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8月13日 06:44 AM
中日韓教科書中的歷史
英國《金融時報》 米強 羅賓•哈丁 西蒙•芒迪 報道
當中國共產黨率領的八路軍1937年開進武鄉縣時，他們的一名指揮官要求看一下村裡學堂的課本。當時只有9歲的肖江河（音譯）依稀記得，那位指揮官對他讀的書不太贊同。如今87歲高齡、又高又瘦而且左眼患有白內障的肖江河回憶起那位軍官的結論：“他說：‘這些都是老書。你們應該讀一些關於抗日的新書，唱抗日歌曲。’”
八路軍火速挺進位於華北山西省的武鄉縣，是為了襲擾一支行進中的日軍部隊，後來這支部隊在平型關戰役(Battle
of Pingxing Pass)中被八路軍擊潰。八路軍指揮官抽時間視察肖江河所在的學校，這表明中共很重視教科書的力量。同任何其他地方的勝利者一樣，直至今日，中共一直在編寫自己版本的歷史——同時抹去對手的表述。
教科書與愛國紀念活動，仍是日本與中韓兩國相互對立的民族主義之間新衝突的中心話題。在日本20世紀上半葉發動的軍事擴張中，中國和朝鮮半島深受其害。
雖然許多日本教科書承認日本帝國陸軍二戰期間所犯下的種種暴行，但它們通常只做簡述或者把關鍵細節隱藏在腳注裡。然而，盡管這些教科書存在種種缺陷，至少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之間還在激烈而持續地爭論這些問題。
在中國，沒有這樣的爭論，執政的中共對歷史及其解釋保持了壟斷。“中國當局需要民眾憎恨日本，”異見歷史學家章立凡說。“像我們這類的政權必須有一個假想敵，”他補充道。“他們利用它將民眾團結在執政黨周圍，好像敵人可能隨時入侵我們一樣。”
而韓國的民族主義被深切的受害者意識驅動，而且朝鮮半島的持續分裂（受中國支持、信奉共產主義的朝鮮，以及受美國保護、實行資本主義的韓國）也使這種民族主義更加復雜化。朝鮮和韓國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曾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先名朝鮮國，後名大韓帝國），這個國家就像是亞洲的波蘭，周圍比它大得多的強國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將其當作附庸國，甚至完全吞並。
這些復雜的動向以及中國經濟的崛起讓人們感覺到，隨著相互敵對的民族主義以有害的方式相互助推，如今這一地區的歷史變得比過去數年更鮮活，也更危險。“中日韓三國都處在民族主義的高潮期，”首爾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教授Sohn Yeol說。
尖閣列島(Senkaku)——中國稱釣魚島——處於日本控制之下，但中國也主張對其擁有主權，這是兩國間最大的潛在衝突點。當2012年日本政府從私人所有者手中購買釣魚島、將其“國有化”時，中國各地都爆發了激烈的抗議活動。
現在，中韓兩國官員正在警惕地等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在紀念日本二戰投降70周年發表演講時會作何言論，他的演講將吸引廣泛的報道。安倍希望日本成為一個驕傲且“正常的”國家，不再受投降歷史的羈絆，因此中韓官員並不相信這位民族主義首相會“明確而毫不含糊地”重申之前政府對日本戰時行為作出的道歉。而做不到這一點至少將使日本與鄰國雙邊關系緩和的進程受挫。
安倍的幕僚圈發出的信號是，他將重述過去日本道歉中的關鍵詞語，包括提及日本的“侵略”，但會試圖將其放在時代背景之下，以一種更有利於民族主義表述的方式表達。“（安倍）一直非常不情願，支支吾吾不願提及日本的錯誤，”韓國執政黨新國家黨(New Frontier Party)的金宗塤(Kim Jong-hoon)說，“他試圖粉飾罪行。我們對安倍改變自己的觀點幾乎不抱希望。”
最近日本國內關於修改教科書、淡化戰時歷史的爭論，在北京和首爾都引起了警惕。中韓兩國還照慣例譴責日本政客參拜位於東京的靖國神社(Yasukuni
shrine)，後者供奉著日本的戰爭死難者，包括一些被判犯有戰爭罪的戰犯。
2013年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
“教科書的問題是我們之間更廣泛歷史問題中的一個，這一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Sohn Yeol教授說，“我們銘記著日本的壓迫，中國人也是如此。但日本人傾向於將那段歷史美化為（他們的）現代化時期。三個國家對同一段歷史各有不同的解釋。”
不論是否合理，中國和韓國不斷的批評都使普通日本人厭倦了為日本的戰時暴行道歉。
“日本已經道過歉，”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亞洲問題專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說，“最重要的一次是時任首相村山富市(Tomiichi Murayama)
1994年8月作出的，那是真正的道歉。但問題在於他們（政客）繼續參拜靖國神社。所以，問題遠未解決。”
日本年輕一代正漸漸變得更加傾向民族主義，他們感覺自己不應再因為祖輩所犯罪行而受到恫嚇，這種感覺可以理解。中國年輕人中同樣高漲的愛國主義情緒表明，亞洲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正被牢牢地卡在一條可能會導致衝突的軌道上。
但對於這樣的預測有一條重要的補充提示：很多日本人仍將日本戰後的和平主義視為強大自豪感的來源。今年夏天，他們抗議安倍重新解釋憲法以允許日本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這些抗議就體現了他們的信念。
日本學者、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退休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表示：“無論未來如何，都必須建立在忠實於過去的基礎之上。1945年後的日本比1945年前的日本一直要好得多。這是它可以自豪的事情。但現在它能否保持這一點是個大問題。”
在中國，中共長期自稱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按照它的宣傳，中共在二戰期間的英雄角色是其66年執政的重要合法性源泉，同時民眾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重獲經濟和軍事“復興”感。但中共的批評者相信，正如異見歷史學家章立凡所言，這個歷史版本更多地與習近平的“當前政治需要”有關。
中國二戰紀念活動的高潮將是9月3日在北京舉行的閱兵儀式。這是中國首次以閱兵來紀念二戰結束——通常中國只有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每滿十周年的紀念活動中才會舉行閱兵儀式。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漢學家拉納•米特(Rana
Mitter)表示：“閱兵與國內政治有關。它是利用二戰的又一個要素，是為了在中國創造這種民族認同感。”
除了將舉行閱兵之外，中國各地還在上映一系列愛國影片和電視系列短片，舉辦愛國音樂會和展覽。在位於天安門廣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一個名為“復興之路”的展覽毫無保留地講述了中國的“屈辱世紀”——從1839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打敗清王朝，直至日本侵華，其中1937年南京大屠殺作為日本最嚴重的單一暴行呈現。北京方面堅稱，日本士兵在南京屠殺了約30萬人，並且強奸婦女，連女孩都不放過。
日本國民在靖國神社
展覽開篇說道：“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蜂擁而至，掠奪財富、屠殺人民。”展覽中有一些圖片，許多父母會認為不適合孩子們觀看，比如在南京的一名日本士兵目露淫光地盯著一名下半身裸露的中國婦女。
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朝鮮半島問題專家歐文•米勒(Owen
Miller)表示：“（日本的表述）從某種意義上是努力使對讀者的影響最小化。而中國的做法正好相反，它努力通過圖文並茂的形式來最大化影響。”
盡管內容是限制級的，但“復興之路”展覽受中國學生、老師和家長的歡迎程度，不亞於史密森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在美國的受歡迎程度。中國學生從該展覽和教科書中會學到什麼，是可以預料的。
來自四川省的13歲學生溫鵬志（音譯）在和同學看完展覽後表示：“我可以原諒英國，但不會原諒日本。日本不僅沒有道歉，而且還篡改歷史……（但）我們將繼續奮鬥，並將超過他們。”
中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在不遠處，一位中國中年男子向他年幼的女兒講解著一幅圖片，上面是1894年至1895年第一次中日戰爭期間一名日本士兵向中國人的屍體揮舞著刺刀——明治天皇統治的日本在此次戰爭中擊敗了中國清王朝。他告訴自己的女兒：“日本鬼子是最壞的。”
東京靖國神社的博物館卻敦促游客重點關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在此次戰爭中，一個亞洲國家首次全面擊敗歐洲競爭對手。
在靖國神社的最後一間房間內掛著印度的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和緬甸的昂山(Aung San)等領導人的肖像，肖像正上方寫著：“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激勵其他受壓迫的人民，尤其是亞洲人民，夢想實現獨立。”它將日本帝國時代描述為是為了讓亞洲擺脫西方帝國主義的奴役。“直至日本在大東亞戰爭（二戰）初期取得驚人的勝利，獨立思想才進入現實領域。一旦對獨立的渴望在日本占領期間被點燃，它就沒有消退過，即便日本最終戰敗。”
日俄戰爭確實啟發了許多亞洲人。米特表示：“舉例來說，在印度，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一直在想：‘我們能從哪裡尋找與英國作戰的啟發呢？’日本打敗俄國絕對啟發了他。”
但這種被日本民族主義者鐘愛的歷史觀沒有得到中國和韓國民族主義者的認同，對後者來說，二戰實際上是擺脫日本壓迫的解放戰爭。他們傾向於將日本作為威脅而非救世主的出場，追溯至第一次中日戰爭。
韓國和中國政府還各自建成了安重根(Ahn
Jung-geun)紀念館，成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不滿。1909年，安重根在中國東北部的哈爾濱刺殺了日本政客伊藤博文(Hirobumi
Ito)。
在首爾市中心一個崎嶇山坡的頂部，有一座紀念安重根的博物館，它在展覽中暗示，由於伊藤博文在日本1910年吞並大韓帝國前夕犯下的諸多罪行，刺殺是合理的。在這些暴行中包括伊藤博文下令焚燒大韓帝國教科書。
克裡斯蒂安•謝潑德(Christian Shepherd)、萬麗和Kang Buseong補充報道
譯者/何黎
FT邀請專家審閱了中日韓三國的歷史教科書，發現對史實的描述比想像的忠實，但確有傾向性描述。先看三國如何描述《馬關條約》。
盡管日本教科書在敘述南京大屠殺時欲言又止，閃爍其詞，但多個教科書版本都承認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數千名中國人死亡，也承認日軍從事了掠奪、縱火和攻擊活動。
慰安婦問題主要對日韓關系造成了影響。日本教科書將一些零散的具體信息放在了腳注裡，顯然試圖將問題擱置。
中國教科書直言文革踐踏民主與法制，日本教科書也稱其阻礙了中國發展，韓國教科書中關於文革的篇幅比日本教科書中的相關內容要長，顯得更加同情毛澤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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