”，BBC，2015年8月19日）。

美國的不安

美國對中國紀念二戰/抗戰勝利的相關操作多次表達了不安，既有歷史對照的因素，也有現實比較的因素。近年來中國最高層和官方發言人多次警告美國不要插手亞洲的事務，尤其不要介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領海糾紛，讓亞洲各國處理它們之間的麻煩。這類主張在美國政界和輿論界聽來，跟二戰前日本高揚的“亞洲門羅主義”幾乎同出一轍。北京的這些有力言辭並不是空對空宣傳，而是以強勁的軍力增長作支撐。北京特別集中資源發展“entry-denying拒絕進入”的綜合武力，雖然是源於1996年的台灣大選導彈危機，首先是要拒絕美軍進入台灣海峽干涉兩岸衝突。不過，這種綜合武力完全能夠進一步延伸，成為中國拒絕美軍進入東海和南海更大區域的阻抗手段。美國越來越多的政界和輿論界人士發問：中國是否要走上或者已經走上二戰前夕日本式的道路（Steven Metz,“Has China’s war with America already begun?”World Politics Review, 7 Aug 2015）？

對北京閱兵式怎麼搞，搞多大，美國也是頗為不安。美國憂慮的是中國或許模仿蘇俄閱兵式那種“軍國主義傳統”——朝鮮模仿得最為地道，每年都要刺激周邊和美國一下——，那就會讓亞太多國擔心受怕。今年4月，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主任麥艾文(Evan

Medeiros)對北京閱兵式公開提出質疑：“一個大型閱兵儀式能夠傳遞和解的信息嗎？能夠促進彌補過去的傷痕嗎？能夠有利於展望未來嗎？”（新華網2015年4月30日譯文）

美國及其主要盟國政要還擔心，他們若出席北京的閱兵式，會被拖進中日爭端的燙水池中，而這些國家無論從政治價值還是實際利益考慮，都不願意為中國痛斥當今的日本政府背書。美國外交學會的日本專家希拉·史密斯說，華盛頓擔心此次閱兵式會擾亂日中之間試探性的重新靠近，有可能破壞區域穩定。她說：“我們都在非常緊張不安地關注著，我認為有大量幕後工作鼓勵中方不要把它變成一次大型閱兵式和大型的排日活動”（《南華早報》網2015年3月5-6日報道）。安倍9月3日不來北京，事源於此。

中國的不滿

對日本和美國政界的上述做法說法，中國的不滿理所當然。不過，在筆者看來，北京這次對日本政府公開表達的不滿，還比不上對美國政府來的強烈，也許是因為北京判定安倍內閣是“死豬不怕開水燙”，再怎麼批它也無濟於事。而美國政府則更有實力妨礙中國在周邊區域的軍事態勢，也更有能量牽頭別國制衡北京的一些外交政策。

對於上引的白宮官員的責問，中國軍方發言人嚴辭反擊：“美方有關人士的說法是錯誤的，如果不能正視歷史，就可能重蹈歷史覆轍，重演歷史悲劇。……勝利70周年之際，中方參照各國的普遍做法舉行閱兵式，無可指責”（新華網，2015年5月1日）。倘若這位發言人翻閱1945年8月中旬《新華日報》和新華社報道，會讀到：15日夜間延安城慶祝活動通宵達旦，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也加入進來。對二戰勝利貢獻最大的美國，從一開始就分享著中國的抗戰勝利之喜悅，目前的質疑是出於亞洲再平衡的維穩考慮。

俄國的不虧

這場四國演義中最堪玩味的是俄國。自家的閱兵式遭“打臉”的莫斯科，在中國紀念二戰/抗戰勝利所牽涉的國際較勁中，全無失分盡得分，一點不虧。綜合多國的相關報道，每逢歐洲舉行二戰重大紀念日，總有一些國家各類團體翻出史料提醒世人：

第一，蘇聯當年與納粹德國密謀，瓜分中小國家的領土。二戰結束時，歐洲殖民主義大國紛紛放棄殖民地，唯有蘇聯趁機把整個東歐變成了它的半殖民地。

第二，二戰前夕和期間，蘇聯暴力驅逐其西部地區的多個非俄羅斯民族集體遷徙，強制他們在固定點居住，導致上百萬無辜者死亡，這跟納粹在中歐的做法很接近（Bill

Keller, “Major Soviet paper says 20 million dies as victims of Stalin”,New York Times, 4 Feb 1989,p.1）。

第三，蘇軍向德國進攻途中，把大規模強暴當地婦女作為戰爭手段，僅德國婦女遭強暴者就達10萬。前年的二戰紀念日，有波蘭學生在街頭建起一座臨時塑像，展示一名蘇兵強暴當地婦女，激起強烈反響，莫斯科暴跳如雷。

第四，蘇軍占領德國後，掠奪大批珍貴財寶運回國，這也接近於納粹軍隊在占領地的行徑（DW中文網有許多資料）。

所有這類行為蘇俄在東亞都干過。第一，二戰結束時趁機把外蒙古從中國永久割裂，並將中國東北和新疆變成蘇聯獨占的利益範圍（《閻明復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卷第472-474、483頁，第2卷第647-648頁）。第二，二戰初蘇聯在遠東大規模清洗華人，送進集中營，迫害致死，遭難者達20-30萬人（馬員生：《旅蘇記事》，北京，群眾出版社，1984年；“莫斯科展覽揭紅色恐怖”，VOA，2014年11月1日）。第三，蘇軍1945年8月進入滿洲後對平民的各種暴行，包括肆無忌憚強暴婦女，以至於老百姓罵他們比日軍還壞。第四，蘇聯大量拆卸東北的工業設備運回國，價值達9億美元，由此造成的破壞則高於此價值10倍，在當時是天文數字的巨額財產，引起中國各界抗議（迪.海茵茨希：《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147-148、178-179頁）。

以上幾類的蘇聯作為，在歐洲每年都位列反思二戰的公眾主要話題。而在中國大陸，卻被歷史虛無主義掃蕩一空，幾乎絕跡於主流媒體和教科書。就二戰結局而言，蘇俄在跟中國的打交道中，絲毫不虧。

四國演義，方興未艾

因北京閱兵式而被全球注目的四國演義，乃是中國再崛起和亞洲再平衡這個跨世紀大故事的戲劇性環節（Jeremy Page, “China’s WWII parade fuels RSVP angst”, Wall Street Journal, 30 July 2015, p.14）。中國人越是深挖背後的脈絡，越有助於落實前引的中國軍方發言人聲明：“如果不能正視歷史，就可能重蹈歷史覆轍，重演歷史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