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6月15日 06:39 AM
中共反腐遭遇“軟抵抗”背後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以中共十八大為新起點標志的反腐敗運動，迄今已經兩年半了。再過兩年半，中共就要按期舉行十九大——如果一切都順利不出大事的話。
兩年半的反腐敗運動可圈可點之處很多，特別像剛閉幕的周永康案。然而在海外媒體上，大多數報道和點評均是以一個主題來作解釋，往往把反腐敗描畫成電視連續劇式的過程。雖然那些不全是無稽之談，但這個運動是不應該被這麼全盤戲劇化的。
中共要達到反腐整肅的目標非常之難
客觀地說，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運動包含實實在在的正當性。在這個“一石擊多鳥”的高難度和高風險的頗具規模的操作中，有一個目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這一目標已被拖延很久——就是通過嚴厲懲罰可以計數的少量官員，以威脅和警示龐大的黨政軍警干部隊伍，達到重整和強化紀律約束的普遍效果。相關的官員落馬統計數據在中紀委網站上時有更新，在這裡不大幅度重復引用。
這一目標極難達到，首先是因為涉及面太廣。中國大陸所謂的“干部”隊伍（包括文職武職）究竟有多大，海內外學術界有很多種估算法。最省事的是簡單照搬中國官方統計年鑒，或者引用內地媒體報道的“吃皇糧”人數的毛估，大概有四千多萬人。顯然這麼多人不是目前反腐敗運動要加強紀律約束的主要對像——太多了，管不過來。考慮到凡是在中國擔任最基層以上級別的負責干部必須是中共黨員，把現有的中共黨員八千五百萬人的十分之一作為目標，那也極其可觀了。
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域廣大、層級繁復、系統雜多、不允許信息系統自由運轉，即透明度很低的環境裡，管轄八百多萬手握實權的干部隊伍，是超級困難的系統工程。加上最高層拒絕在現有體制之外、自下而上的獨立監控機制，於是利用反腐敗運動“打虎嚇猴”就成為唯一的常規性手段，以強化自上而下的紀律約束。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反腐早已經超越“殺雞嚇猴”的初級階段了。
讀者可以翻閱近年裡相關的報道：上級紀檢委來人到下級單位抓捕嫌疑腐敗的干部，都是搞突然襲擊，而且越來越頻繁的，是在該干部開會期間甚至會議進行中途抓人，以讓被抓者的同事們知道甚至目擊這一事態，強化其警告和威嚇的效果。
從一句名言看反腐運動的當下效果
由於這個目標針對的不是具體個人或部門，而是整個干部隊伍，所以我們不應該從“點”即某某個人如周永康之流的倒台來觀察其效果，而應該從“面”上來看。
中共十八大上接班的最高層領導人在此前的很多年裡，有太多機會觀察龐大的干部隊伍是怎麼一步步失控的，這不能不令他們焦慮不安。他們要通過反腐敗重整干部紀律，使眾多的干部不要太不聽話、太自作主張、太老油條滑頭、太放肆被公眾抓到把柄、太胡來惹發民眾上街抗議、太機會主義隨時准備把財產和家人情人送到外國。
這些失控在十八大之前的22年中愈演愈烈，其要害早就被北京大學畢業後步入官場、洞察其中奧妙的前中共地級市委書記胡建學（1991年任山東泰安市委書記，1996年因犯受賄罪落馬）一語點破：“到我們這一級的干部就沒人管了”（參閱資料彙編《反貪公告》，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下冊第501-507頁）。他說得極有道理：下面的人對他們無權管，下屬要想得到提拔，只能跟著他們干壞事、賣力為他們干壞事。老百姓若是膽敢監督他們，就立馬被維穩。而上面更有權力的人對他們只看兩件事：GDP是不是上去了？地方上是不是安穩？對其它的事基本不管。
以上這種長期延續的狀態在過去的兩年半時間裡，受到越來越有力的扭轉。龐大的干部隊伍普遍失控的現像，如今得到了大面積整頓。如果我們以當年胡建學的那句名言（本地人戲稱其為“胡書記語錄”）作為一個對照點，可以說，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已經立竿見影、初見成效，因為如今連“副國級”干部都不會認為，無人管他們。
干部隊伍新常態：不做壞事也不做好事，干脆不做事
可是新的麻煩來了，而且這個麻煩還不小——廣大干部消極怠工，上班不干事，出工不出力。絕大多數官員雖然不敢再頂風作案、犯下新的貪腐過失，但他們也不賣力干活、作出新的貢獻。
換句話說，你能通過大力反腐嚇得他們不敢干壞事，但你無法通過同一方式驅使他們干好事。他們干脆不做事。
消極怠工屬於政治社會學裡的“軟抵抗”範疇，是“力量相對弱的一方最常用、代價較小的反抗手段”（參閱經典分析：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中國的干部在民眾面前，依然是相對強的一方；他們要想以維穩的名義抓人關人，照樣抓照樣關，硬得很。但他們在高層領導面前，是相對弱的一方，“軟抵抗”是他們最方便的武器。
中國廣大干部的這一應對方式，早就被他們執政所在地的民眾看得清清楚楚：“以前是不給足好處，不給辦事。現在是不收好處，更不給辦事。”這個廣泛的不作為狀態，連官方媒體也不得不正視：“‘不敢為’‘不想為’、‘不會為’等現像在一些官員身上不同程度存在。為了不出事、不擔責，一些官員甘當‘太平官’、‘庸官’、‘懶官’，能推就推，能拖就拖。為剎住這股‘為官不為’之風，遼寧、廣東、貴州等地正探索並陸續出台相關文件，加大懲處庸政、懶政行為，推出‘不勝任現職干部召回’等制度”（據新華網2015年4月16日北京電）。
2015年4月22日，《2014年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設發展報告》在市委黨校發布，近六成受訪者不滿政府“懶政怠政”（據《新京報》2015年4月23日報道）。眾所周知，這些負面報道能夠在中國官方渠道出大聲，多半是因為最高層領導對此實在看不下去了，覆蓋面太廣了，涉及經濟、黨務、社會管理、文教、衛生、公共事業、警察、軍隊，等等。
官場“軟抵抗”在中國曾有成功先例
如果天安門官場“毛主席紀念堂”裡的主人目擊這些事態，他估計也會長嘆一聲：“同志們，老實說，軟抵抗我也遭遇過！”在中共歷史上與目前最切近的一個先例，是1951年年底發動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當時中共取得全國政權、掌控了大量的新資源後，馬上就面臨著大批干部迅速貪污腐敗的情況，“三反”於是成為不得不下的猛藥。可惜它是非常短命的，只操作到1952年1月下旬就突然轉移目標了，從主要打擊黨內的腐敗分子，變成主要打擊黨外的“剝削階級分子”（參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三冊第21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三冊第14-15頁、第53-54頁）。
此中極為深刻的個中緣由歸結為一點就是，新政權的運作，靠的是黨內干部。你不允許他們多得好處，他們就不給你賣力干活。他們掌控著全國最關鍵的“系統運轉要道和關節點”，一旦他們消極怠工，大中型的體系都會空轉乃至逐步癱瘓。
現在的中紀委領導老是講反腐敗也應該是“新常態”，大半就是感嘆於歷史上那個短命的“三反運動”。雖然目前的反腐敗運動持續的時間已經不短了，可是，中紀委和身邊的團隊再加班加點，也難以解決全國大中型體系空轉和半癱瘓的症結。
打老虎難，打大老虎更難，而想要通過打倒數目可觀的“老虎”打出全國干部體系的工作積極性，則是最難的，這是毛澤東在1950年代初就試圖解決，但到他去世都遠未解決的難題。
反腐帶來的大退潮和大清盤
六年半前西方金融海嘯爆發，格林斯潘引用了一句俗話：“只有退潮之後，才能看出誰沒穿游泳褲就下水。”此言比任何長篇大論都有實效，它點破了非常規性質的大事件對混沌市場的大清盤功效。迄今兩年半的反腐敗運動，在中國的幾大領域都起到了類似的“大退潮、大清盤”功效，擊破了此前多少美妙理論試圖讓全天下相信的奇跡。
其中之一便是meritocracy
即“賢能官員統治制度”，大意是在中國，不需要推進在別的國家經過幾代人反復實踐建立起來的官員監督選拔制度——對官員的多層次、多維度、主要是自下而上的獨立監控機制。因為中國早已經發展出meritocracy（任人唯賢），僅憑著體制內部的自我監督，就能使又賢又能的人穩居最該由他們擔任的官位，無私無貪、全心全意地為公眾謀福利。
兩年半來，借由大力反腐敗揭發出來的一片片塌方式案例、特別是普遍的“軟抵抗、不作為”現像，透露出一個無比沉重的信息：對中國龐大的官員體系來說，過去二十多年裡他們賣力干活、工作出績效的最主要激勵，實際上來自正式工資和福利之外的那些收入和好處。因為目前的反腐敗並沒有減少他們正式的工資和福利，清掃的只是不屬於這個清白範疇的種種實惠，也就是灰色和黑色收入的那幾塊。這麼一來，他們就普遍地消極怠工、上班不做事、出勤不出活了。
這才是深層的體制性難題。這個難題在中國的解決，不知道還要耗費多少代人的努力。好在中國有大量體制外和體制內的明白人，不會被“賢能官員統治制度”的迷魂湯灌醉（F.
Fernandez-Armesto, “In Praise of Petty Politics”, Wall Streel Journal, 10 June 2015, p. 13）。那些負有責任心的人士，不會放棄在中國建立有效的、獨立的、可持續的權力制衡制度的事業。這是比辦周永康之類案件更加關乎中國未來的高難度挑戰。
謝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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