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7月21日 06:14 AM
資本主義的道德困境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約翰•普倫德
乍看之下，最近幾周給上海和深圳股市造成混亂的巨大泡沫似乎是中國特有的。畢竟，政府對泡沫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無疑希望借著股價飆升來以極低的成本重組陷入困境的國有企業。
然而，自近期股市暴跌以來，中國政府在救市中面臨的困難表明，中國的威權、干預主義的資本主義模式也有局限性。泡沫就是泡沫，不管在哪裡都是一樣。事實證明，在中國馴服資本主義野獸和在西方一樣棘手。
1978年，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開始推行資本主義制度，並在巨大的規模上展示了這一制度的一個基本事實。中國擁有讓民眾擺脫貧困的非凡能力，但這種能力並非沒有代價。這種代價不只是資本在工業化初期階段無情壓榨工人的傾向；也不只是創造性破壞的嚴酷，或者資本主義制度從工業革命直至2008年金融大危機期間周而復始的動蕩周期；同樣也不只是最近幾十年伴隨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加劇——尤其是在講英語國家和中國。
更為根本的是合法性問題，這涉及金錢動機（換言之是貪婪）在推動經濟增長中的主導作用。據說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經說過：“資本主義是這樣一種令人吃驚的信仰，即最卑鄙的人的最卑鄙的動機不知怎地就會追求最美好的結果。”
這種對金錢的道德品質的擔憂，至少可以追溯至柏拉圖(Plato)和亞裡士多德(Aristotle)。在《法律篇》(Laws)一書中，柏拉圖筆下作為他自己代言人的雅典人指責，商業“在人的靈魂中培養欺騙和狡詐的伎倆”。亞裡士多德也對貿易不滿，他認為貿易不僅卑鄙，而且容易破壞公民承諾。然後是耶穌表示沒有時間留給富人，而聖保羅則說，貪財是萬惡之源。
商人和商業本身一樣受人非議。從古到今，小說家和劇作家都在無情地嘲諷暴發戶商人的粗俗和自命不凡，最好的例子是彼得羅紐斯(Petronius)的《薩迪利空》(Satyricon)中，特裡馬喬(Trimalchio)的宴會上那些令人生厭的賓客，以及莫裡哀(Moliere)筆下的茹爾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茹爾丹先生高興地發現，自己一生都在說散文。巴爾扎克(Balzac)、狄更斯(Dickens)、佐拉(Zola)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等19世紀的小說家，都擅長刻畫商人的小氣和無賴。現代很少有作家在小說或詩歌中宣揚財富創造帶來的社會益處——艾恩•蘭德(Ayn
Rand)是個引人注目的例外。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歷史上許多時期，政治和社會架構中都存在既定的反商業情緒，這有助於解釋為何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文化中，資本主義的植入都如此令人不愉快。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價值觀——經由13世紀的哲學家聖托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傳承——在歐洲存活並延續至封建時代。當時，權力和財富來自土地——貴族們看不起商業。只有軍隊、地產管理和教堂這些職業才適合貴族。他們沒有時間培養節儉和創業的資本主義美德。
在亞洲許多國家同樣如此。中國早期的儒家學者提出“士農工商”的等級劃分——最高的是有學問的士，接下來是農民，然後是手工業者，最底層的是低賤的商人和貿易者。在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之前的許多個世紀裡，日本封建社會存在著類似的社會等級結構，從上至下是武士、農民、手工業者，最後是商人，後者充其量被視為“必要的惡”。
為什麼商業和金融遭受如此多的罵名？經濟背景提供了部分答案。幾個世紀以來，人均收入只有很小、或者沒有增長。沒有增長，貿易似乎就是一個零和游戲，某個人賺錢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另一個人虧錢。貿易的道德基礎因此看起來令人難以信服。
這種偏見首先在伊斯蘭世界開始消退，那裡的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ohammed)支持貿易，不過他反對金融。在中國，在公元10世紀至17世紀之間的宋朝和明朝期間，商業逐步發展，士農工商之間的界限開始松動，富裕的商人被吸收進地主士紳階層，盡管中國的官僚制度仍然有力地阻礙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在歐洲，商業地位提升的征程真正肇始於意大利城邦。12至14世紀，商人與銀行家融入了強大的貴族統治階層，切斷了權力與土地之間的聯系。這些城邦的經濟變得以貨幣為基礎，並具有資本主義雛形，因為它們植根於市場交換並以合理清晰的產權為支撐。《十日談》(The
Decameron)的作者喬萬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甚至能宣稱“商人是干淨利索而優雅的人”。
17和18世紀，知識界的氛圍發生了巨變。在歐洲爆發毀滅性的宗教戰爭之後，格老秀斯(Grotius)、斯賓諾莎(Spinoza)以及霍布斯(Hobbes)等哲學家批判了盛行於整個中世紀的尚武價值觀以及基督教的反唯物主義傳統。為了爭取和平與穩定，他們的目標是要使人們遠離軍事英雄主義以及對永恆救贖的全神貫注，而關注當下的繁榮。與此同時，作家塞萬提斯(Cervantes)在《堂吉訶德》(Don Quixote)中諷刺了中世紀貴族的英雄價值觀，而拉羅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在《道德箴言錄》(Maximes)中強調了人類的虛偽、自利、虛榮和貪婪，而非騎士的美德。
然後是1776年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對自利的贊頌。18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試圖使貿易變得受人尊敬，他在《論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中寫道：“……商業的自然結果是帶來和平。兩個有著貿易往來的國家會變得相互依存：如果一方有興趣購買，另一方則有興趣出售；所有的結合都是基於相互需要。”
游戲規則隨18世紀下半葉的工業革命發生了巨大變化，工業革命體現了我們現在所知的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這一制度後來使許多人擺脫了赤貧。
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是，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同時也帶來了商業周期的極端困境以及更加極端的金融周期，並催生了對資本主義的嚴酷批判——尤其是來自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他們被資本對勞動力的壓榨所震驚。席勒(Schiller)在其《審美教育書簡》(Letters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中批判了實用性對藝術的勝利，而奧立佛•高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在他的詩篇《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中，突出了與工業化相伴的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社會混亂。
歌德(Goethe)是最敏銳的批評家之一。在《浮士德》(Faust)中，尤其是關於浮士德與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一起推動偉大的土地收回計劃的故事中，歌德預見了隨後在19世紀末出現的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在當今的發達國家中，資本主義最殘酷的特性已經被國家干預所軟化，盡管其代價是不斷增加的公共債務。然而，對資本主義道德基礎的擔憂依然存在。更加矛盾的是，凱恩斯試圖在其著作《通論》(The
General Theory)中為資本主義披上最漂亮的外衣：“賺錢與私人財富機會的存在，可以將危險的人性疏導至相對無害的渠道，如果人類不能以這種方式被滿足，他們可能會在殘酷、不計後果的個人權力和權威追求，以及其他擴張自我權勢的形式中找到發泄渠道。一個人努力壓榨自己的銀行存款余額總比壓榨自己的同胞要好。”
這是一種有趣的見解，但它誇大了金錢的作用，似乎在暗示：只要希特勒(Hitler)、斯大林(Stalin)和毛澤東在早年間每人都能有一家紡織廠讓他們運營，我們或許就能避免20世紀最嚴重的幾場浩劫。
資本主義有自己永恆的事實。其一是，它過去沒有而且將來也不會創造出公正社會的政治經濟。另一個事實是，繁榮與蕭條（以及嚴重的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永久性特征。中國的泡沫像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一樣，是對這一基本事實的有益提醒。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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